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苏南
笔者是一个典型而又标准的军娃。1955年元月出生在南国一所军校的大院里，2，3岁时随父母北迁汉口，在院校和军区大院中长大，十五岁多入伍当兵，先后在北京卫戍区，武汉军区，总后，总参所属的部队和院校工作，从士兵干起一直成长为团职领导干部。服役二十六年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国税系统退休。回想在部队工作的二十几个春秋，感到既紧张严肃也生动活泼，又称得上丰富多彩，个中滋味确实值得回味。
第一章
永远难忘的在“禁卫军”中的艰苦岁月
（接上期）
2、连队在党校大院警卫执勤的基本情况：
二团一连的前身是沈阳军区第39军第116师347团4连。该连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苏北滨海地区；当时为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二十九团四连。连队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历次战斗中，连队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敢打敢拼，屡建战功；曾荣获“彰武英雄连”、“滨阳追击战先锋连”等殊荣。进入和平年代后，连队继承并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政治工作、教育训练、行政管理等方面抓得紧，过得硬，始终保持在先进连队行列。
1968年春，中央军委决定从北京、沈阳、济南、广州军区各选调一个先进连队，补充到警卫一师各个团，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北京的光荣任务。沈阳军区在所属部队中反复筛选，最后选定了四连进京。这既是连队的光荣也是对连队的肯定。听老兵讲，连队进京经过沈阳时，陈锡联司令员到车站接见了官兵并讲话，为连队送行。
这里说几句后话，当时进京的四个连队在本军区应该是最好的基层连队了，如果不进京可能发展的非常好，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是如此。但是编入警卫部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警卫部队不担负战备任务，不训练也不准备打仗，只要按时上下岗，保证警卫目标不出事就完成任务了，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上下高低区分。警卫部队也有自己的山头，外来户不好立足。一连由一个英雄连队进京到最后被撤编，这个悲惨的结果谁也没有料到，实在是令人痛心和惋惜。
1971年初，一连的连长是周明友，四川渠县人，1961年入伍；他是从39军到北京来的，刚到二团时是副连长，1970年提拔为连长。指导员是李常义，湖北应山人，1964年入伍；他是在二团成长起来的。副连长分别是李宏、张定甫；前者是河北大厂县人；后者是安徽霍邱人。他们都是1965年入伍，跟随连队从辽宁到京城的。副指导员姓何，湖南人，参加过1962年对印度作战；我们下连队时他在地方“三支两军”，以后回连队时间不长就调到师直分队任职了。
1972年下半年，从三连调来张长水任一连副指导员。一排长徐连军，河南通许人。1966年入伍；二排长孙某华，吉林九台人，1968年入伍；三排长朱怀安，1966年入伍，河南温县人。刚到连队时，朱是司务长，以后改为排长；从三连调来栾景文任司务长。四排长开始是魏清明，重庆合川人，1965年入伍，1973年转业；之后将炮班班长王占江提拔为四排长；王是吉林九台人，1968年入伍。
2013年9月我在本单位的宾馆里偶遇来鄂调研的原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局的全局长，他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他是警卫一师保卫科长转业到税务总局机关的。我主动地向他敬礼，并说：“老首长好。”这时，陪同他的省局领导介绍：“这是我们省局姚主任。”全局长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我说：“警卫一师二团一连。”全局长一听感到非常惊奇，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在这个地方还能碰到一师的兵，真是不容易也想不到，以前不知道啊。”我和他聊了一会，才知道他是当年广州军区调到一师那个连队的指导员，在一师发展的比较顺利。
我在一连时，连队主要在原中央党校大院[大有庄一百号]执勤；另有三个班在外执勤；其中二排的四、五班在颐和园，三排八班在国际关系学院。
文革时中央党校停办，工作人员及家属都下放到河南省太康县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70年代初，由于战备的需要，中央军委办公厅和总参机关的部分二级部搬迁到党校大院办公，家属子女也随迁到此院居住。当时在此办公的单位有：军委[总参]办公厅、总参军务部、动员部、总参政治部、总参气象局及总参管理局第二管理处；对外代号“总字085部队”。
当时大院里设了九个岗哨，我们四排在1至3号岗执勤。1号岗哨为大院的正大门，位于最南边；正对着颐和园万寿山的北麓，两者相距二、三百米；这个岗哨由炮班担任。全连的岗哨属此最艰苦，酷暑严寒，雨雪飘落，哨兵基本上都站在露天里；冬天满身霜，夏天汗浃背。2号哨在办公大楼的大门口，3号哨在办公大楼一楼的最西边，此处有个地下室，里面有6、7个房间，都存放着档案资料。哨位在地面，也可以下到地下室。
我开始独立站岗放哨时，是在2号哨执勤。这个岗哨担负的是整个大院里最要害的警卫任务。办公大楼由七层高的主楼和东、西侧的配楼组成；主楼的第二层有内走廊与配楼连通；内走廊的下边是架空层，为车辆通行的主干道。在主楼里日常办公的有二百来人，其中有总参的首长，办公厅和军务部、动员部、政治部的首长及工作人员；气象局在西配楼办公，其人员不从主楼门口进出。当时在此办公的有：彭绍辉、王新亭、向仲华、李达、陈继德等几位副总参谋长；张才千、闫仲川副总长日常在西山军委办事组办公，但是也时常来085大院处理公务。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首长在“九一三事件”前也数次来大院开会和办公。
在大楼办公的所有人员出入时，哨兵都要查验个人证件。证件的外观都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纸张颜色不同；分为绿色和橙色。这二种证件都可以进出本办公楼，后者还可以进出西山军委办事组办公楼。我单独上哨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大约在上午九点来钟时，一辆奶白色的吉姆轿车停靠在主楼的台阶下，从车里出来一位身材清秀、表情庄重的首长，后面跟着个手提公文包的秘书。我一看就知道是位大首长；[当时能坐吉姆车的都是大官。
经常来大院办公的副总长们，如果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其专车是大红旗；其他首长的专车都是苏联生产的吉姆轿车。当这位首长走到门口时，我先敬礼后请他出示证件；此时秘书叫道：“这是军委办公厅肖主任，你不认识吗？”肖主任对秘书说：“这位小同志做得对，人人都要遵守规定。”说着肖主任就将证件交给我，让我查验；我仔细看了看，确实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肖剑飞主任。于是我给首长敬个礼并请他进入主楼。
从此，每当我在执勤，肖主任进门时，他都要主动让我验证。“九一三”后，肖主任调离了办公厅，但是首长谦和的态度、慈祥的目光让我永远难忘。
在主楼门口站了一年多的哨，经常见到在此办公的几位副总长：陈继德个子比较高，但他腰挺不直，走路时身体往前倾；进门时不看哨兵，给他敬礼时，他很少还礼；王新亭也是如此作派，个子不高戴一付眼镜，不苟言笑，走路不抬头，总是心事重重的模样；李达当时刚恢复工作，比较谨慎，对人很客气；向仲华和彭绍辉二位首长都比较平易近人，我们向他们敬礼时，一般都会还礼或点头示意。有几次彭副总长都主动的关心哨兵，严寒酷暑时，首长都要求哨兵往楼洞里站岗，不要冻着或晒着了。
1972年上半年，连队将主楼门口与主楼地下室的执勤人员进行了调换；我们班的几位同志都到地下室的哨位上执勤。地下室在一楼内走廊尽头的南边，北边是女厕所，中间有扇大窗户和一个暖气包，窗外就是西边主干道和西配楼。在此站岗比门口哨兵轻松和闲散；这里不用保持笔挺的军姿和严整的军容；冬暖夏凉，雨雪无碍。上哨时可以在哨位上站着，也可以沿走廊来回走；尤其是有女兵上厕所时，就赶紧走到走廊的东头回避。
在此执勤，哨兵始终配戴手枪，无需像其他哨位，白天配手枪，晚上扎弹袋携步枪，有点烦琐之嫌。在地面上站累了，还可以下到地下室，坐到桌子上休息一会（地下室配置了一部外线电话及桌子）；或站在窗前浏览主干道上人来车往的景况。每每上哨我就会感到寂寞，二个小时里除带班员过来察看一下当班情况外，几乎见不着外人；无所事事也无可奈何。
我在地下室站了一年多的岗哨，一个哨位6个人，每天每个人要站二次岗，早、晚各一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时就觉得站岗太没有劲了，就是去养猪种菜做饭也比站岗强。直到1973年11月17日晚将执勤任务交给三团的部队，全连告别085大院，开始千公里野营才离开这个哨位。
在党校大院的三年多里，除了正常的执勤站哨外，连队还担负了诸多的经常性临时执勤任务；其中既有本院的，也有院外的；此处主要介绍院内的情况，院外的情况后面再重点介绍。
1971年伊始，全党全军都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军委办事组和总参党委是此运动的重点单位；黄、吴、叶、李、邱则为重点对象，不停地开会学习以及作检讨。在此期间，黄吴李邱到大院来了数次，白天晚上都来过；据说叶群也来过。他们大多数时间是在东配楼一楼的会议室活动；也在大礼堂里开过大会。只要首长们过来办公，办公厅警卫处就会提前通知连队，临时加岗加哨，安排警戒任务。我就多次执行过这类临时警戒任务。
我在小会议室门口和大礼堂后台[主席台]的小门口执勤时，多次见过黄、吴、李、邱和李德生、陈士渠、刘贤权、张才千等首长；他们当时都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一次散会后，张才千刚上车，车门还没有关，专车司机黄助理[首长从南京带来的]就加油门往前跑，结果这红旗车的车门一下子就甩到路旁的石柱子上，严重的变形损坏。无奈之下，首长只好坐其他首长的车回去。
在085大院的三年多时间里，文娱活动是比较丰富多彩的，除了经常放映电影之外，不少军内外的文艺团体都来演出过；如：总政歌舞团、歌剧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铁道兵文工团、工程兵文工团、中央广播艺术团、煤矿文工团、铁路文工团、北京电影乐团等均到此献艺。
凡有演出时，连队肯定会派兵去执勤；在大门口帮助礼堂工作人员维护秩序，或在后台的小门口放哨，不准无关人员靠近及进出。除此之外，有时候首长办公或开会及加班时间比较晚了，就在大院里临时住宿；当时大院的最北边有几栋小楼，是原中央党校领导的住宅及苏联专家的招待室；文革时期此处已经是人去楼空。于是管理处就将小楼改造成首长的临时住房；几位在大院日常办公的副总长都在此休息过。
只要有首长在此住宿，连队就要临时加派岗哨；每个小楼的门口都有哨兵站岗。诸如此类的院内临时执勤任务会经常发生。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两次在大礼堂的后台小门口临时执勤时的往事；1971年的3、4月份[具体时间忘记了]的一天中午，我正在蓝球场上奔跑，此时张唤全班长过来通知我：赶快回房间整理一下，带武器到门口集合，到大礼堂执勤。于是我们6、7个人在三机班王班长的率领下，来到大礼堂；王班长分配任务，让我到后台的小门口站岗。那一天总参机关师以上的干部都从京城各地，汇集在这里。
下午二、三点钟时，黄、吴、李、邱等乘坐各自的专车先后来到后台小门口，陈继德副总长已经在此恭候。黄总长从台阶上来后，直接进入主席台，他身材高大，表情凝重，庄严威肃；我给他敬礼，他看都不看；李作鹏副总长的作派与黄总长类似，戴了一幅墨镜，气场很足；邱和吴两位副总长就比较低调，显得平易近人；我给他们敬礼时，邱看看我，点了点头，笑了一下；吴则向我回了一个军礼，还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1971年国庆节后，总参党委在党校大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开展揭批林彪集团的运动。这个会议规模非常大，到会人员也非常多，上百辆大、小车辆把几个停车场都停满了，几百名高级干部把礼堂座位也座满了；这次会议警卫规格非常高，我们连队出动了几十人把礼堂四周都围起来了；无关人员不准靠近礼堂，哨兵距礼堂也要在三十米左右，不得擅自接近礼堂窃听会议内容。礼堂的大门口和主席台[后台]小门口分别由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和管理局二处政委带领警卫处保卫队的人员把守。我当时担任流动哨，围着礼堂巡逻；大会是由张才千副总长主持，总参首长和军委办事组的首长都出席了大会。即使在外边，相隔几十米也能听到会议开始时，全体人员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束前唱“国际歌”。这场高规格大会的情景，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
作者军装照
姚苏南，男，1955年元月出生于革命军人家庭。1970年12月入伍，在首都警卫一师二团一连当兵，曾经在军委办公厅大院站岗执勤3年多。1974年12月调入武汉军区部队工作，先后在装甲兵，军区后勤部和院校工作。历任战士，班长，排长，管理员,，教员，参谋，副处长。1995年转业后在国税系统工作，先后任湖北省国家税务局办事员，科长，武汉市硚口区局副局长，省局副处长，处长。2015年3月退休，现在居住在广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