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人们长期以来更关注后者，毕竟这是一件深刻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世界史的重大事件。但前者，即东北易帜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它标志着旧军阀割据时代的结束，捍卫了祖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独立，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是张学良对现代中国做出的第一次重大贡献。
很多历史学家对张学良的此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比如唐德刚说：张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这件大事，不仅在三千年国史上史无前例，在世界史上也鲜有其俦。
李敖说：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张学良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
无论是东北易帜，或者西安事变，张学良的个人性格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这位“少帅”张学良，这两件事可能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按照后来的历史轨迹行进。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简单地认为，张学良东北易帜背后的动机完全就是单一纯粹的，只是出于他的个人性格或者爱国情怀。事实上，无论在东北易帜还是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决策都包含了他对当时局势和利益的全盘考量。
就拿东北易帜来说，张学良固然是个值得称赞的爱国将领，但这并不是构成促使他东北易帜的全部原因，除了个人的情怀，以下4个客观原因，也是推动张学良不得不同意东北易帜的重要原因。
首先就是国民党的大军压境。
1928年，蒋介石联合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发起北伐。北伐军攻势凌厉，在北京主政的张作霖迫于压力，于5月8日通电求和，6月2日连夜撤出关外。
当时，北伐军并没有打算就此放任东北军回归老巢，他们紧追不舍，与东北军在滦河两岸展开了军事对峙。
这个时候的北伐军内部，确实对要不要妥协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北伐军不必“赶尽杀绝”，有人则认为，应该以武力的方式，彻底解决东三省的问题，以免遗患将来。
和张作霖有过大过节的冯玉祥就持后一种做法，他坚决反对妥协，主张武力。
当时的东北军大帅新丧（皇姑屯事变）， 群龙无首，军心不稳，又面临着如此内外压力，刚刚成为东北军新统帅的张学良，面对这一局势，和北伐军展开议和无疑是一个最保险的决策。
第二个原因就是东北军内部的分崩离析。
随着张作霖这位在东北军中拥有绝对威望的人的离世，东北军一下子就失去了它的重心，之前东北内部被掩盖的派系问题很快就凸显了出来，如果不解决这个矛盾，东北军可能不等日本人和东北军动手，自己就先垮台了。
当时的东北军中，势力最大的是三个派别：第一当然是以张学良为首的“少帅派”，第二是以张作相为首的“绿林派”，或者“元老”派，第三则是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
张作相和张作霖同出绿林，也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无论从资历、能力、威望来看，他都足以成为张作霖死后东北军中的核心。（张作相曾在吉林力主禁烟，修筑奉海铁路，创办吉林大学，尤其在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力排众议不搞株连，为奉系保存了一批骨干，在东北系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但张作相是一个“旧道德”观念很强的老实人，加上他受过张作霖的托孤重托，所以，即使他和张学良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矛盾，还是坚持和张学良一派保持步调一致，力保张学良主政东北。
如此一来，东北的矛盾实际就集中到了张学良和杨宇霆两派的身上。
张学良和杨宇霆的私人恩怨很深，一些政见也很不一致，但在东北要不要易帜，全国要不要统一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却是一致的，也就是都认为统一是时代的潮流，是人民一致的呼声，东北应该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否则就将被人民抛弃。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说法就是杨宇霆勾结日本人，张学良下令处决杨宇霆，其中的一条罪名就是他“阻挠统一”。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很多历史资料都证明了杨宇霆并非一个亲日派。
比如策划“皇姑屯事变”的主谋之一，日军大佐河本大作就曾说：“杨宇霆也忘了日本的恩德，向美国献媚，准备大借款。”1928年8月的《朝日新闻》曾专门发表文章《狡猾哉杨宇霆》，怒批杨宇霆说：“我们过去把杨宇霆看成很诚恳、恭谨、孝顺的，是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养老女婿，实指望他将来对我们养老送终，顶半个儿子用，不成想，他的良心和心眼一转眼间都变了。”土肥原贤二也曾说：“杨宇霆对日本也一直持不恭顺的姿态，尤其是去年以来他的排日态度更是不能容忍……”
其实，早在1927年，蒋介石率领北伐军进攻两湖时，杨宇霆就声称：“南北妥协非不可能之事……南北两方并无感情之冲突……政见相同之处甚多，确有可能合作。”
张作霖被炸死后，杨宇霆立刻就派出手下张宣与南京政府联络，要求加入南京政府，实行南北统一。
作为杨宇霆政治上的对手，张学良只有尽快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抢在杨宇霆之前和南京政府达成共识，才有可能在舆论和社会，乃至东北军中建立自己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宇霆客观上实际起到了推动张学良下决心实行东北易帜的作用。
张学良要进行东北易帜的第三个原因清晰明了，就是日本人长期以来的欺凌和压迫。
张学良和日本人既有国仇，又有家恨，还有私怨。
“国仇”是显而易见的。日本长期以来觊觎中国，28年北伐军胜利在望之际，日本人眼看中国统一在望，妄图出兵山东，阻挠北伐军进入华北。此前的种种赤裸裸的强盗行径，更是不绝于史。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全国人民愤慨的情绪下，在各地抗日活动方兴未艾的形势下，张学良实无论如何也不能靠近日本的。
家恨。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不能报仇雪耻，何以立于天地之间？以张学良的性格，他不会背负这个深仇大恨去投靠日本。而且，正如前文所说，在旧军队中，“旧道德”也是维系军队战斗力和稳定性的重要基础，张作相正是出于他对“旧道德”的坚持，才放弃自立为王的可能，坚持拥护少帅张学良的。如果张学良反而违背了“旧道德”，那么，他很大一部分的合法性也就随之丧失了。这不仅关乎张学良的“私人品德”，还事关张学良的权力基础。
在除掉张作霖后，日本人的打算是趁着张作霖刚死，东北陷入混乱之际，实现其武装占领的阴谋，但没想到东北并没未陷入混乱。当时《时事新报》等报纸纷纷报道了日本试图拥立溥仪为傀儡的动向，一时间舆论纷纷，满城风雨，这不能不引起张学良的高度警惕。
1928年5月30日，孔繁蔚等南京谈判代表抵达北京，和张学良、杨宇霆等人接洽，他们在后续的谈判中提出三条强硬的条件：
第一，东三省必须该换旗帜；
第二，东北军必须接受国民政府改编；
第三，奉方必须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
当时的东北军虽然战败，但并未遭遇致命打击，面对这三条颇有城下之盟意味的条约，他们表示不能接受，谈判最后未达成协议。
在张作霖身死后，张学良返回东北，紧急处理东北权力交接和稳定的问题。张学良在张作相等人的支持下，稳住了东北内部。之后张学良在与南京的接触中，逐渐同意了实行易帜。
此时，日本方面出来阻止，他们警告张学良，东北如果非要易帜，将会导致东北陷入混乱，对此日本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迫于形势，张学良不得不致电蒋介石，建议推迟东北易帜的时间，并和蒋介石达成了默契。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日本在东北各地制造了很多冲突和爆炸案，还出动了数千名日军在奉天火车站集结示威。
11月6日，张学良前往日本参加日本天皇的即位大典，向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表达了他必须易帜的决心，田中表示“此为中国内政问题”，对张学良表示了默认的态度。这扫清了东北易帜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日本态度的转变，和英美势力的干涉有着不小的关系。1927年11月，中日就满蒙铁路问题谈判期间，美国有感于日本企图独霸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野心，曾在公开照会日本，该谈判不得损害美国利益。
此后日本并未终止其侵华脚步，美国于是连同英国，一面自主蒋介石北伐，以完成中国统一的事业，一面对东北的张学良表示全力支持。张学良曾在给蒋介石的一份电报中说：“英美对我已有所表示”。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后来也指出：“当时张学良周围的年轻要人都醉心于欧美立场，张雪莲过夜吧这些人作为谋士加以重用，以至张学良由‘恐日’逐渐变为‘派人’，并发展到‘侮日’的地步。”
由此可以看出，在东北易帜这个重大历史进程的背后，还有美日角逐的因素在。正是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东北易帜被有效地推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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