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虽灭六国，从形式上统一了天下，但由于原诸侯国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结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各具特色，甚至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导致民情风俗各有不同，甚至迥异，势必影响“法同壹”和“行同伦”，阻碍秦帝国统一文化和安定秩序的形成，这关乎秦帝国国祚和宏大愿景的实现。
燕地：《汉书地理志》曰：“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又曰：“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
赵地：《史记货殖列传》曰：“人民矜懻忮（夸耀、强直、忌恨），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又曰：“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怀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爱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中山后为赵国兼并，故太史公续说：“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韩地：郑为韩所灭，韩又占有部分卫土，东周则地狭与韩接壤。《汉书地理志》云：“郑国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生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
魏地：魏本土之俗，“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河内殷墟原为卫土，更属于晋，“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
齐鲁：齐人在“修道术，尊贤知”的同时，又有“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的弊端。齐太公治国，因其俗，简其礼，故齐地较多地保留了东夷习俗。
鲁国原本尚儒，民好学，上礼仪，重廉耻，孔子没后，鲁人则“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赀毁，学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但“好学犹愈于它俗”。
楚地：西部“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地区则“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东部“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南部盛产珍稀之物，民风“好辞，巧说少信”。楚人“信巫鬼，重淫祀”。
六国民风习俗多与秦国家意识形态和秦律不相容，而秦国若想法同壹、行同伦，长治久安，集中精力于国家建设，必然离不开原六国之人对秦统治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支持。因此，秦始皇十分注意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并力图用严厉的制裁匡正风气、改变习俗。
秦始皇巡行天下，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也表现了秦始皇的价值理想和施政取向。有泰山刻石云：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
有琅玡刻石云：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奸邪不容，皆务贞良。欢欣奉教，尽知法式。
有会稽刻石云：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秦法强力“匡饬异俗”，有些也是针对秦旧俗旧礼的，对六国之人同样依律令匡正，如：
1、“同母异父相与奸，何论？弃市。弃市，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2、“甲、乙交与女子丙，甲、乙以其故相刺伤，丙弗知，丙论何也？毋论”。私斗是犯罪行为，需严惩，丙不知不论罪。
3、“女子甲去夫亡，男子甲亦阑亡，相夫妻，甲弗告请，居二岁，生子，乃告请，乙即弗去，而得，论何也？当黥为城旦舂”。
4、“士伍甲毋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弃市”。
5、老人控告儿女不孝，要求判以死刑，应否经过三次原宥（谅解，宽大处理）的手续，不应原宥，要立即拘捕，勿令逃走。殴打祖父母，应黥为城旦舂。如殴打曾祖父母，应如何论处？与殴打祖父母同样论处。
6、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倍其赋，是根据人口，而不是由于土地。商鞅的这条法令，有利于改变秦国“聚族而居”的落后习惯，打破“大锅饭”，促进分家单干的劳动力努力生产，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这种小农经济正是封建制度的基础；按人口征赋，可以将赋分摊到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使国家税赋负担不至于全部落在耕种农民身上。就实而言，此法令确实促进了土地开垦、生产进步和农业发展。
7、刑弃灰于道者。商鞅变法之前，秦人聚族而居，家族之间常因争地、争水以及其他纠纷而动辄私斗，有时因小纠纷也会引发家族之间的大规模械斗，造成生命和财产的严重损失，甚至会引起国家动荡。要根除秦人长期养成的好私斗之风，必须薄罪重刑。商鞅变法彻底而深刻，刑弃灰于道者，是禁止私斗、鼓励公战的措施之一。
秦始皇希望原六国之人向老秦人看齐。秦国尚法，依法治国，出现了政风清廉，民风淳朴，治理高效，秩序井然，政通人和的局面，令荀子赞叹不已。
荀子在《强国篇》中描述他见到的秦国：“秦国边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茂密，河川纵横，土地丰腴，物产丰富，是天然形胜之国。入境观俗，百姓淳朴，声乐雅正，服饰素净，人人敬畏官府而十分顺从，保留着古圣贤治下的民风。到了官邑都府，役吏严整肃然，人人恭俭敦敬，忠诚尽职，没有不良陋习，宛如古之良吏。进入国都咸阳，士大夫忠于职守，出私门入公门，出公门入私门，不因私事行旁门左道，不拉帮结派，不朋党比周，为人办事无不明通而奉公，有古之士风。观察秦国的朝廷，其朝议有序，听决百事无所滞留，运转井然宛若无任之治，真像古代圣王治理的朝廷。可以说，秦四世取胜，并非一时侥幸，而是天时地利、政通人和之之结果，是形势发展之必然。”
然而，老秦本土也曾饱受六国诟病，商鞅变法前，秦人“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勇于私斗”，祭祀遵从西戎旧俗，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东方列国多以“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韩非子奸劫弑臣》说：“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
由此可见，秦旧有民风习俗陋政的淳化，是自商鞅变法百余年对秦之旧礼旧俗旧法不断改造改良的结果，而非朝夕之功。
学者认为，民俗差异的基础是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只有生产生活方式相同，才能可能求得民俗的相对一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所谓“君上之情欲”才能有效地使民相“随”。
文化是一种共同的心理秩序。一种文化的形成旷日持久，但这种文化形成后又很难改变。秦始皇求治太急，结果欲速而不达。
《语书》作为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中出土简册的一种，是南郡守腾在秦始皇二十年四月初二日对县、道官员发布的告示。《语书》的中心思想是“移风易俗，遵守秦律令”。为什么要发布《语书》？原因是发布文告的前一年，发生了“南郡备警”事件。南郡地区原是楚国的地方，秦昭王二十八年，命白起率军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在新占领区的楚国北部地区设置了南郡。“南郡备警”事件发生时，秦在南郡地方已统治了半个世纪，但秦"法律令"与新占领区"乡俗"间的冲突仍比较严重，当地的楚人势力还有很大影响，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可见，秦虽占领了异国的土地，但要使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对秦有政治、文化认同，绝非短时期可以做到的。
秦并天下后，天下之士斐然乡风，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臧知非先生说，六国之人希望统一给他们带来安定的生活，过着自由的生活，保持其“乡俗私好”而实现其理想，绝不希望身处秦国的法网之中，被强制抛弃其旧有的传统，那些以讲学为业者，决不愿抛弃其所学转而“以吏为师”，以工商为业者也不愿转而垦农为生，聚族而居并不想星流云散，仗剑行游者岂肯蛰居故里？所以，秦始皇的匡饬异俗，导致的是他们的故国之思，对“乡俗私好”的怀念，转而同情六国宗室贵族和豪强大姓的遭遇，从而和他们站在一起，形成了反秦的统一战线，成为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