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察、大计是清代考核官吏的基本制度，考核内容为“四格”、“八法”，很多读者可能对这一方面的内容不是很清楚，不太明白何为四格、何为八法。御史整理相关资料，和诸位来个讲一讲这个问题。
什么是四格明末天启年间，吏治败坏，吏部尚书周嘉谟认为之前的考核制度需要改进，重新制定了六个新的标准，称“六事定官评”，即守、才、心、政、年、貌。
清初时将此六个标准浓缩为“四格”，顺治三年定：
外官大计，凭各直省督抚核实官评，分别汇题。吏部会同都察院、吏科、河南道详加考察，分别奏请，填注考语。用才、守、政、年四格为准，明白直书。
不管是大计还是京察，所考四格均包括官员操守、才能、为政态度以及年龄，这也成为官员任职的四个硬性条件。
按照乾隆朝《大清会典》的记载，四格皆有三等，才分长、平、短；守分清、谨、平；政分勤、平、怠；年分青、壮、健。每个官员根据不同的分等，便可得出考核的最终成绩。
才，是指执事指能力。从未入流之驿丞等到二品布政使，每个职位都有其各自的职责，都需要相应的办事能力，在履行具体职责的过程中“才”的意义才会体现。
守，指官员的操守、品行。是官员施政过程中职业道德、职业准则的具体体现。操守中驿“清”为最高要求，次等要求“谨”，即谨慎、小心之意。守谨意为严格要求或重视为官之操行。
政，是指官员的为政态度，指官员实际工作状况及对工作的重视与负责程度。
年，就是官员实际身体状况。它要求官员须有正常工作的能力，这是对官员任职最基本的要求。
什么是八法八法制度源于明万历时期，清代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八法的内容为：贪、酷、不谨、疲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
康熙九年具体明确了八法的处分规定：
八法处分，贪酷者革职提问，如事在赦前，免罪，永不叙用；不谨、疲软者皆革职；年老、有疾者皆休致；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浮躁者降三级调用，皆不准援赦，纪荐、加级，不准抵销。
乾隆二十四年奏准，各省犯贪酷官员，该督抚可随时题参，革职提问，永不叙用。也就是说，凡是犯了贪、酷二项罪名的各级官员，根本不用等到三年大计才进行考核处分，督抚随时可以弹劾。所以从乾隆中期开始，原先的八法变成了“六法”。
贪、酷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为历代统治者、普通百姓所唾弃。因为这类官员违反的是官德中最基本的规范——公、清，偏离官员基本职业准则，对吏治的影响也最大，当然受到的处分也最严。
不谨，是八法中除贪酷以外最重的处分，大计官员不谨者要革职。实际上，“谨”的意思比较宽泛，涉及官员的操守、品行、职业道德等。概而言之，凡是有玷官箴者都可归为不谨的范畴。
为了更好理解不谨，御史特举几个例子，诸位一看便知。雍正二年，大计考核知州沈元鼎，其评语为“关防不谨，全无约束，性类市井，殊乏官箴”；巡检沈一亭评语为“官箴不谨，纵容家人、衙役滋事，漫无约束”，此二人均革职提问。
疲软无为者，实为无任职能力之官员。其处分与不谨同，都是处以革职。疲软可以理解为现在的不作为，比如康熙六十一年大计，知县张暎就被评为疲软，其考语为“软弱无能，遇公事毫无定见，听讼词执持两端，诸位废弛”；乾隆四年，教谕庞玺的考语为“怠玩偷安，一味沽誉，全不训饬士子”，均处革职。
浮躁，较不谨、疲软的性质要轻，是官员个人性情的一个反映，或许是与生俱来的，多表现心浮气躁、轻率马虎，无益于政事。这类官员的处分，要比才力不及要重，一般都是降三级调用。
如顺治十五年，按察使管起凤的考语为“举动轻躁，接见属吏，横加呵斥，大失临下之体，赋性偏拗”；雍正二年，巡检祁文宣的考语为“赋性浮躁，巡缉疏懒”。
才力不及是针对官员施政过程中，就个人能力不能胜任具体工作，不适合某一职务。对此类官员要给予降调处分，较疲软无为、浮躁要轻，一般是降二级调用。
在大计考语中，“才具平庸”、“才具短拙”等，都是指官员才力不及。比如雍正二年大计，知县罗宽的考语是“奉行公务，任意延挨，不结审词，听断不明，征比钱粮无术”，乾隆四年，知县杨武容的考语为：“才具短拙，政务多疏，难胜牧民之任”。
年老、有疾，自然是相对于“四格”中之“年”格，这里的年并不一定就是指年龄，也包括生理年龄和身体状态。凡是身体不支、不能胜任工作的，一般给予休致处分。
四格、八法源于明，而完备于清，它规定了清代文官考核制度的内容和处分标准，其全面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都很强。对于各级官员来讲，在大计中受到处分都是很严重的，会直接影响仕途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