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正洪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赵正洪（1913年-1991年12月30日）湖北黄梅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军政治委员、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副主任、全国体育总会主席等职，1971年率团赴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人的一生中，能直接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是很少的，能直接参与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到了晚年，“如烟往事俱忘却”的时候，这些重大事件反而更加凸现出来。

我亲身经历的“乒乓外交”就是当年轰动世界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参与者，我看了一些有关此事的文章，总感到有不尽完善和与历史有出入之处。为此，我今天尽自己所能，将当年的历史事件如实写出，供人评说。

一、战前受命

1970年，当时的国家体委军管会召集会议，研究我国是否派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乒乓球队伍受到很大摧残。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主教练傅其芳被迫害致死，训练全部停止，体委机关内也是派性甚浓，再加上我国已有两届未参加世界乒乓球赛，因此是否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确不好下决心。

在这次会上，当时的军管会负责同志说：“今年是举行第31届乒乓球赛的一年。世界舆论认为中国队应该参加，要是没有中国队参赛，就不能称之为世界性的比赛，因为中国乒乓球队水平高，参加比赛才能反映当今世界乒乓球运动的技术水平。”经过研究，军管会议决定，向中央写报告，请示毛主席、周总理批准派队参赛。

这时，外界的推动力越来越大了。1971年1月25日下午，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先生一行四人来到北京，邀请中国派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后藤先生认为没有高水平的中国队参加，就不能算“世界级”比赛，当晚就向我有关方面递交了一份会谈纪要。

1971年1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会见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先生（前左四）及其随行人员。

中日双方的会谈是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进行的，因而比较顺利，几个技术性问题很快解决了。1971年2月1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会议纪要。但是最后中国队是否参赛，仍有待中央拍板。

当时距比赛日期3月28日还有2个月，距参赛报名截止日期只剩下10天了。日期紧迫，参赛准备工作必须加速进行。军管会要我负责乒乓球队的训练工作。

当时我刚刚被解除“群众专政”不久，才恢复工作，因此接受这项工作后，我基本上泡在乒乓球训练馆。运动队多年没训练了，抓起来有些吃力，但运动员、教练员热情很高，练习很刻苦。有时军管会研究参赛的政治问题也通知我参加。

有一次，周总理接见军管会领导，讨论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问题，把我也找去了。周总理主要是了解军管会的意见和参赛准备情况。他在会议结束时要求把详细情况准备一个方案，然后上报。

散会后，我乘机找到周总理，提出了想回部队工作的要求。因为“文革”中我虽然在体委被批斗、关押，但我还一直保留着军籍，现在被“解放”了，我想回到部队去。周总理听完了我的话后，对我说：

“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要参加的话，准备由你率队去日本。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回部队呢？这是一项重要任务，‘文革’以来第一次派队出国比赛，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啊！要集中力量，抓好训练，做好思想工作，技术上要抓紧训练。

”

总理的一番话使我深受感动。“文革”前，乒乓球队就经常受到周总理的关怀。几次参赛回来，周总理总要设家宴招待参赛队员、教练员和团长、领队、体委副主任。总理每次都风趣地事先打招呼：“我请你们到我家吃饭，钱我出，但要自带粮票。”席间总理和大家谈笑风生。有时周总理还拉上我这个技术不怎么样的人一起打一盘乒乓球。

二、“我队应去”

向周总理汇报后，军管会根据总理接见时的指示精神，组成了出席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中国代表团。经上级批准，代表团领导班子由我、符志行、鲁挺、王晓云和宋中组成。我任团长，符志行、鲁挺、王晓云任副团长，宋中代乒协主席。符志行实际上是代表团政委。我仍分工抓训练。

经过一段突击训练，运动员基本恢复了原来的技术水平。当时我国年轻一代选手中有几名后起之秀，外国人不摸底。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但是，当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苏对峙，苏联大兵压境。美国虽然开始与我国进行某种接触，但中美关系在当时仍是严峻的。中日并无外交关系。

我国参赛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日本右翼势力纷纷活动。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家体委领导班子对是否派队参加又有些犹豫。

3月14日晚，召开了有体委领导、代表团成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去不去的问题。我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展开了争论，基本上分成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我们应该去，理由是我们已经报了名，如果不去，有损我国信誉；另一种意见是，在国际上有几股敌对势力千方百计想破坏我队参赛，我队不应该去。

有的同志说：“我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上很有名望。我们花那么大本钱培养出的这支队伍，把家底都端出去，如果出了问题，那损失可太大了。”会上不同意去的占多数。我虽然认为我队应该去，但自己刚出来工作，无职无权，不宜表态。

大家讨论完，已经是下半夜了。周总理打电话要听汇报。韩念龙、王新亭、刘春、曹诚、宋中和我去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听完汇报，沉思片刻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他耐心地阐明了我队要去的理由，最后果断地说：“我们信守诺言，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总理边说边抽出铅笔，亲自给毛主席写报告。写完后马上由秘书送给毛主席。

当天早上，毛主席批示传到体委。毛主席批示“照办”，还批道：“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至此尘埃落定，我队决定出征日本。

三、出征之前

毛主席的批示下来后，准备工作更加紧张地进行了。由于是停赛多年后第一次参赛，不少同志心情紧张。我也是如此。当时军管会的一些同志对我说：“七个冠军都要拿回来，一个也不能丢！”有的甚至说：“这次比赛一定要打好，打不好，不仅是个检讨的问题。”

有的老同志和我开玩笑说：“老赵啊，这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出去啊，要不拿几个冠军回来，你就在飞机上跳海吧，别回来了。”虽然是玩笑话，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当时周总理常强调，体育比赛中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有关领导却强调“七个冠军都要”。当时我队虽然经过训练，水平有所恢复，但如何强调把友谊和拿冠军的关系处理好，我心中没底。为了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不辜负周总理的信任，我决心扎扎实实做好工作。

我认为千条万条，抓好运动员的工作是基础。我先后找了教练员徐寅生，运动员庄则栋、李景光、梁戈亮、郑敏之、林慧卿等个别谈心、摸底。庄则栋说：“拼，没事。”李富荣说：“这次比赛男女各拿一两个冠军问题不大，都拿不可能。”一些新队员表示：“我们没有参加国际比赛的经验，但我们拼命去干。”运动员斗志高昂，刻苦准备，我心里感到踏实了些。

代表团党委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工作。主要是针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比赛中可能遇上的情况，加强教育，要求大家在国际斗争中既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又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交朋友，扩大影响。新运动员则加强心理素质训练。在技术上组织教练员、运动员逐一检查，针对弱点加强训练，研究制服主要对手的方法和策略。全体队员决心争取胜利。我也增强了信心。

3月16日晚9点30分，周总理接见即将在第二天启程的全体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包括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和代表团领导共60余人。

周总理首先强调了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重要意义，同时对参赛的政治、技术情况及有利条件讲得一清二楚。总理把大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对乒乓技术也讲到了点子上。他很懂乒乓球。最后，他又再三强调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

我们原打算由庄则栋代表全团同志讲话，庄则栋也做了准备。但当庄则栋要讲的时候，周总理制止他说：“让赵团长讲。”我说：“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周总理的指示办，组织好参赛。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交朋友，提高警惕，保证安全，力争政治、技术双丰收，为国争光。请总理并转告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我讲完后，总理点了点头。

接见结束时，大家都走了之后，周总理又对我说：

“

这次参加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派运动队出去参加世界比赛，它的意义是很大的，责任重大，情况极端复杂。你是打仗出身的，也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人。西路军打得很残酷，你跟李先念同志打到新疆，是很艰难很不容易的。这次去，与真枪实弹面对敌人打仗是大不一样的。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你要很深刻地理解主席的指示。

”

我向总理保证，主席的指示，已经字字句句记在心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完成任务”。

总理说：

“

好！这是主席批给我的，你不仅要记住，还要认真贯彻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方针。在复杂的情况下，遇事要十分慎重，要多与党委同志们研究，要提高警惕，保证大家的安全。

”

我表示一定要按总理的指示办，坚决执行主席和总理的命令。总理紧紧地握了我的手，我更加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

四、初到日本

总理接见后第二天，代表团乘飞机到广州，再由广州乘火车抵达香港。为了保证代表团全体同志的安全，到香港时没有住旅馆，全团住进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办公室。

在香港等飞机时，周总理非常关心运动员的健康，派专人给我们送来了当时国内很紧张的球蛋白针剂。总理在电话中亲自对我交代：“球蛋白是预防感冒的，你要亲自过问这项工作，让每个人都打一针。代表团全体同志都要打，特别是运动员一定要打。你要一个人一个人落实。”周总理还让人送来一份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纪念文章，让我们组织学习。

为了代表团的安全，周总理亲自安排代表团搭乘两架西德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日本。西德那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为了表示重视，亲自乘坐我所乘的那架飞机一同前往。另一架飞机也有西德那家航空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陪乘。

3月21日，飞机准时从香港起飞。飞机飞临台湾上空时，西德那位总经理向我介绍：“下面是台湾海峡。”我特别向下看了看。想到当年在空军率部队到福建参战，把蒋介石的飞机赶出福建省上空，不禁感慨万千，又想到眼下这场国际舞台上的斗争，想到周总理的关怀、指示，更加感到任务的艰巨。

两个多小时后，飞机到达日本上空。先到的一架飞机在空中逗留，等我们的飞机先着陆。飞机停稳后，我从飞机的窗口往下一看，羽田机场停机坪到处是人。我们还未下飞机，日本方面几位负责接待的人上来接我们。日本警察也登机了，对我表示要尽力保护代表团的安全。

第31届世乒赛中国代表团乘机抵达羽田机场。

刚下飞机，记者和来欢迎的人就围得水泄不通。我被人群前呼后拥地推上了汽车，连我们自己的记者都来不及拍照了。机场警备森严，警察出动了大约三四千人。机场人群中有拿五星红旗的，也有手持台湾旗的。

乘车去住处的沿途，道路两边到处是欢迎代表团的人群，有人举着五星红旗，喊着欢迎代表团的口号，当然也有少数人拿着青天白日旗，拿着扩音器“吱啦吱啦”到处乱窜。这也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日本警察还是很负责任的。代表团统一住在东京一家大旅馆。日方到处都派有警察站岗。爱国华侨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在旅馆轮流站岗。我在日本期间有8个人形影不离地跟着，4位日本警察、4位华侨。气氛相当紧张。

到东京第二天，我们代表团就到一所学校开始训练，后来和日本学生一起训练，随便参观。这一下轰动了。东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说：“中国变了。其他国家训练时保密，不允许别人看，而中国队却是公开训练，不论是运动员、学生、市民都可以看。”还赞扬我们：“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友好态度出乎预料之外。”

公开训练扩大了我国与日本广大人民群众的接触，广泛影响了日本各界人士，各国记者也广为报道，扩大了我国民间体育外交的影响面。

- 未完待续 -

【转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赵正洪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贾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