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天，湖南大学法学院教师李达，忽然收到一封神秘来信，其中这样写道：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信是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托人送来的，李达看着来信，内心甚是惊喜，兴奋得一夜没睡好觉。

这封信，究竟表达着什么意思？这还得从李达的过往讲起。

李达，湖南零陵人，与毛主席都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只不过毛泽东是作为湖南代表参会的，李达则是一大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持者。两个湖南人首次见面，毛泽东称长他3岁的李达“鹤鸣兄”，李达则称毛泽东“润之”。

初次见面，两人便互相欣赏，从此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革命友谊。

1922年，回到湖南的毛泽东邀请李达来湘，担任他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这是我党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干部学校，毛泽民、郭亮、夏明翰等人曾在这里学习。此时的李达，也是成绩斐然，先后创建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党的第一所妇女学校“平民女校”等。

一年后，“只认真理不认人”的李达，因不满陈独秀家长制的领导作风，加上反对与国民党的合作，就此脱离了党组织。

不过，脱党的李达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仍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27年，毛泽东再次邀请这位师长，前来自己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李达欣然接受。后来，李达还受毛泽东之邀，去长沙参与创办国民党省党校，完成了毛泽东交办的任务。

虽然没在一个组织了，但李达和毛泽东之间仍保持着纯真的革命友谊，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

土地革命时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李达颠沛流离，先后赴全国多个高校任教。工作之余，他陆续写下《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等优秀著作。

时刻关注着毛泽东消息的李达，把自己写下的《社会学大纲》寄往延安，毛泽东收到后如获至宝，看了不下十遍，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批注。他对干部们说：《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李达称得上“一个真正的人”。

毛泽东很怀念李达，他正是革命建设急需的人才。其实，早在193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托人询问李达，问他是否愿意来延安。李达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充满敬意和钦佩，他很畅快地表示：只要有碗饭吃，我都愿意去。

命运偏偏又捉弄了他。在中共南方局负责的周恩来，因手臂骨折去了苏联，负责南方局工作的博古听闻李达的回话后，以为他在讲条件，生气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

就这样，李达遗憾地没能去成延安。回到重庆后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对博古的错误理解进行了批评，毛泽东也对此深感惋惜。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三次给华南局发电报，要求派人前去接洽李达，将他护送到解放区。此时的湖南，依旧处于国民党的阴云笼罩之中，毛泽东见迟迟没有结果，便迫不及待地写下前文那封含有“暗语”的信件，委托地下交通组织亲自将信交到李达手中。

这封信，其实就是邀请李达去解放区参加重要工作。

李达捧着毛泽东的来信，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地喊：“天快亮了啊！天快亮了啊！”妻子石曼华不明就里，说他在发狂，李达一笑了之。

此时的李达患有严重的胃病，一时不能动身，他托人搞来一台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偷偷地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消息，他恨自己没有一双会飞的翅膀。

病情刚有点好转，李达急忙找来他的助教陈力新，此人也是一位进步人士，将一封亲笔信交到他的手上，让他去香港找中共华南局。

陈力新将信藏在一双特制的夹层布鞋里，小心翼翼地来到香港，辗转找到中共华南局负责人邵荃麟。邵荃麟激动地说，党中央、毛主席三次电示华南局，催促我们迅速找到并护送李达去解放区。

经过众人的精心准备，1949年4月16日夜，李达在陈力新和地下党员李梅彬的护送下，冒雨秘密离开长沙前往香港。李达之妻石曼华泪水依依，再三嘱咐陈李二人一定要照顾好李达。

在各地下交通站的掩护下，李达一行来到香港，受到邵荃麟等人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两周后，李达一行随林励予、王亚南、于立群、白杨等200多名知名人士一道，乘坐英国商船，取道朝鲜仁川，直抵天津塘沽，于5月14日安全顺利抵达北平。

李达心情忐忑，长期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终于要实现了，崭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伟大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李达被毛泽东主席派来的专车，单独接到北京饭店，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李维汉等人来了，周恩来还为他举行了欢迎晚会，李达感觉似乎又回到担任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的那个年代。

5月18日，是一个令李达终生难忘的日子，毛泽东主席邀请他去香山家中叙谈。

在前来迎接他的小轿车里，李达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段段往事涌上心头，自从他和毛泽东1927年在武昌分手后，已有20多年没见面了，毛泽东变样了没？见了面谈些什么？

刚一踏进大门，毛泽东就热情迎了上来，紧紧握住李达的手嘘寒问暖。他还是那样亲切，那样热情，那样谦虚，这令李达始料未及。

那晚，两人谈天说地，不知不觉聊到了深夜。

毛主席看着李达疲倦的样子，说：“今晚你就在我的床上睡吧！”

李达惊讶地问：“主席，你不睡吗？”

“我还刚上班呢！”毛主席笑着回答。

李达顾不上客套，在毛主席的大床上倒头就睡。毛主席则开始了他一天紧张忙碌的工作，夜里办公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李达当选为新政协委员，会后，他向毛主席检讨了早年脱党的错误，诚恳地提出再次入党的请求，毛泽东说：“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他肯定了李达在传播马列主义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他坚守着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书，育过人，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毛主席当着刘少奇等人的面表示：同意李达同志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李达闻之，顿时热泪盈眶。

12月，李达被党中央批准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刘少奇是介绍人，毛主席、李维汉、张庆孚等是历史证明人。李达开心地说道：“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数月后，李达回到湖南大学，成为建国后湖南大学的首任校长，在他的邀请下，毛主席欣然提笔，为湖南大学留下题字。

李达一边抓湖大的教学和建设，一边拖着病体研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先后出版《〈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部著作，毛主席对此表示相当满意，高兴地说“这解说极好。”

1952年11月，李达赴任武汉大学校长，开始了他在武大的13年主政生涯。期间，毛主席在某次下榻东湖宾馆时，曾对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提起：“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问毛主席，“您说的是李达吧？”两人会心一笑。

有着文人气质的李达，自然也有和毛主席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们数十年坚不可摧的情谊，面对他的率真和正直，毛主席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1966年，李达生命垂危，但仍放心不下手头的工作，他向妻子交代：“我如死去，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编出来，把上册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8月，76岁的李达在武昌病逝。后来，他的骨灰被移置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要知道，此室是专门用来安放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骨灰的地方，足见党中央对这位革命先驱的重视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