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巫蛊之祸，导致太子一家被杀，以及数万百姓死亡，这让汉武帝颇有些后悔，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继续嘴硬，直到次年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初，一个守陵老人田千秋（注1）给汉武帝上了一封奏疏，为死去的卫太子鸣冤。确实，皇帝病重，太子眼看就要等到头了，却居然会铤而走险举兵造反，这也未免太荒唐了。
时过境迁，刘彻也明白卫太子案中确有诸多疑点，而不久又爆发了李广利与丞相刘屈氂暗中勾结谋立昌邑王之案，于是汉武帝后悔了，开始反清算运动。
是年六月，因丞相刘屈氂之妻用巫蛊诅咒皇帝，汉武帝下令以厨车（拉肉类及食物之车）拉刘屈氂游街示众后，腰斩东市，刘的夫人则被枭首长安华阳街，其一家也被族灭。不久，李广利留在长安的妻儿老小也被族灭。
九月，台前打手江充一家也被族灭。江充的同党、宦官苏文则被当众焚死在横桥上。
行文至此，请大家留意一个情况。刘屈氂是中山靖王之子，李广利则是中山国人，钩弋夫人是离中山国只有六十公里的河间人（李夫人已死，李广利是空壳外戚，而钩弋夫人父亲不过一受刑宦者，且早亡，没有任何政治势力），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李广利的党徒重合侯马通、侍中仆射马何罗也是赵国邯郸人。另外，李夫人擅歌舞，江充之妹也擅鼓琴歌舞，《史记·货殖列传》上说，中山与邯郸之人，“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白天杀人越货），休则掘冢作巧奸冶（晚上挖坟劫棺），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可见在武帝晚年，身边聚集了一个很大的燕赵奸媚集团，这个集团以美色武勇见幸于君王，同时也以此左右着武帝晚年的政局走向。
还有，参以《汉书》之《西域传》、《匈奴传》、《戾太子传》、《江充传》等资料，巫蛊之术及参与其案的神秘胡巫们，都与邯郸中山以北的匈奴及匈奴之巫俗密切相关。王国维先生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明代杨慎则说：“女乐之兴，本由巫觋，在男曰巫，在女曰觋。”女乐歌舞，本与巫蛊便是同源，而武帝又一向迷信鬼神，为天下所共知，所以这一切，绝不是巧合。史书上的草蛇灰线、蛛丝马迹，似乎都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这一切，汉武帝在酿成大错后也许已经发现了，但他不好公布，因为这会显得自己这么多年来毫无识人之明；况且，这宫廷内幕，大多阴毒、卑鄙、黑暗、下作，最不足为外人道；霍光金日磾这两个“机要秘书”最受武帝喜爱，并最终成为托孤大臣，其能力出众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够谨慎，够嘴严。特别是霍光，跟在武帝身边三十多年，从没说错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做错过一件事，每次都能深刻领会武帝意图，并能予以充分贯彻落实，简直如机器人般可靠。
最后还是汉武帝自己说了漏嘴，他在临死前，曾下诏说：“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可见以刘屈氂与李广利为首的燕赵奸媚集团在幕后做了不少肮脏事，而汉武帝为卫太子报仇，不仅是彰显正义，也是表达了自己对刘据的政治倾向与政治风格的重新认可，并为朝廷改弦易辙、转变政策扫清最后的道路。
盖此时，连年征伐劳役频繁，再加上巫蛊之祸与自然灾害，导致百姓穷苦，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他们“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规模十分浩大，汉武帝虽派官吏四处镇压，但仍有盗贼不绝，结果，到了汉武帝末年，汉帝国人口已由武帝初年的3600万，锐减至3200万。而如果按照正常的人口增长率，武帝末年应该有人口4759万才对。也就是说，汉武帝在位期间折腾掉了1559万人口，就算其中一半是因为出生率降低，那也还有一半七百多万人是非正常死亡的。
另外，据昭宣时朝廷统计，由于武帝统治时期百姓流亡严重，帝国在籍户口减少了一半多。经测算，当时中国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非命，还有两个人流离失所，只剩两个人勉强可以守土安居。至此，汉兴七十年来积累的巨大财富、军力挥霍已尽，再不改弦更张，“亡秦之迹”将现！
有时候，汽车发动机的马力太大，往往方向盘与刹车系统就不打灵光，这时候如何制动、倒车、重来，便是一门大学问。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二月，汉武帝刘彻到钜定（今山东广饶县北）视察，这里濒临巨定泽，本是汉武时期重点发展的农业灌溉区，可如今却田园荒芜，百姓逃亡，刘彻见此，不由大为追悔，于是在此举行了劝农的籍田仪式，并封禅泰山，而召集群臣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六月，因有大臣建议全国每人加税三十钱，以助力边疆军事建设，并提议在轮台以东驻兵修建水利工程，发展屯田，而将长城（亭障）从盐泽（罗布泊）向西方的塔里木河流域乃至乌孙进一步延伸，汉武帝认为不妥，遂下“轮台罪己诏”，否决此提议，并反思自己的错误，正式与匈奴止戈，停止扰民，只维持基本的武备，以休养天下。
刘彻老了，他这年已经68岁，在位已52年，在古代可以算是垂垂老矣，中青年时的雄心壮志早已化作缕缕青烟，淡不可闻，他终于渐渐认识到，匈奴问题不是一个皇帝在任期间就能解决的问题。有些事，必须留给后代来做（注2）。人生要不断地给自己定小目标，最终实现大目标，而不应直奔大目标而去。首先，大目标你不一定能办成，就算办成了，付出的代价值不值得也要认真考量。总之，贪婪与进取是一体两面，过犹不及，人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
不过，这个时候认识到错误，还不晚，否则若重蹈亡秦覆辙，则悔之晚矣！
《黄帝四经》尝言：“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刘彻一生共发动战争达26次之多，平均每两年一次，他在晚年更是头脑发昏，发动了一场损失不亚于漠北大战的巫蛊大乱，万幸他在临死之前突然变得清醒、理智起来，恢复了年轻时的雄才大略与深谋远虑，这也是本事啊。中国有些皇帝，也是前明后昏，但到死了还没发现自己昏，却要后人来帮他拨乱反正，这才是真正的大昏特昏。
所以朱熹说：“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能如此。”大丈夫敢作敢当，敢想就要敢做，敢做就有可能犯错，犯错就要敢于承认错误，没什么大不了的。汉武帝多专制多高傲一人，但知道自己穷兵黩武错了以后，就下了一道青史留名的“轮台罪己诏”，宣称“朕之不明”，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之中，这是需要大勇气与大智慧的。而对于受刑怀恨的司马迁，汉武帝竟将他提拔为中书令这样的要职，出入宫禁，身以尊荣，这也说明刘彻内心是有悔恨、补偿心理的。
近年来，有辛德勇等学者认为汉武帝下《罪己诏》，只不过是一种自我装点的门面事，其实并没有真正对汉帝国的国策进行转向，这一切都是司马光因其政治倾向而随意采信南北朝王俭创作之野史《汉武故事》而构建的一种历史。且终汉武帝之世，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皆未被废除，制定并执行此政策之财政官僚桑弘羊也未被罢免，更成为昭帝朝之托孤大臣。辛德勇此观点影响颇广，但个人认为，《资治通鉴》固然有采信史料不够严谨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汉武帝不想“思富养民”，只能说明他认为这些国营政策对其“大安天下，富实百姓”之目标并无影响甚至还有助益，朝廷只需要“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就足够了。
不管怎么说，汉武帝晚年知错能改，也算是精神可嘉，所以虽然他多年穷兵黩武，又独裁专制，凶狠残暴，却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骂名，反而大多被赞为一代雄主而流芳百世。所以，后世皇帝吸取经验，一旦做错事就赶紧学汉武帝下“罪己诏”，当然，这些“罪己诏”大多是些政治表演，一点儿不走心。偶有一些走心的，却往往颁行于局势不可挽回之际（如崇祯、袁世凯），且无收拾局面之良方，故真能成功效法汉武帝而迷途知返者，并不多见。
次年即后元元年正月，昌邑王刘髆忽然暴毙，死因不明，以其享年不永（其死时年纪大概在十八到二十三之间），谥为哀王。
刘髆此人是汉史中最神秘的一个人物。无论《史记》还是《汉书》，对他的记载几乎都是空白，但事实上他又是汉武帝末年最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他的资料空白，他的死因不明，只能说明这个人的情况太敏感，不能写，真的不能写。
二月，汉武帝宣布大赦天下。
其后，因扑灭卫太子有功的御史大夫商丘成、卫尉溃、重合侯马通、侍中仆射马何罗、德侯景建等人，以及曾参与追捕太子的所有官吏，不久也因各种罪名被陆续处死、族灭。这是巫蛊之祸的最后一道余波。不久，汉武帝又在太子逃亡自尽的湖县，修建了“思子宫”、“归来望思之台”，天下人闻之，无不悲切——什么是世间最珍贵的？已经失去的和永远回不来、永远得不到的！
至此，举世震惊的巫蛊之祸终于宣告终结，这是一桩中国历史上野蛮而愚昧，且极其肮脏丑恶的政治运动。而正如前面几篇所说的，汉武帝杀了这么多人，其实并不完全是被奸臣蒙蔽，也有很多是早有预谋的屠杀，毕竟刘彻当了太多年的皇帝，积累了太多的利益集团与政治派别，他需要来一次大清洗，为继任的新皇帝收回利益与资源（官职、封地），并扫清障碍，留下一个硬盘干净而内存充足的操作系统。只是这些残酷的权力运作连累了很多可怜的普通人，他们到死都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死的。
天上的星星十分耀眼，每个人都想成为其中的一颗。
可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地上的一只蝼蚁。死在泥里，没有一点声息。
注1：众多王侯将相都不肯发声，只有这位守陵老人敢仗义直言，实在讽刺。而后汉武帝感激田千秋，将他从秩比三百石的“高寝郎”提拔为秩中二千石的大鸿胪（掌管诸侯国及少数民族事务），位列九卿，数月后又升为丞相，封富民侯（富民二字，足见汉武帝改弦更张之决心）。这可能是世界上升官最快的人了。这一切，非因其才能学术，亦非因其阅历功劳，只因为他大胆说了一句公道话。
注2：从武帝元光二年马邑之谋到宣帝甘露三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称臣，共经历八十二年；从马邑之谋到汉元帝建昭三年北匈奴郅支单于被击毙，则用了九十七年。西汉朝花了近百年时间才搞定匈奴，故称汉匈百年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