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常道，汉奸者，背叛祖国、投靠敌人之徒也。然东北沦陷之际，有两个＂汉奸＂大队长，白天在日军面前俯首帖耳，向日寇讨要赏银；夜晚却率众杀敌，一夜之间斩杀日军五百。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身影，正是张庆余和张砚田。他们为何要戴上＂汉奸＂的面具？又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在敌营中周旋？一场惊天动地的＂通州起义＂，又将如何改变这段历史的进程？
一、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的东北危局
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驻守东北的张学良部队接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命令。这道命令宛如一记重锤，将东北三千万同胞推入了苦难的深渊。
当时的东北形势错综复杂。东北军主力虽有二十余万人，装备精良，但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这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对付西北的红军。日军则利用这一时机，从朝鲜和关东州调集兵力，对东北军发动猛烈进攻。
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东北全境沦陷。随后，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任命其为执政。为了巩固对东北的统治，日军开始实施所谓的＂治安肃正＂计划。他们在各地成立伪警察部队，招募中国人充当傀儡，在东北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统治体系。
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代表黄郛在天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协定内容，长城以南、以北划为非军事区，国民党军队不得越过长城。这一协定的签订，不仅使东北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更为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埋下了伏笔。
在日伪政权统治下，东北民众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军在各地设立特务机关，大肆抓捕抗日志士。他们强征劳工，掠夺资源，甚至在东北建立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对中国人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黑暗时期，一些爱国志士开始秘密组织抗日力量。他们或是以商人的身份往来于各地，或是以警察、公务员的面目出现在日伪机构中，暗中收集情报，寻找时机反击。这其中，就包括了后来在通州起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张庆余和张砚田。
当地下抗日力量逐渐发展壮大时，日伪当局也加强了统治力度。他们在各县设立了＂治安维持会＂，强迫当地居民签署＂保甲连坐书＂，实行连坐制度。任何人若被发现参与抗日活动，不仅本人遭到处决，全家乃至邻里都要受到牵连。这种高压政策使得明面上的抗日活动难以开展，但也促使更多的爱国志士转入地下，以隐蔽的方式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二、两位特殊＂汉奸＂的身世之谜
张庆余，1898年生于河北省通州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年少时期，他就读于通州陆军预备学校，1916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张庆余被分配到东北军第五军担任连长，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多次军事行动，逐步晋升为营长。
1928年，张庆余升任东北军第五军第十三旅少校参谋。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在东北的种种暴行，也见证了日本特务机关如何渗透到东北社会的各个层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庆余所在的部队接到撤退命令，但他选择留在东北，暗中联络其他留守官兵。
张砚田的经历则与张庆余有所不同。他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曾在奉天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县城警务官。九一八事变前，张砚田在通州地区任职，负责地方治安工作。他与当地商会、绅士有着广泛联系，这些社会关系后来成为他秘密开展抗日活动的重要资源。
1932年春，东北全境沦陷后，张庆余和张砚田收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当时的抗日地下组织认为，要想在日伪统治区开展工作，必须有人打入敌人内部。两人因其军事和警务背景，被选中执行这一危险的任务。
为了取得日军的信任，两人精心设计了一套说辞。张庆余声称自己因不满张学良的撤退命令而心生不满，张砚田则表示愿意协助日军维持地方治安。他们的说辞恰到好处地迎合了日军拉拢东北地方军政人员的需要。
在日军的审查下，张庆余被任命为通州地区警备队大队长，张砚田则担任副职。他们表面上积极配合日军的统治，实则暗中建立起了一支由300多名抗日志士组成的队伍。这些人大多是东北军的留守官兵，他们以警备队队员的身份作为掩护，在日伪统治区内秘密活动。
为了不引起日军怀疑，两人不得不做出种种违心之举。他们不仅要在日军面前装出谄媚的样子，还要按照日军的要求参加各种集会和活动。每当日军举行所谓的＂治安会议＂时，两人都要列席其中，时刻提防着可能暴露的危险。
在这段时期，张庆余和张砚田开始在警备队内部秘密甄选可靠人员。他们借调动警力的机会，将信得过的抗日志士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同时也在暗中收集日军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通过隐秘的渠道传递给了地下抗日组织，为后来的通州起义做了充分准备。
日军虽然对他们委以重任，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警惕。每次重要会议前，日军都会派特务暗中监视两人的行动。面对这种严密监控，张庆余和张砚田必须格外谨慎，他们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日本文化的推崇，以此来消除日军的疑虑。
三、艰难的卧底生涯
在日军的统治下，张庆余和张砚田的每一步行动都走在刀尖上。1933年初，他们开始在通州地区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这个网络以警备队为掩护，将触角延伸到了当地的商铺、茶馆、驿站等各个角落。
他们首先利用警备队的身份在城内设立了多个检查站。这些检查站表面上是为日军把守城防，实际上成为了传递情报的关键节点。负责检查站的队员大多是东北军的旧部，他们用暗号和接头方式将收集到的情报传递给张庆余和张砚田。
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两人还在日军驻地周边的茶馆中安插了眼线。这些茶馆的伙计看似普通，却都是精心挑选的抗日志士。他们一边招待过往的日军士兵，一边记录下士兵间的谈话内容，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1934年春，张庆余和张砚田开始与地下党建立秘密联系。他们通过一位在日伪医院工作的医生作为中间人，与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位医生借给伤病员看诊的机会，将密信藏在药包中传递。这种联系为后来的武装起义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支援。
在日军眼皮底下救助东北百姓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张庆余和张砚田利用警备队的便利条件，在搜查可疑分子的名义下，暗中将一些被日军通缉的抗日志士和他们的家属转移到安全地带。他们还私下发放通行证，帮助被日军抓捕的劳工逃离强制劳动营。
最令人称奇的是他们策反其他伪军的手段。两人发现，许多被迫投靠日军的伪军士兵内心仍然怀有抗日情怀。他们通过举办联谊活动，在酒桌上试探这些伪军官兵的真实想法，然后有计划地展开策反工作。到1935年底，他们已经在周边地区的伪军中发展了大批秘密同盟者。
然而，这样的地下工作充满了危险。1934年秋，一次意外几乎暴露了整个行动。当时，一名被策反的伪军士兵在醉酒后不慎说漏了嘴，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日军特务机关。张庆余立即采取行动，让这名士兵假装生病住院，随后秘密将其转移，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为了应对日军的怀疑，两人不得不做出更多表面功夫。他们主动向日军请缨，带队参与搜捕抗日分子的行动。但每次行动前，都会事先通过情报网络放出风声，让真正的抗日志士提前转移。他们还经常向日军献上所谓的＂重要情报＂，实际上都是一些无关紧要或已经过时的信息。
到1936年初，张庆余和张砚田已经在通州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拥有近千人的秘密抗日组织。这个组织不仅包括警备队内部的可靠人员，还包括了商会成员、学生、农民等各界人士。他们利用各种隐蔽的方式传递信息，如在货物包装上做记号、用布匹的花色暗示集会时间等，将这个庞大的地下组织牢牢联系在一起。
这支队伍表面上是日军的治安力量，实则成为了一支随时准备起义的抗日力量。他们利用警备队的武器库秘密储存弹药，在进行例行巡逻时暗中熟悉每个街区的地形，为即将到来的武装起义做着周密的准备。
四、惊天动地的通州起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通州，日军开始调动兵力，准备向平津地区增援。张庆余和张砚田意识到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开始实施早已计划好的起义方案。
7月28日深夜，张庆余召集了警备队的核心成员，以开会为名在大队部秘密集合。他们派出联络员，通知城内外的地下组织成员按照预定计划各就各位。当时，通州城内的日军主力已经被调往北平，城内仅余两个中队的兵力，约300人，这正是起义的最佳时机。
次日凌晨三时，张庆余和张砚田率领一支精干队伍，借着例行巡逻的机会，悄悄包围了日军驻地。另一支队伍则潜入日军军火库，控制了武器储备。在确保各个关键点都已布置妥当后，张庆余下达了进攻命令。
清晨四时，随着一声枪响，起义队伍同时向日军驻地发起突袭。毫无防备的日军还在熟睡中，便遭到了猛烈打击。起义军先是切断了日军的通讯设施，然后用手榴弹轰开了营房大门，展开了巷战。日军虽然仓促应战，但在突如其来的攻击面前已经乱了阵脚。
战斗中，张砚田带领一支突击队，专门清剿日军特务机关。他们根据前期收集的情报，准确定位了特务们的住所，将这些长期迫害中国百姓的特务分子一一歼灭。与此同时，张庆余指挥主力部队围攻日军司令部，在激烈的战斗中击毙了日军指挥官。
城内的战斗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起义军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周密的部署，将日军分割包围，逐个消灭。到上午十时，城内的日军主要据点已经被全部攻下。此时，从北平方向传来日军增援部队的消息，张庆余当即下令部队分批撤离，转入地下。
这场起义的战果极其显著。据不完全统计，起义军共歼灭日军及特务人员500余人，缴获大量军火武器。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严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动摇了其在华北的统治基础。起义军在撤离前，还打开了日军的监狱，释放了大批被关押的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
起义结束后，张庆余和张砚田带领部队转入华北平原，与当地的抗日武装会合。他们利用在警备队积累的作战经验，组建了一支正规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经常对日军的运输线和补给线发动突袭，成为了华北抗日战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通州起义虽然时间短暂，但其影响深远。它不仅证明了在敌后开展地下工作的重要性，也显示了中国军民反抗日寇的决心。起义后，日军加强了对伪军的管控，但更多的抗日力量却在暗中成长起来，为后来的全面抗战准备了条件。这次起义也成为了中国军民反抗日寇的重要战例，被后人广为传颂。
五、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通州起义后，张庆余和张砚田带领部队转入易县山区，在此建立了新的抗日根据地。这支由警备队骨干组成的队伍，很快发展成为一支人数过千的抗日武装。他们利用山区地形优势，采取游击战术，频繁袭扰日军的补给线和驻地。
1938年春，张庆余的部队在易县城外设伏，一举击毁日军运输车队10余辆，缴获大量军需物资。这些物资不仅装备了自己的部队，还分发给了当地的抗日武装。张砚田则负责建立情报网络，他利用昔日在警备队的关系，在日占区发展了大量情报员，为游击队的行动提供准确情报。
这支队伍最显著的特点是拥有大量熟悉日军作战方式的老兵。他们曾在警备队时期近距离观察过日军的行动特点，深知其优势和弱点。在战斗中，他们常常模仿日军的指挥信号和通讯方式，造成敌军内部混乱，从而趁机发动突袭。
1939年夏，一场重要的战斗在易县北部山区展开。日军出动两个大队的兵力，企图围剿张庆余的部队。面对优势之敌，张庆余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先是在东面佯攻，吸引日军主力，随后率领精锐部队从西面山谷突围，不仅成功脱离包围，还在日军后方设伏，给予敌人重创。
张砚田则专门负责发展地下工作。他在各县城建立了秘密联络点，通过这些联络点不断扩大抗日力量。许多在日伪政府工作的人员暗中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为抗日斗争提供了大量内部情报。1940年初，他们还成功策反了一个日伪军营，使这支部队带着武器整体投入抗日队伍。
1941年，张庆余和张砚田的部队接受了军事整编，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个团。在新的建制下，他们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战术。每次行动前，都会派出曾在警备队服役的老兵侦察敌情，利用他们对日军的了解，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
这支部队还创造了独特的敌后工作方法。他们经常派人化装成商人、脚夫打入敌占区，在城镇中建立情报网络。有时，他们甚至故意让一些人投靠伪军，以此打入敌人内部。这些特工利用在警备队的经验，能够完美地伪装身份，为部队提供重要情报。
到1942年，他们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整个冀中地区。部队不仅进行军事打击，还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在他们控制的地区，成立了村民自卫队，组织了群众性的抗日活动。这些基层组织成为了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
1943年的一次重要战役中，张庆余指挥部队配合主力部队，突袭了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这次行动中，他们故技重施，利用对日军作战特点的了解，先是制造假情报迷惑敌人，随后出其不意发动进攻。这次战斗不仅取得了重大战果，还打通了几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在战争后期，这支部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成熟的抗日力量。他们不仅保持着原有的特种作战能力，还培养了大批新战士。这些年轻战士从老兵那里学到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了抗日战场上的骨干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