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之中，最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恐怕就是王莽了，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四无”理想（即“市无二价，官无诉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而奋斗；史书中说他虚名狡诈，阴毒惑众，这也是他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所不得不使出的手段，多少皇帝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也无需对他过多苛责。只是时势的变化，总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是如此之大，其地域之差异，人群之复杂，情况之纷乱，注定了它的每次改版升级，都会BUG频出，导致系统紊乱甚至崩溃，最后只得重装系统来缓缓修复漏洞。所以中国的改革，从来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更何况王莽为人偏执，顽固不化，他的改革又准备不足，急功近利，药下过猛；更重要的，是不符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总之期间问题十分之复杂，且容作者细细道来。

举凡天下之改革，万变不离其宗，无非就是对利益蛋糕的重新分配。当时中国的情势是：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拉大。也就是说，权贵豪强们占的蛋糕太多，导致天下百姓穷苦，更有甚者沦为奴婢或流民，整个天下一片对社会不满的呼声。那怎么办呢？王莽的方法就是，把蛋糕全收上来，全部重新分配，不留余地，彻底解决问题，争取在自己任内澄清天下，再创三代盛世（夏商周）。

这就是王莽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了，毕竟他从政几十年来存天理而灭人欲，恪守道德，修身养性，克己复礼，兢兢业业，不好女色，不好享受，恶衣恶食，陋车驽马，罔顾自己的欲望与悲喜，含辛茹苦，殚精竭虑，牺牲家庭，牺牲健康，甚至牺牲做人的快乐，好不容易才在五十四岁这年践履至尊、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已年老体衰，时日无多，他的年龄已容不得他进行稳妥的试点、探索、修正，他必须尽快的强推自己的复古改制，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享受这名垂万古的创世光荣（注1）。我们知道，王莽是从小修习《礼经》出身的，这部儒家经典对于他而言已不是学问，而是信仰，是宇宙真理！所以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他真诚的相信儒家传说中的三代盛世，认为只要依据周礼如法炮制，三代盛世的光辉就会再一次普照大地，而那美妙无比的田园牧歌与人间天堂也会再一次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所以他建立的所谓新朝，其实是一个好古稽古迷古信古刻意复古的新朝，可是拿这种上古礼法去治理近千年后的新朝天下（注2），又怎会不出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就是不断前进的，因为人类的生产力也是在不断前进的，你不能因为喜欢田园牧歌式的简单生活，就把人类推回到氏族社会里去，那是行不通的。何况这些上古礼法只是些缺乏细节的政治模型，每个执行者都有自己的理解，所有的偏差加起来就是灾难性的。可王莽和一帮复古儒生却仍“尽信中国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并拿整个帝国来做实验（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这可就太疯狂了。

打个比方，王莽改制，就好像是一个任性的孩童，兴致勃勃的照着画本捏泥人、堆沙塔，看起来倒是蛮有童真童趣的，可惜这庞大的帝国本就矛盾重重，比泥沙脆弱多了，却还要按照周公的图样，捏来堆去，结果只能是图样图森破、破碎、崩塌。

那么王莽具体是怎么折腾的呢？

首先第一条：土地改革。

自汉成帝以，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于是儒臣集团开始鼓吹复古，认为应恢复周制，实施“井田”，但汉朝皇帝认为此举太过激进，故未实施。而王莽虽然自身就是外戚豪族出身，叔伯兄弟们也个个都是大土地所有者；但他自得皇位，成儒教之“教皇”，便决意与过去之我决裂，为儒教代言，为水深火热中的天下苍生展现慈悲，故下诏：“今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富者犬马余菽粟，贫者不厌糟糠。”而为解决此等社会不公之状况，朝廷即日起宣布恢复西周之“井田制”，将全国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改称“王田”，禁止买卖，并按人均分配使用权，按一对夫妇分田一百亩，则一家男丁不超过八人者，田地不得超过一井即九百亩（注3）；凡过此限者，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有敢非议井田制、惑乱群众者，参照王莽祖先舜帝当年的成例，抓起来流放四夷。

我们来看这一条，王莽等于是在名义上废除了土地私人占有制，然后分田地，均贫富，这条真是太猛了，竟然想废除实施近千年早已深入人心的土地私有制，玩儿自己的理想国，这岂不是找死么？要知道王莽手下的官僚体系，可多数是大地主，地主却不能私有土地，那还能叫地主吗？人家几辈子积攒下来的大片良田，说吐出来就吐出来吗？还不给一点补偿，这比强拆还狠哪！不仅地主受不了，就连广大自耕农也受不了，因为年景不好的时候他们得卖了土地逃荒，土地都不能卖，他们可就只有饿死或者沦为奴婢了。事实上，土地固化从来就不是一件好事，比如欧洲中世纪土地就不能买卖，结果却导致阶层固化非常严重，贵族们都是上千年长盛不衰的大土地所有者，农奴则世世代代都是农奴，全无出头之日，整个社会一潭死水，大部分人都是没有意识的生产工具，发不出半点声音，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好的。

事实上，就算天下人忽然都变得觉悟极高，全都热烈拥护王莽的“土改”，它还是根本不可能实行下去，因为按当时的全国耕地平均算，每户不过才能摊到六十八亩（注4），根本就不够分，到最后只能是空头支票，徒惹争端而已。结果到了公元十二年，王莽见自己的土地改革实在推行不下去，只得苦叹一声这届人民不行，下诏暂缓执行。

其实，井田制这种传说中的田制，恐怕只适用于上古田广人寡、刀耕火种之粗放农业时期，而绝不可能适用于封建王朝中人口滋盛、精耕细作之农业时期，王莽这种不顾实际只凭一腔子热情的书呆子改革，一开始就是一个大笑话。实际上，一切不采用数目字管理而硬抬上马的改革，其思想再先进，也都只是一个大笑话。

所以说后来的光武帝刘秀就很聪明，他不搞简单直接的收入分配改革，而实施数目字管理，以推进制度革新型改革，并通过革新创造红利，从而得以减轻贫民负担，弱化社会矛盾。简单来说，就是不分地，只度田；使土地多者多交赋税，土地少者少交赋税。这样虽然触动了大地主们的利益，但刘秀精于制度建设（以“度田”数据作为地方官员的重要政绩考核标准），且颇能遵照实际予以妥协，所以在杀了十几头“大老虎”（大司徒、河南尹、郡守），并平定了一批豪族叛乱后，最终形成了常态化的度田与案比（度田丈田地，案比查人口），实现了东汉帝国全覆盖、常态化的土地人口数目字管理。对比《汉书·地理志》与《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伏无忌所记，在对豪族失控的汉质帝时期以前，东汉帝国每位皇帝任期期间都要进行详细的人口与土地普查，并计入兰台秘府档案，这几十年出土的简牍资料里也与大量不同层级郡、县、乡、里的人口土地统计数字，其准确程度要比西汉强上很多。虽然其中不免有腐败与作假，但大体上必须说，东汉帝国行政达到的高度，后世一直到民国都无法相比。因此，东汉执行的田租税率相当稳定，一直都保持在“三十税一”（西汉则不断浮动，且仍有很多固定税的情况），其财政收入亦长期保持稳定态势；故就算爆发对外战争，东汉的军费数字也较西汉更加详实，故能妥善量入为出。

也就是说，在看到西汉王朝与王莽在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上付出的巨大代价后，刘秀与其东汉王朝最终彻底放弃了抑制它，转而通过严格的度田与案比来保证国家的财税。如此，中央财政有靠谱的税赋兜底，豪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让天下崩溃。看来，相比王莽的妄诞迂执、不切实务，显然刘秀更灵活也更变通。

社会改革，有的时候就需要妥协让步，没办法，没有办法。因为人性虽不至于本恶，但都是本利的。利益，使人疯狂。所以无论任何时代，尊重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一切改革能够顺利推行、不走样的重要前提——除非你想更换你的统治基础，来一场阶级革命。

总之，在长期土地私有制的影响下，土地便是中国人的命，你要他们的地，就是要他们的命，所以举凡田制之变革，非妥协无以小成，非革命无以大成。可王莽改制既脱离实际，又不妥协也不革命，所以到最后别人只好革他的命（注5）。而随着王莽的失败与刘秀的成功，后世统治者对于田制越发的谨慎，一般不敢轻易变更，直到那场伟大的土地革命爆发。

然后第二条，蓄奴制改革。

由于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的发展，王莽时民间奴婢的数量很大，据统计约有210多万，这极大影响了朝廷赋税收入，而且在政治上非常不好看，所以王莽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买卖人口是“悖天心，逆人伦”的罪恶行径，必须立刻停止。所以要冻结奴隶交易，即禁止新增奴婢，现有奴婢，暂时允许继续持有，但改称“私属”，禁止买卖，且将每蓄一“私属”需向国家上交的赋税提高十五倍，达到每年三千六百钱。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没有买卖，就没与奴役与兼并；王莽考虑问题的角度似乎很精准。但事实证明，他考虑问题还是太单纯，关键当时的情势是已经有很多农民失去了田地，北方边衅也导致了大量流民，这些流民得不到安置，又没有土地，除了卖身当奴隶，只有饿死一途。现在可好，大家连奴隶都当不成，那除了造反当强盗，还能怎么办呢？自由能当饭吃吗？总不能等死吧？而每年高达3600钱的高额“奴婢税”，虽然让一些中小地主被迫遣散一些奴婢，可这些奴婢早已没了土地，甚至没有住宅与农具，他们最终也只能去做流民强盗。

所以说，解决不了农民破产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奴婢买卖问题，事实证明，王莽看似美好的废奴政策根本行不通，况且，他的这个政策只适用于私人奴婢，与官奴毫不相干，事实上，王莽还通过严酷的法令，将所有违反改制的人都罚做了官奴。他们被押解着成群结队、络绎不绝的蹒跚在全国各条道路与各大国营铁矿盐场里，愁苦饥饿而死者达数十万人。这对于一向标榜儒家人本思想与人性关怀的王莽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由此可见，王莽的王田政策，表面上是为百姓谋土地，实则是在变相的强夺民田；而王莽的奴婢政策，表面上是为奴婢争人权，实则仍是一种打击豪强的刑徒经济，实际还是秦皇汉武那一套，而且步子迈的更大，毕竟秦皇汉武也不敢这么一刀切的搞土地改革，这得罪的人可太多了。

其实，从中国两千年专制史来看，土地兼并虽对社会有害，但并不会导致亡国；相反，大规模的佃农集体耕作还有助于大家抱团共度灾荒；地主豪强剥削虽狠，但总不会杀鸡取卵，终归能让佃农安心生产；可被王莽压了死任务的庸官酷吏可管不了那么多，只要升官发财，他管你们去死。总之，地主豪强不可怕，官府的苛政与横征暴敛才最可怕；土地兼并不可怕，农户被官府逼得抛荒土地才最可怕。秦晖老师也发现，《水浒传》里所谓农民起义，其实是一群地主带着农民、佃户来造官府的反；官逼民反，这民不仅是小农，更有地主豪强；事实上，西汉末年的全国大起义，也拥有类似的性质。

注1：事实上，当初汉哀帝初即位时，王莽新任大司马，就与丞相孔光一同拟出了一套限田、限奴婢的办法，但很快因遭大臣、贵族反对，搁置未行。另外他为汉臣期间也曾多次拒绝朝廷赐田，表达了积极的改革立场。

注2：无论是王莽少时修习的《礼经》，还是刘歆后来为他校理秘府文献而得的《周礼》（亦称《周官》，乃汉武帝时河间王刘德收集的民间古书），其实都不是西周原作，而是经过后世润色与理想化的。特别是作为新莽王朝施政纲领的《周礼》，虽然号称是周公所作，记载的都是西周古制；但据考证此书应作于战国晚期（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认为该书是“六国阴谋之书”），且其思想深受孟子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周礼》的内容，是由西周古制与孟子一派儒者之社会理想交织而成，甚至还可能添加了不少刘歆个人的篡改。王莽按此改革，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太过理想化，缺乏操作性。

注3：孟子及《周礼》认为，上古时是八户人家共耕九百亩地，每户一百亩，另外一百亩是公田，出产收成必须上交当地封君领主。

注4：据《汉书·地理志》普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汉帝国有编户12233062户，59594978人，定垦田827053600亩，平均每户67.608亩；这种算法还未包括因依附于豪强而脱籍的奴婢与客民，加上的话每户的平均耕地数会更少。

注5：后来天水官僚豪族隗嚣等人在起兵反莽时，就传檄郡国，数莽之罪说：“田为王田，卖买不得；归锢山泽，夺民本业。……此其逆地之大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