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三月初五（1085年4月1日），宋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宋哲宗继位。五月，保守派代表人物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升任执政，王安石新法开始被逐个罢除。
到元祐元年（1086年）年初，司马光生病了，时日无多，他将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以及西夏之扰，视为“四患”，不解决便死不瞑目。“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在年初时司马光如愿罢除了免役法，他又紧接着提出了“西戎之议”，要彻底解决西夏之扰。
所谓的西戎之议，很简单，那就是割地给西夏，这成为司马光最被人诟病的地方。司马光上台，不论好坏尽数罢黜新法，而其中宋神宗时期面对西夏开边之功绩却也要尽数放弃，司马温公慷他人之慨，比唐朝牛僧孺交还领土给吐蕃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不以现在的领土之观念审视，也算得上是卖国罪行，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司马光给宋哲宗上了一封长长的奏章，奏疏中对宋神宗时期的河湟拓边的开衅行动表示了不满：“诸将收其边地，建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此盖止以藉口，用为己功，皆为其身谋，非为国计。臣窃闻此数寨者，皆孤僻单外，难以应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险要，不足以守御，中国得之，徒分屯兵马，坐费刍粮，有久戍远输之累，无拓土辟境之实，此觽人所共知也。”“以臣愚虑，于今为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
司马光提出两上下两策作为解决之道，“上策欲因天子继统，旷然赦之，归其侵地，与之更始；下策欲严私市，俟其屈服，然后赦之。”
司马光
司马光明确提出要弃地给西夏，而且是作为首选的上策，“返其侵疆”，与西夏和好，以免西夏以后出兵进攻北宋：“废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令延、庆二州，悉加毁撤，除省地外，元系夏国旧日之境，并以还之。”
司马光的这个建议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其他保守派大臣纷纷附议，甚至提出将兰州等地方也弃给西夏。
上书宋哲宗后，司马光又“手书与三省、枢密院”，说道：“不和西戎，中国终不得高枕。光所上刍荛，果有可采否？纵未欲遽以侵地归之，且早下一诏。”
其实边地的守弃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财政问题，守地就需要养兵，养兵就需要花钱，而宋朝对士大夫又慷慨得很，士大夫有钱的朝代，财政往往没钱，所以士大夫集团里有人存有割地求和的思想并不奇怪，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不过是其中代表。
司马光的治国理念也很明确：以提高全国思想道德水平尤其是君主的道德水平为第一要务，通过这样来使敌国心悦诚服，招来远人（守城在德不在险）。
这样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把控朝政后，元祐弃地之议也开始了，前后持续八年，分为两个阶段，这其中也不只是司马光一个人的责任。
韩维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后，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拜门下侍郎，废除新政的同时打算与西夏谋和，不久，资政殿学士、兼侍读韩维首上书请弃地，认为“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弃者有五”，并提出“尽以向者王师所得土地还赐夏国”。
“向者王师所得土地”，一为熙宁五年（1072年）、熙宁六年（1073年）间王韶开河湟所得熙、河、岷州，二为元丰四年（1081年）五路伐夏所得米脂、浮图、塞门、义合、吴堡、葭芦、安疆七寨（分属河东、鄜延、环庆三路），与兰州、定西城（属熙河路）。
但这时执政中左相蔡确、右相韩缜、知枢密院事章惇、中书侍郎张璪、尚书右丞李清臣、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均是新党，司马光这边只有尚书左丞吕公著是旧党，要弃地新党这关还过不了。
李清臣见司马光一定要弃地，就提议要不问问熟悉边境情形的人再说。
而吏部尚书吕大防曾任鄜延、秦凤、永兴军三路经略使，认为弃地不仅“弱国威”，而且开“取侮于四夷之端”，并说某些人“儒臣常议，或谓武将皆不可用，此不知边事之过计也”。吕大防明确反对，说道：“元昊既得甘凉，遂有窥陇蜀之志，后缘唃氏中强，无以进取。今青唐乖乱，其势渐分，若中国又失洮兰之土，则他日陇蜀之患，不可不豫为之防。”他还提出用武将主持对夏事务，只要用人得当，西夏便不是威胁：“窃为宜参用武帅，如刘昌祚、张守约、种师古辈，皆可为用。但儒臣常议，或谓武将皆不可用，此不知边事之过计也……以臣料之，今日西夏无继迁、元昊之强，中国有练卒精甲之备，苟将帅得人，固无足畏。”
范仲淹次子，给事中范纯仁曾任环庆路经略使，是司马光的姻亲加好友，说地可弃，让西夏用俘虏的军民来换。
文彦博
很快随着旧党在朝中扩大势力，到了当年六月份，蔡确、章惇、韩缜先后被弹劾下放地方，这时执政中，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左相司马光、右相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属旧党，新党只剩中书侍郎张璪、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尚书左丞李清臣，已经无法阻止弃地了。
而支持弃地的还有台谏中的旧党。御史中丞刘挚说：“用兵以终守其地，诚难保也。弃地而使不为患，臣虽老矣，愿保没齿不见边境之忧。”左司谏王岩叟说：“得地不如养民，防人不如守己，今因其有请而与之，足以示怀柔之恩，结和平之信。”
右司谏苏辙名列“唐宋八大家”，在《论兰州等地状》中大言凿凿，列出了三条必须弃地的原因：其一，“今若固守，不与西戎，必至于争，甲兵一起，呼吸生变”，是谓“时可弃而不可守”；其二，“西戎近岁于朝廷本无大罪”，而“今乃割其土地，作为城池，以自封殖”，是谓“理可弃而不可守”；其三，退守秦凤，比之守熙、兰，“难易十倍”，是谓“弃之幸”大于“守之幸”。
当然至于弃哪些地方旧党是有分歧的。
范纯仁、范纯粹兄弟主张只弃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塞门寨占据地利，义合、吴堡不知何故也除外），苏辙、刘挚等人主张兰州也要放弃，但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却想将整个熙河路都给放弃了，甚至将熙河路比作“窃人之财，既为所执，犹不与之可乎”。“主议者至谓如窃人之财，既为所执，尤不与之，可乎？”这样不伦不类的比喻实在荒唐至极。
新党的安焘孤掌难鸣，“固争之”，气得拍桌子，大骂道：“自灵武以东，皆中国故地，先帝兴问罪之师而复之，何乃借谕如是！”安焘指出灵武以东都是中国故地，神宗兴兵是收复故地，批驳司马光“窃人之财”的比喻。
吕公著
右相吕公著和尚书右丞吕大防虽然是旧党圈子中的人，此时也看不下去了。
吕公著站出来说：“先朝所取皆中国旧境，而兰州乃西蕃地，非先属夏人。今天子嗣守先帝境土，岂宜轻以予人？况夏戎无厌，与之适足以启其侵侮之心。且中国严守备以待之，彼亦安能遽为吾患。”吕公著认为弃地西夏，会适得其反，让西夏认为北宋好欺，生出“侵侮之心”。
殿中侍御史林旦指出弃地有“十不可”，并言：“以天下之富，而惴惴恐二三城寨之不给，臣窃谓议者之私忧过计也。” 一句话，太怂了。
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西夏遣使前来要求将兰州、米脂等地划归西夏，西夏使者在觐见宋哲宗的时候竟然直接说：“神宗自知错”，这让十一岁的宋哲宗十分不满，“起立变色，怒。”
这时司马光也被曾在陕西任职的孙路上了堂地理课，同意不弃熙河，“路挟舆地图示光”，孙路直接带着地图去见司马光，说道：“兰州弃，则熙州危；熙河弃，则关中摇动。唐自失河湟，吐蕃、回鹘一有不顺，则警及国门，逮今二百余年，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复？今一旦委之，无厌之欲，恐不足以止寇，徒滋后患尔。”
听了孙路的话，司马光这才认识到河湟的重要性，大惊，幡然曰：“赖以访君，不然几误国事。”由此司马光便打消了弃兰州和熙河路的想法，但是弃地的大方略并没有变。最终“二府既定议，许归夏人侵地”，司马光在“以夏人久为边患，思以安将来”的想法下，决定只放弃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
司马光
正式弃地前，司马光也咨询过“习知西边事”的游师雄的意见。游师雄当下表示了明确反对之意，说道：“四寨先帝所克，所以形势制夏人者也，朝廷当守而勿失，奈何轻以畀人？”
游师雄反对这种示弱的行为，说道：“且割地以纾边患，不惟示中国之弱，将起边人无厌之求。四寨既予，如泸南、荆、粤有请者，亦将与之乎？非特此也，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书，求关南十县之地者，又将与之乎？”“六国诸侯割地以予秦，时犹以为耻，安有以天下之强盛，而弃地以悦外国者哉？”游师雄还以历史为例，提醒司马光等人要慎重。
但是司马光最终还是没有听进去，最后决定采取范纯仁的办法，弃四寨地，西夏用永乐城俘虏的军民来换。
司马光等人弃地示弱的行为，并没有换来西夏的感恩戴德，只能换来西夏的轻视鄙视。“夏人得其地而不有，侮慢如前。”
不过这一意见刚形成，地还没来得及弃，当年九月司马光就去世了，西夏则又搞起了事情。
当年十月，西夏使者来报国主秉常驾崩，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宋朝派使册封秉常子乾顺为夏国主。
西夏对只给四寨，而没有得到兰州和塞门寨心有不满，不仅没有对宋朝的册封派使回谢，还与青唐吐蕃首领阿里骨联兵进犯熙河路，杀害宋定西城监押吴猛。之后又数次侵边，但却无法攻破兰州和塞门寨。
北宋形势图
见武的不行，西夏就提出用四寨来换兰州和塞门寨，宋朝没有同意，西夏只好服软，先拿了四寨再说，经过这么一番拉扯，直到元祐四年（1089年）十一月，宋朝才正式割弃四寨与西夏。
事情到此告也一段落，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关于双方如何划定边界，双方商定宋城寨外延二十里为界，二十里外属夏，其中各留五里为“两不耕地”，在涉及割地的鄜延、泾原两路还好说，问题关键在于熙河路兰州一带的边界。
兰州附近有质孤、胜如二堡，本来是西夏的“御庄”，宋朝在元丰年间收复兰州时一并占领。西夏说二堡已经荒废，划界时不能再当做堡寨，而熙河路经略使范育及兰州知州种谊说没有荒废，应该以二堡外延二十里划界，于是西夏说宋朝“昏賴”，宋朝说西夏贪得无厌。
这时朝中再有弃地之声，为首的则是御史中丞苏辙。
苏辙宁愿相信西夏人，也不相信自己人，指责范育无端生事，应当放弃二堡，不然“夏人不堪其忿，窃出作过，我曲彼直，何以御之？”殿中侍御史上官均则表示反对，提出“中国不可示弱，边地不可轻弃”，并说：“前日朝廷轻信边臣之计，捐弃四寨，论者深以为恨。”
为了迫使宋朝放弃二堡，元祐五年（1090年）六月，西夏出兵将二堡摧毁，并不断袭扰边境。
苏辙
陕西边臣中，鄜延路经略使赵卨主张弃二堡，熙河路经略使范育表示反对，认为无二堡则兰州孤危。朝中执政大臣也分为两派，升任尚书右丞的苏辙和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主张放弃，左相吕大防、右相刘挚、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持反对意见。
眼见西夏在边境闹腾，吕大防、刘挚说西夏贪得无厌，打起来也不怕。苏辙却说，“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则兵决不当用”，“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巉，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王岩叟说夏人要是要啥给啥，那么“患将未已，且损事体，取轻夷狄。”连匈奴冒顿单于都说过：“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司马光和苏辙这两人在国际关系中使用道德概念其实很危险，就算自己讲道德，假如对方不讲道德，把武器拿起来了，那这时倒霉的一定是北宋自己。由此来看，司马光号迂叟是名副其实。
事实上，关于是否放弃二堡已经涉及旧党内部的斗争，苏辙是蜀党领袖，刘挚和王岩叟是朔党领袖，双方虽然曾经在元祐元年（1086年）弃地时意见一致，但那是为了共同打击新党。侍御史贾易在弹劾苏辙时指出：“陕西地界，识者皆知不与为是，辙则助其蜀党赵卨，徼幸私己之邪议，力非忧国经远之公言。”
西夏见宋朝一直拖着不答应弃二堡，觉得可能是小规模骚扰给的压力不够，就大举入寇，包围麟州及神木寨，这下把事情给玩大了。
地界未定，大家还在谈，打几个堡寨就算了，公然进犯州城，这就不能忍了，苏辙等人也不敢再为西夏说话了，一向保守的朝廷不得不准许边将主动出击，别说二堡不能给，其他该修堡寨的地方也要抓紧修筑。
双方一开战，西夏见占不到便宜，又喊话说要不接着和谈，宋朝又同意了，但这个时候已经是元祐八年（1093年）了，留给旧党和西夏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年九月，高氏去世，哲宗亲政，第二年改元绍圣，章惇回朝拜相，驱除旧党，问责元祐初参与弃地的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范纯粹、赵卨等人，绍圣二年（1095年），叫停与西夏划分边界，轰轰烈烈的哲宗反攻西夏开始了。
由此可以看出：第一，司马光提出归还侵地的观点，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范纯仁、韩维、苏辙都是此观点的支持者。第二，真正的弃地并非数千里，也不是神宗以来新获得的全部土地，而是米脂四寨。第三，直到元祐四年（1089年），即司马光死后三年，弃地才真正执行。
而直到哲宗亲政赶走了这帮旧党“君子”，换上一批新党“小人”，依靠两个新党“小人”吕惠卿和章惇的指挥，连打了两场平夏城战役，最后打得对方几乎覆灭，逼着西夏签下了城下之盟，西北才真正“高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