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问父亲：“这一辈子，您和谁关系最亲近？”
女儿一番话，让邓小平略作沉思，他这一辈子遇到不少人，与很多人结下过深厚友谊，若论关系亲近，其实有很多。
但要论“最”，那就得好好排个序。
“周总理，当然还有你李伯伯（李富春），聂伯伯（聂荣臻）。”
其中周恩来，与邓小平可谓关系颇深。
一、相识在法国巴黎1976年1月，周恩来追悼会上。
作为党中央代表，邓小平向与会者宣读了悼词。素来鲜少感情外露的他，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却几度哽咽。
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生活与周恩来几乎难分难解。
因历史年轮推动、共同的人生追求，两人相识于1920年的巴黎。那一年周恩来22岁，邓小平16岁。
周恩来早邓小平一个月到巴黎，是最早一批巴黎开展进步活动的代表之一。而邓小平正是在周恩来等人引导下，加入了大中共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经过锻炼逐渐成长为该组织的骨干。
那时候支部工作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年龄小、入组织晚的邓小平日常就做些辅助性工作，分工不同，彼此的革命热情却很高。
除革命之外，两人很多兴趣爱好也一样，同样爱看足球、爱吃牛角面包（一种普通的食品），也一起为旅法的同学筹办了“中华豆腐店”。
在法国那几年，朝夕相处的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于邓小平来说，周恩来是兄长，亦是前行路上的明灯，恩来对共产主义的坚持，亦成为了他革命热情始终不消的原因之一，正如他对女儿邓榕所说：
“我一直把总理当兄长，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1924年秋，周恩来回国。
邓小平并未随周恩来一起回国，而是在法国、苏联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辗转回到国内参与革命工作。
两人分别这几年各有所获，各自也经历了不少事，相对过去更加成熟、稳重，同样对革命的热情不减当年。作为时代赋予了特殊任务的两人，终归会再次相遇。1928年1月，两人重聚于上海。
经党中央决定，周总理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而邓小平则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负责协助周恩来等人的中央日常事务。
昔日故友再次重聚，又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两人并肩战斗、生死与共，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更加可贵。
除日常工作外，两人曾有半年时间还住上下楼。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住楼上，邓小平则住楼下。
上下楼的互动、工作扶持，再加上法国留学的经历，让两人对彼此都很信任，也很认可。
两人对共产主义都有着远超于人的理解，对革命更有着坚强的信念。尤其是建国后，邓小平作为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工作，两人更表现出不一般的默契。
工作上理解、信任、支持，生活上也很关心。邓小平关心周恩来，周恩来亦会对邓小平方方面面都很在意。
经过几十年沉淀，两人那种感情、那种友谊不再是表面上的和善，而是发自内心的在意、关心，这导致邓小平的孩子们见到周恩来时，也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
不过要说起邓小平最感动、最敬佩周恩来的事，应该是他恢复副总理工作一事。自从1966年以来，他就失去了一切职务，是周恩来暗中保护，之后“九·一三”事件发生，又是周恩来为他复出在病中坚持工作。
那时候周恩来身体已经很不好，加上连续开会、工作，医生曾几度让他住院治疗，可邓小平复出一事没有尘埃落定，他实在放心不下。
周恩来是了解邓小平的，自然也希望邓小平能接他的班。过程很艰难，他的病情又不断加重，最终是硬撑着渡过一个个难关，这才有了邓小平复出工作。
对周恩来的所作所为，邓小平自然是感动的，更是感慨的。他清楚周恩来之所以坚持让他复出工作，是信任他，相信他能将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这份信任是基于几十年的革命友谊，是基于对他的了解。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周恩来如此待邓小平，邓小平自然视之为知己、为兄长。在周总理追悼会上，他一度哽咽、落泪。
邓小平对生死看得很淡，是典型的唯物主义者，清楚人总归有一死。可周总理的逝世依旧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让其十分难过。
留学法国到上海共同战斗，再到新中国成立，一路走来，两人的友谊堪称伟大、曲折，又格外惊心动魄。
二、长达一生的革命友谊若说邓小平视周恩来为兄长，李富春则算是邓小平另一个兄长。
说来也巧，邓小平和李富春同样相识于法国。李富春年长他几岁，他称呼李富春、蔡畅（李富春妻子）为大哥、大姐。
很长一段时间，李富春、邓小平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租住在一起。细算起来，他还是李富春爱情的见证人。
他们既是情浓于血的亲人，更是亲密无间的战友。李富春、邓小平留学法国不久，先后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活。
革命需要信念、勇气，更需要资金。那时候一群人白天兼职糊口，晚上搞党的工作，吃面包、喝白水，条件艰苦了些，却架不住彼此革命热情高涨。由于邓小平是一群留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李富春等人也乐于多照顾他一些。
邓小平称呼李富春为大哥，李富春则称呼他为小弟弟。后来回忆起那段岁月，邓小平总会说：
“我很爱吃李大哥煮的面条。”
于他来说，面条的确是那时候能吃上的最好吃的东西之一。后来旅法的一群留学生相继回国，邓小平、李富春投入到国内革命斗争中。
革命过程是崎岖的，好在彼此相互扶持、帮助，才渡过一道道难关。在此过程中，李富春曾在邓小平最困难的时候给予过政治上的关心，蔡畅给他送过饭吃。若要真论起来，李富春还是邓小平的救命恩人。
那是长征前，邓小平受到批判不久，故而转移名单中并没有他，是李富春将他的名字划进长征队伍中。
若是没有李富春，邓小平的生死难料、未来命运亦同样难料。后来新中国成立，两人同为国务院副总理，工作接触的机会多了些，就连住的地方也很近。比邻而居，两家人关系更加亲密。
若没有事，邓小平时常会带着孩子到李家玩。长此久往，两人从革命战友的关系早已升华为情浓于血的亲人关系。
这份伟大的友谊让两人不管身处何等境遇，依旧会惦念着对方，其中“两包烟的故事”尤让人动容。
那是李富春、邓小平相继失去一切职务后，人人自身难保。
一天傍晚，李富春的警卫员悄悄拿出两包烟塞给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直言称“是富春同志送的”。
李富春知道邓小平爱抽烟，担心老战友身处特殊环境没有烟抽。两包烟恰如逆境中的一束光，让邓小平百感交集。
后来邓小平复出回到北京，除投身工作之外，最先便是去看望了病重的李富春。后来富春大哥逝世，他主持了亲如兄长、并肩战斗一生的老战友的追悼会，追悼会上给予了李富春极高的评价。
李富春逝世后，这份友谊并未断绝。
李家和邓家还是会时常走动，蔡畅八十岁大寿时，邓小平曾带着一家祖孙四代人去给蔡畅祝寿，邓小平亲手献上了一大束花。
岁月悠悠，时光不老。六十余年过去，他们在法国结下的深厚友谊在时间沉淀下转化成了让人动容的亲情，一直延续下去。
三、四川老乡相识于法国邓小平将周恩来、李富春视为兄长，和聂荣臻的友谊则因“四川老乡”这层关系更加让人回味。
1920年10月，邓小平结束了长达39天的海上航行，与一群旅法学生抵达法国巴黎，不少早到的法国留学生早早在码头欢迎，其中就包括早在去年就到法国的四川老乡聂荣臻。从这天起，两人便结下了长达七十余年的革命友谊。
同乡、同是勤工俭学，关键还都加入了“少共”。三层关系，使得两人不仅有老乡情谊更有革命友谊。
后来两人相继回国，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投入到中国革命中，经历风风雨雨，历经各种波折后，终于于1931年再度携手并进。
那一年两人先后抵达中央苏区，参加过多次反“围剿”，一起走过长征。说来也巧，聂荣臻其实也算得上邓小平的救命恩人。
那是西安事变发生前，邓小平患上严重的伤寒病，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聂荣臻恰好接收到不少张学良送来的慰问品，想到病重的战友吃不下任何东西，他便想着将慰问品中的罐装牛奶尽数送给邓小平。
原本滴米不进的邓小平，硬是靠着罐装牛奶撑了过来。
对于这件事，邓小平也颇为感怀。救命之恩、同乡之谊、革命战友，这关系确实远比一般人更好。
1952年，邓小平一家搬到北京。
说来也巧，邓小平家与聂荣臻一家仅一墙之隔。墙上还有个小木门，打开门院子连着院子，倒像是一家。
住在一起后，两人走动就更加频繁了。除日常工作上的交流外，两位老战友吃完晚饭只要有时间，就会相约着到北海公园走一走，逛一逛。
邓小平和聂荣臻的关系也影响着下一代，邓家孩子和聂家孩子时常跑到对家院子玩。聂家孩子少，聂荣臻看见邓家孩子来了，又拿糖果、又拿水果，从未将邓家孩子当成外人看。哪怕后来邓小平搬家，两家人关系依旧。
邓小平偶尔带着一家人到聂家做客，毕竟邓小平、聂荣臻都是四川人，吃的口味也差不多，名义上是“打打牙祭”，实际还是来看望老伙计。
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两人逝世。
后来聂荣臻晚年患病严重，邓小平则从一线退了下来，两位为国家贡献一生，晚年几乎不再出门，尤其是邓小平。
唯独有个例外，那就是聂荣臻。
聂荣臻晚年疾病缠身，却一直惦念着国家，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很关心。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讲话后，他曾颇为感触的说：“小平同志了不起。”
确实是了不起，也确实很感触。作为党和国家的曾经领导人，他是亲眼看着邓小平从壮志满酬到解除全部职务，再到复出工作。一路走来，邓小平很不容易。不容易，却做出了最正确、最了不起的事情，安能不感触？
想当初两人相识巴黎时，邓小平不过16岁，是一群留学生中年纪最小的，素来被视为小弟弟，备受他人照顾。如今那位胖乎乎的小弟弟已然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聂荣臻相信按照小平同志这一套思想搞下去，改革开放一定有更大的发展。
1992年4月，聂荣臻病重。
弥留之际，他留了几句话。说话断断续续，却格外清晰，其中有一段话让人格外记忆深刻：
“我非常赞同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
正如周恩来相信邓小平，聂荣臻同样相信邓小平，这份相信是基于七十多年的革命友谊，更是基于邓小平的坚定信念。
正是如此，邓小平每次和聂荣臻坐在一起聊起国事家事，不管话长话短，总会说的很随意、很洒脱。
那一刻，时间仿佛定格。
历史年轮、艰苦岁月，在两位老人的平淡对话下被凝缩在弹指一挥间。再回首，是法国巴黎留学的求学、求知时光。
那瞬间，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等一众旅法学生正青春、正少年，而那就是中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