1973年12月22日，中央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原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兰州军区任司令员。
应该说这个调动，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颇具深意的，毕竟原来福州军区就是战备的第一线，和兰州军区的情况差不多，韩先楚本人又是一代战将，所以从调任兰州军区的那天开始，韩先楚便投入到紧张忙碌的战备工作当中。
不过有趣的是，毛主席在事后召见各大军区对调的司令员与政委，当看到韩先楚与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的冼恒汉时，毛主席笑着打趣了一句：
“冼恒汉是个老实人，你到了兰州后，可不要欺负他呀！”
一句话，倒使得有些紧张的韩先楚、冼恒汉放轻松了不少。
然而就连毛主席可能也没想到，还没到两年的功夫，就出了个意外情况。
1975年9月，冼恒汉写信给中央，反映了韩先楚来兰州军区后的一些情况。
简而言之，就是冼恒汉与韩先楚在工作合作上并不愉快，甚至可以说是存在分歧，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一冼恒汉将军出生于1911年，广西田阳人，1929年参加革命，不久之后随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起义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冼恒汉任红七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员。
从这一任命也不难看出，冼恒汉将军具备一定的文化学识，所以后来参加红军后，基本上也是从事政治工作较多。
冼恒汉将军幼年时父亲去世的也早，只依靠奶奶和母亲种两亩地为生，可尽管如此家贫，但家里还是支持了他读书，特别是在他考上了田州师范后，仍然不遗余力的支持他读书，也正是在田州师范读书期间，冼恒汉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1931年5月，红七军军官训练所与红二十军教导队合并成立河西教导队（后来改称红大分校），冼恒汉在教导队毕业后，又被安排至湘赣省委党务培训班学习，毕业后直接被分配担任独立第三师第一连政治指导员。
冼恒汉那时颇感诧异，因为自己当时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还不是党员，时任教务主任的张子意直接摆了摆手：
“我介绍你转党。”
一直到晚年，回忆起这件往事，冼恒汉还无不幽默的说：
“从此，我就走上了从来没有搞过的领导工作岗位。”
冼恒汉将军历任湘赣独立第八师连政治委员。湘赣红八军二十二师重机枪连政治委员、红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党总支部书记、十七师五十一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6师16团政委、四师政委。
如果说走上政工干部之路决定了冼恒汉的一生，那么长征后抵达陕北就是影响他的第二件大事。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转道北上，1936年10月22日至会宁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不久之后，在朱老总一封亲笔信的介绍下，冼恒汉前往陕北保安，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也就是从长征抵达陕北那天开始，冼恒汉就彻底同大西北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的缘分。时隔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一切时，仍然忍不住感慨：
“从1936年长征到陕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西北工作，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质朴、纯真的土地。对于自己亲手参加解放的这片土地，我一直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除了跟随120师在冀中、晋西北开辟根据地外，冼恒汉战争年代大部分时间，也确确实实是在大西北没有离开过。
对于绝大多数开国将军而言，冼恒汉将军其实并不声名显赫，很大一个程度是因为他从事的基本都是政治工作，很少处在一线指挥战斗，然而跟随着大部队，冼恒汉将军前线后方其实都待过，也正如将军后来自己说的那样：
“没有大功实有苦劳。”
解放战争时期，冼恒汉初任一纵政治部主任，配合政委廖汉生在部队开展过“诉苦教育”，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思想教育水平，冼恒汉认为这种工作方式有必要在全军范围内推广，于是将“诉苦教育”的工作模式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彭老总阅后十分赞许，又上报给了中央军委。
一纵在西野开展“诉苦教育”最早，取得的效果也很突出，冼恒汉那时在一纵，跟战士们强调：
“第一纵队就要有第一的样子。”
整个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中，一纵所向披靡，数次圆满完成分割歼敌的任务。
到1952年，中央制定《军事整编计划》，考虑到西北地区地广人稀、资源短缺，于是决定，西北军区只保留一个第一军。
建国后，冼恒汉将军陆续担任了第一野战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政委、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军管会主任、兼青海军区副政委等职务。
到1954年3月，冼恒汉正式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5年9月，冼恒汉被授予中将军衔。
不过就在同年5月，根据中央调整各大军区的命令，当时西北军区改编为兰州军区，军区机关驻兰州市，同时撤销第一野战军番号，原属西北军区的新疆军区改编为大军区。
当时新成立的兰州军区领导机关班子进行了系统的调整，组织考虑到冼恒汉在西北工作多年，于是命他担任了兰州军区政委。
从1955年5月担任兰州军区政委开始，在大军区政委职务上，还是在同一军区，冼恒汉干了22年。
这是一种信任，同时也是一种责任。
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冼恒汉自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只不过，冼恒汉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领导工作岗位，他虽然在兰州军区担任政委，负责军区工作，但多数时候工作重心其实是在地方上。
1968年1月，冼恒汉兼任甘肃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一上任便大力主抓当地的农业生产。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多，雨水少，老百姓寻常就连喝的水也不够，更遑论浇灌，老百姓家家户户存水，都依靠天降雨水、雪水存续维持，要想按照中央的要求解决农业问题，冼恒汉认为，必须要解决水的问题。
在那段时间里，冼恒汉每年基本上有4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基层跑，晚上就住在老百姓家里，同大家一起吃、一起睡，积极探寻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办法。
经过几年不懈努力，甘肃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粮食的产量也在逐年增高。
在冼恒汉主持工作这一时期，甘肃农业生产提高很多，从1969年的50亿斤增长至1975年的百亿斤，大部分地区实现了自给自足，多数的老百姓能够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越来越少了。
冼恒汉将军虽然是个广西人，但他常对身边的人说：
“我们虽然不是甘肃人，但解放后一直在甘肃工作，吃的是甘肃人民的粮，喝的是甘肃的水。这里自然条件差，解放多年了，百姓们的生活还没有太大的改善。我们要和人民同甘共苦，为人民办实事，不能让老百姓指着脊梁骨骂，破坏党的声誉，给党抹黑。”
甘肃工业建设的成绩，也是大众有目共睹的。
比如甘肃著名的天水火柴厂。
天水火柴厂是甘肃为数不多的解放前的老工厂，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记得当年曾给工厂糊火柴盒的经历，事实上就在冼恒汉将军主政那些年里，天水火柴一直是甘肃天水当地一张名片。
甚至还有不少的老人怀念，冼恒汉将军在的那些年，天水火柴两分钱一盒，每盒100根，根根保证质量。
冼恒汉主持甘肃地方建设期间，绝不仅仅只是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尽量下到一线去走访调研。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冼恒汉将军还记得到通渭县蹲点时的情形。通渭县是甘肃有名的贫困县，荒山野岭多，山上旱的连草也不长，冼恒汉将军区蹲点后，与当地的百姓同吃同住，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当地实际困难。
令冼恒汉将军感动的是，虽然老百姓生活都很艰难，却始终愿意相信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带领当地走出困境。
1975年，冼恒汉赴天水视察，结果遇上道路结冰，汽车打滑，一行人下来推车，但这时路过的老百姓纷纷涌上来，提出要帮忙，他们虽然不认识车上下来的人是谁，但都看得到他们穿的军装，冼恒汉再三婉拒，但老百姓质疑帮忙，还对将军说：
“我们那里也有支左的干部，解放军是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见解放军遇到困难也过来帮忙，”
老百姓朴实的话语让冼恒汉非常感动，好像有种回到了革命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情的感觉。
三1973年12月，韩先楚调兰州军区任司令员。
对韩先楚，冼恒汉其实是不大了解的，两人在过去战争年代，就从来不在同一支队伍过，后来建国后，也是常年一南一北，寻常时候也只是听说过，但没在一起共事过，突然调到了一起，因为彼此都不适应，矛盾很快就产生了。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冼恒汉仍然对韩先楚的工作方式耿耿于怀。
韩先楚一代战将，到兰州军区自然也是服从中央的调派，到任后勤勤恳恳，从未有过携带，冼恒汉将军也称，韩先楚到任后，几次下部队检查工作，勘察过战场设置和边防建设。
可韩先楚将军在视察后，却提出了不少“意见”，其中有些让冼恒汉无法接受：
“韩先楚将军提出很多意见，大到战备训练、战场设置、边防建设，小到军区大院的绿化，全都存在问题，需要整改，这无疑是全盘否定兰州军区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韩先楚将军本身身体情况一直不是很好。
秘书姚科贵记得很清楚，韩先楚将军当年在赴兰州军区任时身体情况就已经很差了，但仍然抱病下到部队去视察，并且把工作的重点都放在基层单位，有时还会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快速了解部队情况。
这也导致了韩先楚原本很差的身体更差了。
在多数时间里，韩先楚都是在养病，而且基本上是在北京或者是外地。
可这样一来也导致一个问题，双方在沟通交流上更加不便起来。
1975年9月，冼恒汉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了韩先楚到兰州军区后的一些问题，毛主席看到了这封信后，委托给叶剑英负责。
叶剑英为此还专程给冼恒汉打了一个电话：
“你的报告，毛主席已经看了，中央军委会派人去帮助处理的。”
1975年12月，经毛主席批准，军委派出了以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为组长、副组长的工作组，以检查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名义到兰州军区进行调查。
尽管工作组到了兰州军区后，找了不少军区领导人谈话，并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可冼恒汉认为，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后来到北京开会，冼恒汉特意又就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反映，叶剑英同他进行了一番谈话，并反问他：
“你们两个人像是关在同一个笼子里的两只公鸡，你们说该怎么办？”
冼恒汉略一思索，回答了4个字：
“我愿意调走。”
不过，叶剑英并没有同意，而是耐心的劝说他：
“你在兰州时间长，熟悉情况，身体也不错，还是不考虑调走吧。”
四1977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萧华出任兰州军区政委。
当时，冼恒汉接到这一通知颇感意外，因为从道理上来讲，他是兰州军区政委兼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么大的任命，军委、总政理应事先通知才对，更重要的是，萧华是上将，过去曾任过总政治部主任，来兰州军区后应如何排位？
考虑再三，冼恒汉决定给中央打电话询问：
“中央军委调萧华来兰州军区任政委，有何考虑？”
当时，中央给出的答复是：
“因为你的主要精力是抓甘肃地方工作，调萧华去是为了加强军区领导力量，没有什么别的考虑，到兰州军区以后的位置摆法，按先来后到，你为第一，他为第二，协助你抓好军区部队工作。”
萧华后来到兰州军区后，也对冼恒汉表示：
“我是调来协助你抓好军区部队工作的，他来第一，没有带什么人的指示，第二没有什么框框，是‘协助冼政委工作的’。”
就这样，冼恒汉继续留在兰州军区工作，一直到1977年6月。
1977年6月，韩先楚、萧华、冼恒汉三人接到中央通知到北京开会，会上主要围绕在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展开讨论，认定冼恒汉富有重大责任，并最终决定，免去冼恒汉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等职务。
冼恒汉被免去职务后，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一住就是五年多，期间一直等待分配工作。
1982年11月，冼恒汉接到通知回兰州军区，本来以为只是解决一些遗留问题，但没想到的是，突如其来的批评和指责，让这位老将军本就每况愈下的身子更加虚弱不堪，后来更是引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治疗。
1983年11月出院前，冼恒汉接到通知，退出现役，按照地、师待遇交给地方安置，每个月发200元生活费。
到1985年，又改按正军职待遇。
冼恒汉晚年彻底的闲了下来，除了反映问题，他还写了不少回忆性质的文章，对于他来说，一个操劳工作了半辈子的人，一下子没有了工作，生活上好像很难适应。
日常除了读书看报，冼恒汉更关心甘肃地方的天气，有时天一下雨，他就显得特别高兴，儿女们有时也不理解，还问他：
“你又不工作，还关心天气预报干什么？”
冼恒汉告诉儿女：
“甘肃百姓太苦，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不关心怎么能行。”
一直到晚年，冼恒汉始终牵挂着甘肃地方建设，特别是一些他在任期间想完成却始终没完成的工程，能够看到这些工程的建设完工，对他而言才是最大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