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带领大军奔袭京城，此时京城虽然还有不少明军，但早已断了粮饷，为了激励他们，一向爱面子的崇祯帝不得不放下皇帝之尊，哀求各个宗室和大臣们捐款发饷。
出乎意料的是，各个大臣纷纷推辞家贫无钱，崇祯碰了个闭门羹。
一国之君居然拉下脸找群臣要钱
既然大臣靠不住，不如寻求与大明休戚相关的宗室亲戚吧，为此崇祯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周奎，周奎这些年借着国丈的名头捞了不少钱，如果他肯带头捐款，或许能带动其他人。
看到女婿上门开口就要十万两，周奎头摇的像拨浪鼓一般，说什么也不肯捐献，好说歹说只能捐献一万两。
估计周皇后觉得不好意思，拿出五千私房钱给老父亲撑面子，结果周奎私留了两千两，满打满算只捐了一万三千两。
有了周奎带头，其他大臣只能掏出私房钱，结果要么几十两，要么几百两，前前后后只募集了二十万两，但对欠粮饷多年的明军来说杯水车薪。
几天后，京城被攻破，崇祯自缢煤山。
一国之君拉下脸面找群臣要钱，崇祯算是让大家开了眼了，堂堂大明国库真的一点钱都没有了吗？
说实话还真没有，写下《甲申纪事》的赵士锦在京城陷落三天奉命接管节慎库，结果发现新库内只有两千三百余金，老库内只有千余金等等，不由地哀叹：国家之贫至此！
要说明朝穷吧，江南那些个盐商过得神仙日子，要说明朝富吧，崇祯拉下脸找群臣要钱，堪比魔幻。
历来有人将明朝国库贫乏归咎于一帮宗室，虽然有部分原因，但根源其实在于开国的朱元璋以及朱棣。
晚明士绅日子过得不错
事实上不仅是明末穷，整个明朝都为了国库收入抓破头，毕竟朱元璋一开始确立的税收制度本身就有问题，后来一些改革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修修补补罢了，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自然也就愈加的没钱。
朱元璋作为大明的开创者，从制度设计上就没有考虑过朝廷富裕的情况，在眼里，朝廷富裕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因而只收田税，田税税率低，至于商税则是三十税一，属于比较低的税收了。
注：明初实行两税法，即按亩征收，分夏天和秋天两次缴纳，以实物为主，当然可以用钱代替实物。
而且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于官府有着天然的不信任，严格禁止官吏下乡盘剥百姓，设立粮长，把权力下放到村，每个村自己选一个粮长出来把粮食运到乡里，免去官府的盘剥，而且禁止官府滥发徭役，平均每三年一次徭役，冬季农闲的时候徭役也不超过一个月。
朱元璋对官府有着天然的不信任
洪武盛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折腾，百姓都能活下去，上一个底层百姓这么轻松的还要数汉文帝。
而且朱元璋和汉文帝一样，生活简朴，汉文帝舍不得修亭子，朱元璋就把皇宫当菜园，吃的是自己种的菜，穿的是皇后织的布。
帝王都这么简朴了，官员们自然也不能享受，因而朱元璋制定了历史上最低的俸禄，不仅如此，能不发钱就不发钱，大家都去领实物回去，比如米面什么的，有什么发什么，不饿死就行。
至于明军，朱元璋的卫所制度下，平时耕田，战时打仗，自给自足，基本不需要老百姓供养。
另外朱元璋搞出了不可轻易改变的户籍制度，包括民户、军户、灶户、医户、匠户、渔户等等，给每个人都安排好职业，大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世代代一直维持下去。
而税收的大头其实就是民户的田税和灶户的盐税，而卫所则需要上交军粮给不下屯的军士食用。
后面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
以田税为例，每个县会按照户口数和田地来确定每年应该上缴的粮食，登记造册，然后每隔十年再清查一次，按照朱元璋的设想，只要地方官用心，百姓安分守己，大明的财政收入是不会有问题的。
而且为了避免朝廷想过收税剐百姓财富，朱元璋又再三强调，禁止地方官府邀功搜刮百姓财富，地方受到的税收供养地方政府就行了，即便有多的部分，也不要把粮食交到朝廷，存起来，以便灾年赈灾。
可以说朱元璋的制度突出一个不折腾，尽量不折腾百姓。
但社会是发展的，大家不会一直固定一个职业上，加上承平日久，贫富差距就开始出现了，伴随着贫富差距的就是封建时代的核心问题——土地兼并。
本来土地买卖需要在官府登记，以便明确谁日后交税，但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钻空子，随着钻空子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不知道这块田到底谁负责交税，而且一个县负责税收的官员也就那么多人，不可能面面俱到，田税开始减少。
而有些人更是堂而皇之的买通里胥，说大水冲了自己的田，于是这块田日后再也不用缴纳田税了，至于是真是假，官府也经常不过问，但田税是固定的，官府就会把该交的税摊派到别的田里去。
随着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老实缴纳田税的人也受不了了，要么跑了，要么献田隐匿起来，毕竟有功名的士绅和寺庙道观是不需要缴纳田税的，至此，田税越来越少。
田税这样了，卫所屯田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田税这样了，卫所屯田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卫所的屯田都是朝廷的，但随着卫所制度的崩坏，很多屯田都都成了大家的私人财产，种多少地缴纳多少军粮也成了一笔糊涂账，甚至到最后这些田都被军官给侵占了，加上军官克扣粮饷，一些军户也受不了跑掉了，卫所彻底彻底糜烂。
盐税也是如此，因为盐户的课税太重，很多人盐户要么逃走，要么直接沦为海盗。
可以说到了明朝中期，朝廷能够控制的土地已经越来越少了，哪怕核心的南北直隶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为了增加收入，朝廷就开始不断添加各种名目，地方也变本加厉，频频编制各项名目，最终导致百姓负担更重，朝廷也没收到多少钱。
明朝税收的变化
洪武年间：税收稻米2300万石、麦子470万石；
正德年间：税收稻米2200万石、麦子462万石；
嘉靖年间：税收稻米1800万石、麦子462万石；
眼看税收越来越少，很多人试图改革，但一直都是小修小补，甚至还不如之前，比如弘治时期废了开中法。
原先朱元璋规定，盐商将粮食运输到边疆后再去拿盐引卖盐，现在好了，直接可以拿银子换盐引，朝廷拿银子卖粮食补贴边军。
政策看起来没问题，毕竟明宪宗和明孝宗就喜欢拿着盐引当货币滥赏外戚和勋贵，导致大家不愿意运粮。
结果废了之后更差了，朝廷是拿到钱了，但从内地买粮食运输到边疆，漂没不少外，粮食还涨价，士绅们赚的盆满钵满，边军连粮食都快吃不到了，甚至导致朝廷不得不多拿钱补贴，开销越来越大。
废了开中法和卫所的崩坏，朱元璋的两项制度算是破坏干净了。
张居正
废开中法之后最大的改革就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了，当然一条鞭法的初衷并非减轻百姓的负担，也不是提高朝廷收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现有的各项名目统统归为一项，按照每个县田地的多少进行摊派，其次就是把差役折算成银两，也摊派到田地里去。
如此一来，百姓可以不服徭役，只需要交税就行。
一条鞭法虽然没让明朝的财政制度有了根本性的好转，但确保了这个制度不会再烂下去，也让万历初期的国库居然有了存银。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万历三大证，后面又是三饷加派，又搞出了矿税，执行下去又是一地鸡毛，最终被迫废除，到了明末的时候，掌握社会财富的士绅阶层的土地不纳税，想要收点商税还被人想着法儿抗税。
直接导致万历之后的三位皇帝，国库愈来愈穷，最终捉襟见肘。
谈到这里，很多人就会说漏了宗室，其实相比于士绅阶层，宗室那点钱根本不够看。
当然明朝的养猪政策的确影响了明朝的财政支出，而这个锅得朱棣背。
明初朱元璋分封儿子那是真正的实行分封制，和西周的分封制是一样的，尤其是九大塞王。
而这些分封的土地也不是这些藩王一个人的，他们要将这些土地分封给公侯伯爵勋贵们，勋贵再分封给千户和百户，形成一套封国体系。
九大塞王
比如宁王朱权，他的封国是宁国，他要养八万军队六千战车，外加朵颜三卫一万五千骑兵，这些朝廷都是不给钱的，因此说宁国土地多，但和宁王没啥太大关系，又不是宁王一个人的。
而且朱元璋封国也不是为了让他们享福的，九大塞王是朱元璋构建的抵御蒙古人入侵第一道防线，也就是说只要外敌入侵，这些塞王需要亲自迎击，给皇帝反应的机会。
可以说明初的藩王那是真正的实封的，类似于西汉的列侯，有封地、有军权、有税收、有人事权，这也是为什么明初藩王这么有底气的原因，因而地方官府根本管不住藩王们自己的土地扩张。
这些官员频繁弹劾他们欺压百姓，一方面是朱元璋的儿子的确为非作歹，另一方面是和藩王争权，毕竟藩王兼并土地首先侵犯的就是地方官的权力，地方官又不能以这个事弹劾，只能以欺压百姓为由弹劾，说实话他们什么时候真正在意过百姓的生活？
而之所以设立九大塞王，就是朱元璋认为外人不可靠，让儿子们代替勋贵保卫边疆，甚至给儿子们独立征伐之权，更允许藩王高举皇明祖训清君侧，剔除乱臣贼子，最终坑了朱允炆。
朱棣靖难成功后怕其他兄弟有样学样，剥夺兄弟们的权力，推行养猪政策，也让本不富裕的朝廷更加雪上加霜。
比如天启四年（1615年），这一年，朝廷需要拿出3967万石的禄米，当然朝廷自己都过不下去，并不会全给，实际上从明朝中期就是开始欠发禄米了，偏远地区的郡王军日子都异常的拮据，而且天启年把宗禄固定了，实际支出并不大。
当然亲王富裕还是富裕的，毕竟他们生活大头来源其实是不交税土地，这又得说回朱元璋了，毕竟朱元璋规定宗室亲王的田不交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