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修《宋史》仅用两年半就顺利完成,可谓是十分仓促,相比于之前的的正史,《宋史》中增加了《奸臣传》这个部分,共收录了二十二人。应该说这其中有不少不是奸臣,甚至是冤枉,受王安石变法派“牵连”的几个骨干蔡确、吕惠卿、章惇、曾布这几个人真算不上奸臣,尤其是吕惠卿,当时满朝文武都说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渊。是王安石的唯一传人。
吕惠卿,字吉甫,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如果说王安石是给变法做战略规划,那吕惠卿就是具体执行人,为推动变法做出了许多贡献。吕惠卿和王安石情同师徒,是王安石的死忠粉,他是公认的王安石的唯一嫡传弟子,后因事生恨,就此分道扬镳。
嘉祐二年,吕惠卿中进士,众所周知,北宋仁宗嘉祐二年的进士科是公认的千年第一 龙虎榜,这一年的科举“殿试”参考人数是400人,登科人数388人,落选的比例只有3%。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以及北宋理学创始人二程程颢、程熙兄弟同榜及第。另外,嘉祐二年这一榜中,有一位名将,三位大文豪,前后还有九位宰相,可谓是人才云集。这一科的状元是章衡,25岁的吕惠卿就是这一科的,由此也可见吕惠卿的能力。
吕惠卿中进士的当年被吏部任命为真州推官,任期满后,他回到京城,见到了王安石,一番攀谈之下,二人真的是一见如故,王安石立即就把吕惠卿引为心腹,把这个小他11岁的 吕惠卿当作自己的弟子。
神宗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主政变法,王安石提出现在首先就是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 为此单独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又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吕惠卿一举成了变法二号人物,当年的九月,在王安石的力荐之下,吕惠卿被提拔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集贤校理、判司农寺,当时的司农寺负责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的制订或执行。
可以说,在王安石提拔的一系列的为变法而提拔的官员的中,真正合格的就两个人,一个是吕惠卿,一个就是章惇。而吕惠卿的执政能力在北宋一众宰辅当中可以说是顶尖的存在。 宋神宗在位时,国内社会经济出现了“方田均税”、“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等发展成果,财政上也是“节流”、“开源”并用,内外府库的钱粮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史书称其“国用充足”。这一切都吕惠卿都是具体操作者。
在对西夏交往中,吕惠卿也充分展示了其外交才能,西夏李秉常在位,宋夏关系紧张。吕惠卿利用李秉常母亲去世的机会,遣人吊丧,又派郭逵率军深入西夏,给西夏以沉重打击,取得了“渭州协守”之功。在吕惠卿的斡旋下,宋夏实现了“庆历和议”,保证了宋夏边境的和平。 除此外,据史书载,吕惠卿“性机巧,多智略,文采风流,时推第一”。
《宋史》评价吕惠卿治财有方,“惠卿在相位,力图振兴。凡新法之未行者,悉取《周礼》、《尚书》,分定制度,尽行修立;已行之法,务使利便。”
可问题在于,他能力越突出,工作越出色,使得吕惠卿自然成了旧党大佬司马光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司马光看来,吕惠卿与章惇一干人等就是一祸国殃民的奸臣。于是司马光多次在宋神宗身边诋毁吕惠卿,司马光说吕惠卿虽然通文博学,明辨聪慧,但却心术不正,且阴险狡诈,并不是什么好人。可宋神宗对吕惠卿印象不错,所以对司马光构陷基本上不信。
除此之外,司马光还写信给王安石,意思就说吕惠卿是个谄谀之士,今天顺从你,甚至巴结你,听从你驱使,哪天你倒霉了,他肯定会出卖你!在这一点上,司马光看得很准,吕惠卿后来果应此言。可司马光对吕惠卿的“诽谤”,王安石根本就不信,不仅如此,还让吕惠卿升得更快。
熙宁三年九月,吕惠卿被任命为天章阁侍讲、同修起居注,后又升为知制诰,判国子监。此时的吕惠卿也不过38岁。
在王安石麾下最值得他看重的一共是三个人,除吕惠卿外,还有两个人是郑侠与章惇。郑侠真的是从微末小官一手提拔起来的,王安石希望郑侠成为一个吕惠卿。于是,王安石把当时还是光州司法参军的郑侠越级升为京官,帮他处理新法事务,可让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是,郑侠在开封目睹新法的弊端喝新法在施行过程中的弊端,不同意施行新法,就以不熟悉新法为借口婉辞拒绝 ,不仅如此,他很快就走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为此他多次给王安石写信,叫他不要实施新法。这让王安石便很不高兴:我提拔你是来让你帮我的,不是给我使绊子的。当即把郑侠贬为了一个监门小吏,二人就此分道扬镳。
该着有事,从熙宁六年七月到第二年三月,京城开封一带七八个月时间,老天爷都没下过雨。这对于当时靠天吃饭老百姓来说,可以想象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惨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还照样催逼灾民,交青苗法所贷本息,一分一厘都不能少,也不能拖!
郑侠为此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呈给宋神宗,上写:“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意思就是现在只有废除新法,绝对马上就会下雨,如果十天之内不下雨,就把我拖到宣德门外斩了,以正我欺君之罪!
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开封府发放免行钱,青苗、免役法暂停追索,方田,保甲法一起罢除。让人万万想不到是,罢除新法三天后,老天就下了一场透雨。这下连王安石都觉得不可思议,王安石只能主动请求离任。对此吕惠卿是绝对不能同意,进一步来说,即便王安石罢相,新法也不能废除,在他的一再坚持之下,新法反而得到了更坚决的推行。
王安石在罢相之前,力荐韩绛接他的班,同时推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搭班子实施新法。郑侠以为扳倒王安石,新法便会不攻自破,没想到又跳出来个吕惠卿。于是,郑侠又上书说吕惠卿结党为奸,堵塞言路,是个奸邪。可问题是,吕惠卿不是王安石,郑侠上书不但没有扳倒吕惠卿,自己反而被贬到了汀州。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吕惠卿比王安石更加务实,进一步来说,王安石更具理想主义色彩,吕惠卿更加灵活。但王安石的政治声誉相对较高,而而吕惠卿因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声誉较为复杂。与王安石相比,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保守稳健,吕惠卿则积极支持变法,政治理念上差异明显。司马光为人正直,重视传统道德;吕惠卿在为人处世方面则被指责较为功利和善于权谋。
正是由于郑侠的事情让吕惠卿意识到,如果任由郑侠这样对他不利的人“胡来”,那他今后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为了新法,更确切地说,为了他自的相位,开始整人了,那些与他有过节,对他不利的人,他都要处理,尤其对他相位有威胁的人,首先遭殃的就是副相冯京和王安石弟弟王安国,因为这二人都是新法的反对者。已经罢相的王安石知道后,立即告诫吕惠卿:“新法是用来帮国家的,可不是你党同伐异的工具啊,不可因为这二人反对新法而罢黜宰相,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可当时的根本听不进王安石的话,但吕惠卿此举引发了宋神宗的警觉,召回了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二度拜相,并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由于在用人问题上的公心与私心的差异,吕惠卿在王安石二度为相之后,不但排挤王安石任命的官还处处排挤王安石本人,最终导致了两人关系的恶化和破裂,两个月后,吕惠卿却被外调知陈州。由于满朝文武都认为吕惠卿为人奸诈,此后新旧两党谁当宰相都不敢让他回京做官,此后二十多年一直就在地方蹉跎,再也无法进入政治中心。
这也许是吕惠卿的运气,这使得他免于之后的新旧两党恶斗。崇宁五年,吕惠卿被起用为观文殿学士、杭州知府。其子吕渊因为听到妖人张怀素的话却不揭发而获罪发配沙门岛,吕惠卿则被追责为祁州团练副使,安置庐州。后来又被恢复为观文殿学士,任醴泉观使,并从此致仕。徽宗政和元年,79岁的吕惠卿病逝,后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谥“文敏”。
吕惠卿之所以被认定为奸臣,因其在变法运动中的反复无常,其攻讦王安石的龌龊行为和借改革以营私的不良行径,而被成为一个争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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