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他们相差二十七八岁。

我从未见过他们。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没怎么见过我爸了，他总是忙。印象里早上我起床的时候他不在，晚上上床的时间他也不在。

饭是我和妈妈两个人吃，放了学也都是我妈妈负责接送。我妈妈是全职家庭主妇。

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周末。一到周五晚上，我爸的车就会准时停到家门口。

贴着防晒膜的黑色的车窗摇下来，就是我爸笑迷迷的眼睛和咧到耳朵根的嘴。

“走，吃顿好的去。”

然后我们一家三口吃过晚饭就会压马路，慢悠悠地走。

小区门口有个地标性的饭店，叫什么“大鸭梨”。

特别气派，三层楼，晚上灯火通明。

迎宾小姐姐们不论冬夏，穿着得体的旗袍站在门口，每次都笑得很甜。

然后我左手边是妈妈，右手边是爸爸，酒足饭饱，甭管从哪个方向，奔着“大鸭梨”走就是回家。

童年中北京的晚上是五彩的，是浸泡在小姐姐的梨窝里的，甜甜的，亮亮的。

后来上了小学。

补习班越来越多，从最开始的英语，到奥数，再到文言文和阅读理解提升班，还有钢琴和声乐。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上的是一对一，教育机构可以充卡。平均每两个月左右，我妈就会在某一次接我下课的时候被请到另一个屋子里，和老师谈我的成绩，谈教案，缴费。每次缴费都是以万为计价单位。

五年级的时候开始准备打奥赛，题越来越难，越来越多。老师的级别上调，我妈被请去充值的次数也跟着增多。我周遭的一切都悄悄变化。

我爸不怎么回家了，几乎一两周才能见一次面。我妈笑得越来越少。我的运动鞋不知什么时候起从“耐克”“阿迪”降级成了“李宁”“新百伦”“花花公子”。买文具开始去批发市场，然后去隔壁的外贸尾货买衣服。下了补习班，我妈接我的时候开始带饭，不再在外面做任何消费。偶尔一两次点了外卖打包，也只是一份。她等我吃完肉，自己扒拉两口剩菜和沾了汤汁的米饭。

家里的空气开始变得稀薄。

无数个下课回家的夜晚，我妈只是开车，沉默。那种沉默就像一个黑色的漩涡，把我周身上下的空间都吸进去，把我头顶的小天空吸进去。沉默挤压着我，抽干了我。

我盯着车窗外飞速退去的路灯，它们连成一条条跳跃的灯带。

那时候在想什么呢？哦，北京的晚上依然是亮亮的，但这亮光发冷。

奥数挺难的，我考的不好。

妈妈看了成绩终于不再沉默，她抓着我骂：“你知道你学费多贵吗？我省吃俭用，拿着你爸每个月给的有数的生活费，光报班，买饭就花出去了大头儿，你这么没出息我怎么跟你爸交代？我不上班，天天舔着脸管人家要钱吗？“

我也想过再努力一点的。但我永远不知道那一条或几条该死的求面积的辅助线应该落在图形的哪里，我也永远搞不懂为什么代数要用x，y，z而不是随便其他的什么英文字母h，j，k。

我开始自暴自弃。不好好做课后习题，无故旷课，胡乱写随堂笔记。我的数学成绩下滑得厉害，英语语法一塌糊涂，连钢琴八级都考了两遍才勉强通过。

我不知道我妈是以怎样的心态看着我堕落的，我们家有不成文的规定：我爸主外，负责挣钱。我妈主内，负责管理我的一切。出成绩的时候要告知我爸，而这成绩无疑就是在打我妈的脸。

在拿到我五年级期末数学考试成绩的时候，我妈终于爆发了。她拿了一根本来用来纠正我弹琴的指法的木棍，追着我整个家的跑。她的头发乱得好像要爆炸，声音能把房顶掀起来。

我顶嘴，说她什么都不会，做题还不如我，说她自己还不是一事无成。

吵到卧室门口的时候，她把我推到床上，自己去衣柜里疯狂地翻找。

下一秒，有一本红色的东西被摔到我眼前。

离婚证。

“你看清楚了！”她揪着我的头发，把我的脸正正当当地固定在那本东西的上方，“我和你爸离婚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废物，从你出生第一天起我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伺候你吃伺候你喝，最后养了你这么个叛逆的玩意儿！现在咱家收入的来源就是你爸给的抚养费，你没出息就别想得到他付给你的钱！”

我整个人脑子里嗡嗡的，觉得我妈的声音忽远忽近，觉得离婚证的红色怎么那么夺目。

那天我们都歇斯底里，好像掏空了彼此，我们都花光了身上最后一丝力气。吵到最后我已经分不清滴到我嘴里的是汗水还是泪水，是她的还是我的。

后面我妈嗓子喊哑了，她说了几句话。说真的，我觉得那是我活到今天，在这22年以来听过的最残酷的几句话。偏偏她说出来的时候那么轻，好像随便就能被风给吹散。

她说我爸出轨了，说她亲眼看见的。

她还说，我爸是二婚，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那个哥哥已经大学毕业了，要成家了。

就是在这一天，在九岁的末尾，我被迫长大了。

对父亲的那种纯粹的爱意消失了，但偏偏我表现出来的对他的依赖比以前更甚。

每次打电话，我都撒娇，说很多遍我爱他。知道他要回家，我就挑最好看的衣服，跑到车库门口，冲到他怀里笑。成绩必须要好，奖状必须要多，我竖起耳朵听他的一切电话，若无其事地偷瞄他的手机。

我也耍心机。装过病，假装说梦话喊爸爸的名字，又或者背上几句深奥的古诗，计划着在某种谈话场合里说给他听，哄人开心。

有什么错呢？

我只是想要爱，很多很多爱，那种足够让自己和妈妈在这个社会上不至于饿死的爱。

因为我见识了市场对于一个十几年与社会脱轨的中年妇女的残酷。

妈妈当年大专毕业，学服装设计，但是她去应聘，没有地方要。

——她没有工作经验，而且她太老实，跟雇主说自己有孩子，必须五点钟下班，要接孩子下学。

我这才开始注意到妈妈这些年在我身上花费的时间，也开始明白他的孤单。

在家的时候，她和我说很多事情。比如她和爸爸当时如何相爱，比如她当年还照顾过我那个哥哥。原来在我不知道的很多个晚上，我妈都会在客厅等到凌晨，她怕爸爸谈完了生意不在公司附近的房子里睡下，希望如果他回家还能有个伴，有口饭。

我听她说我小时候犯哮喘，她如何一个人半夜开车送我去儿童医院；听她说自己拿了车本不敢开车，却因为有一次下大雪打不到车，怕耽误我上补习班硬是咬着牙开了一个半小时把我送到了教室……

我对她有愧疚，这种愧疚让我痛苦。

回想起来，一直到十三岁之前我过的都是很分裂的生活。努力营造一个好孩子的形象，就像商家在打造一个优秀的产品品牌。我得想办法让我爸投资我，还得想办法让我妈不要对我失望。累，难过，消极的时候，我都得笑。

可能自我包装得还不错，13岁的时候我出了国。一个人在寄宿学校先读语言，我爸出钱。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开妈妈。

语言学校环境封闭，我接触的新鲜事物一下子增多，和妈妈的通讯频率基本上一周四五次。

一年后的某一次通话里，我意外得知，原来在那段日子里，妈妈想过死。

她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喝光了整整一瓶白酒。

对了，她酒精过敏。

你能想象吗？一个女人，她把自己人生中最好最宝贵的二十年奉献给了一个男人，和这个男人组建了家庭，因为善良，听信了这个男人的谎言——他负债，需要离婚，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不被人讨债上门。

她签了离婚协议，瞒着身边任何人，没有要这个男人的一分钱。

她省吃俭用，陪着孩子上学，照顾她的起居，给她做饭。闲下来的时候，她想过要上夜班，为这个男人分担一些辛苦。但一次偶然，她撞见了另一个女人。

—— 原来在她看不到的地方，这个男人可以对另一个女人那样温柔。

她很平静，接受一切变化的速度快得惊人，因为她放弃了自己。

她看着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去了更远的地方，也看着自己和孩子的人生轨迹偏离的越来越远。

她知道，自己是一个被时代淘汰了的人，从女人的角度来讲，她是一个失败者。

在某一个夜晚，月亮也休息了，天黑得没有一丝光。她想用这样一种不太剧烈的方式，默默结束自己的生命。

妈妈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

我在电话这头长了好几次嘴，觉得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头。

我第一次明白，原来情感就像水流，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溺死人的。

我脑子里，嗓子眼，身体内都是这样的水流，找不到出口，只有眼睛又酸又涩。

挂了电话，我给妈妈打字：过来吧，妈。咱们一起过。

15岁的时候父母协商谈判顺利，爸爸给妈妈了一大笔钱，足够让她下半生过得很好。妈妈在我上学的这个国家投资一个项目。很不巧，她被中介骗了。

一个还在建筑中的酒店，她投了30%，买了12间还需要建筑的房屋。当时中介的商业计划书做的很漂亮，还是政府支持的项目，但渐渐发展下去，成了烂尾楼。

700多w人民币打了水漂，我妈整夜整夜睡不着，接受不了律师说胜诉希望不大的事实。

她想不通为什么被骗的总是自己，患了抑郁症。

回想起来，我的中学过得很艰难。

早上起来做好两个人的早饭，安慰妈妈，然后洗漱，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三次。

吃过饭坐公交上学。我外语掌握的不是很好，上课常常要花很久时间才能理解老师说的意思，而这时候，老师往往已经跳到后面，开始讲下一段了。因为不爱发言而且说话很少，我也没有什么朋友，总是一个人。熬完一节课再上下一节，上到最后一节课生怕老师拖堂，因为回家的公交车三十分钟一班，换乘站的市区小火车一小时一班。如果错过，到家的时间要晚一个多小时。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没人和我妈聊天的时间就减少了一个多小时，她要多沉浸在自己消极的情绪里一个多小时。

我每次上学，吃午饭，坐车回家的时候，心里都七上八下。

我害怕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等待我的是点什么别的东西。

有一次下了火车站，往家走，突然听到了救护车鸣笛的声音。我跑，跑得书包都掉了，衣服外套滑到肩头，跑得视线都快模糊了，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嗓子眼发甜，手抖得不像话。

还好。

妈妈从门里探出头，问我怎么了。

抱着她，我没忍住，哭得像13岁那年刚离开家的小女孩。

高考的时候，妈妈终于缓过来了，我也考得特别好。那时候终于觉得自己能挺胸抬头，成为她的骄傲。

可能这十年来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我晚上会失眠，想自己这十年。

从9岁起就已经学会不再自我怜悯，这十年里我和生活用无数种方式抗争过。

我自己组装家具，换下水管道，夏天推着除草机在烈日里一站站一个小时，在还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得学习和不同律师谈判，和开发商周旋。

生活对我这样的小女孩公平吗？每次开导妈妈说出来的那些话又何尝不是我在劝慰我自己。

但在高考过后的这些夜晚，很诡异地，我开始回想很多曾经被我忽略的细节，开始渴望爱。

我不明白自己在父亲眼里是以怎样一种价值存在，也不明白我们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 我曾问过爸爸关于哥哥的事情。他不止一次地说，那是一笔失败的投资。

“你哥哥不成气候。他从小到大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钱这方面我对他没有吝啬，但他偏偏没出息。”

是的。作为父亲，他或许给了能给我们物质方面所能给的全部。

但没有爱。

我只是渴望被爱。

我开始暴瘦。

最瘦的时候，165的个子，只有35kg。

我瘦得像骷髅。

妈妈急得不行，但大学我搬出家，住在市中心的公寓，她没法和我同吃同住。

她给我煲汤，各种各样的汤，希望我能吸收营养。

我知道，没有用。

我的病是心病。

还没闹疫情的前一年，我们暑假回了国，我住爸爸家。

这么多年，我早已不知如何和他相处。

他老了很多，驼背，有白发。牙是重新种的，眼睛也不像年轻时那般亮。

我为他做了一桌子饭，他吃，神色淡淡，好像这是我们父女一场我应尽的责任。

我们聊了一些事情，我发现受过西方教育后的我和很难认可他的一些观点。

几次谈话过后，我甚至觉得自己一直以来为父亲画的那副威严，智慧的画像是完全错误的。

我看到了他的固执，守旧，也看到了他的大男子主义。

父权高于一切已经根植在他的思想理念里。

避免不了地有了一些争吵。

爸爸可能不能接受印象中一直以来温顺可爱的女儿以这样的态度和语气同他对话。

“除了你还会有别人。”

于是就是在这样的迷迷糊糊中，我敏锐地洞察到，我还有一个弟弟。

我，我未曾谋面的哥哥，以及忽然多出来的弟弟。

我们似乎是血脉相连，但我们有不同的母亲。

我挺想笑的。但我哭了。

这是妈妈告诉我的。

为了检查身体，我在国内做了全麻胃镜。据妈妈说，出来的时候我身上的麻药劲还没过，人躺在床上，一直哭。

我也不懂，但有了意识的时候，自己确实在流泪。

我猜那个哭着的人不是我，而是体内那个从九岁起就被迫独立坚强的小女孩。

各种各样的情绪涌上来，在我体内流窜，我尝试着不让它们将我溺死。

从病床上起身，我很狼狈地跑进医院的厕所。

关门。蹲在地上。蜷缩起来。我嚎啕大哭。

借着麻药的药劲儿，我允许自己有了这些年来极少有的片刻放纵。

那天晚上，我围着什刹海走了整整一圈，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想通了一些事情。

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吧。真情假意，假意真心。

除了我，还会有别人，丢了这个，还会有那个。

一直以来我对父亲的认知有偏差。

我敬他，怕他。与他有关的一切似乎都很神秘，这是一个我抓不住也从未有机会去了解的男人。

我给他画了一副本不属于他的画像。

但或许对父亲来说，他爱的也只是那个会扑到他怀里撒娇的9岁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是真实的我吗？她对父亲的那些依赖，是真情流露吗？

麻药劲早就退下去，什刹海的晚风吹过来，我彻底清醒了。

北京的晚上真好看。每次看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又看向黑夜里那些闪闪亮亮的灯光，觉得这当中的哪一盏都不属于我。

但我不在乎了。

我不再那么执着于确认自己是否是被爱过，同样的，我也不再渴望爱，需要爱。

暑假过去，我回来上学，终于开始长胖。

我还是爱笑，和9岁的时候一样爱笑。妈妈和朋友们都开心我体重渐渐回归正常，没人过多地关注原因。

我猜每个人身上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吧，总之渐渐地大家只关注结果，不再去挖那株名为过程的根。

根长在泥土里是有道理的。

原生家庭带给了我什么呢？我不知道。

这些年我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尝试。去推倒，去求证，一遍又一遍试图确认和量化自己收到的爱。

但我忘了，自己一直是个数学不好的孩子。

这道题太难了，比当年的奥赛题难上千倍。

现在我依然解不出来，但我的心态变了，视角也变了。

或许从最初起这就不是一道数学题，它应该有开放性的答案。

22岁这年我许了一个愿，吹蜡烛的时候蜡烛破天荒地闪了三次，将灭不灭，又接着燃起来。我吹，它闪，再吹，它才终于灭掉。

我许：

我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不要和任何人结缔任何一段长久的感情。

我想做风。

我想像风一样活着。

愿我们都不以任何形式被束缚，永远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