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四转三”的真谛，需要首先了解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什么，才能明白“四转三”缘何可能存在，判断转化的标准何在。

笔者认为，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并且明确要求“挺纪在前”“纪在法前”，是十八大以来，甚至在党纪处分有史以来，最大的监察理论创新、对之前“毫无章法”或者过分模糊的处分措施、处分标准进行了划时代的规范化整合。

“四种形态”最早出现在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第七条：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但显然，单靠该条，四种形态对应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

自“四种形态”提出以来，该概念已经出现在了《党章》《党纪处分条例》等党内规范性文件，例如，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写入其中，规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处分、组织调整成为管党治党的重要手段，严重违纪、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又如，2018年新修订的党纪处分条例第五条规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这与党内监督条例的相关规定一致。再如，2019年1月施行的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四条明确规定，精准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但上述党内规范性文件对“四种形态”的具体内容均高度抽象，“语焉不详”，并没有超出2016年《党内监督质条例》第七条范畴。该种模糊化的规定，导致作为党内处分最重要的一种原则，只有在纪委监委工作的监察人员似乎是清楚的，其他干部和社会人员根本对其无从知晓。

实际上，有且仅有一次国家监委释放“四种形态”的具体内容，就是在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党内监监督条例》当年年底，2016年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统计指标体系（试行）》，详细的罗列了“四种形态”中每种形态的具体内容：

第一种形态指标共14项。包括：谈话函询了结、“面对面”初步核实了结等2种情形，以及经纪律审查后仅给予提醒谈话、警示谈话、批评教育、纠正或责令停止违纪行为、责成退出违纪所得、限期整改、责令作出口头或书面检查、召开民主生活会批评帮助、责令公开道歉(检讨)、通报(通报批评)、诫勉(诫勉谈话)、其他批评教育类措施等12项组织措施。

第二种形态指标共21项。包括：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等2项党纪轻处分，行政警告、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行政降级等4项政纪轻处分，以及取消荣誉称号、撤销政协委员资格、终止(罢免、撤销、责令辞去)人大代表资格、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取消(罢免)当选资格、终止党代表资格、停职(停职检查)、调整(调离)职务(岗位)、免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改任非领导职务、安排提前退休、降低退休待遇、其他组织调整类措施等15项组织措施。

第三种形态指标共12项。包括：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3项党纪重处分，行政撤职、行政开除等2项政纪重处分，降职、取消退休待遇、解聘、解除劳动合同、辞退、组织除名(劝退)、其他重大职务调整类措施等7项组织措施。

第四种形态指标共2项。包括：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后移送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判处刑罚后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作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情形。

可见，实际上所谓的第四种形态，有且只有一种情况：移送司法机关法办处理，往往涉嫌犯罪。前三种形态，都是在纪律处分的范畴，并不涉及犯罪法办；只不过第三种形态是十分严重的违纪处分，涉及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等严重处分。

从上述四种形态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所谓的“行业术语”“四转三”，实际上就是将原本应当法办、移送司法机关按照犯罪处理的情况，基于某些特殊情节或者原因，而“挽回”，搭设一座“金桥”，还可以回头是岸，不必走到移送法办、入狱下监的地步。

并不是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能被“原谅”。如果一开始就是因为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例如，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等等并采取强制措施，原本党内处分只是等待司法机关处理结果的程序盲端，也就不可能出现“四转三'这座金桥。

只有在领导干部本人是因为涉嫌职务犯罪的情况下，被谈话、被留置期间，因行为即便构成了犯罪，但情节也十分轻微，才有可能出现“四转三”的情况。

例如仅因涉及贪污或者受贿单罪被谈话、甚至被留置，但调查后，数额虽然达到了犯罪标准（叁万元以上），但总额并不高，处于十万、贰拾万、三十万左右，诚恳交代、积极退赔的，往往有机会不会被移送司法机关。相反，如果数额十分巨大，涉及几百万、数千万，即便态度再诚恳、再坦白、哪怕是携款自首，也往往会被移送司法机关法办，并没有“四转三”存在的空间。可见，在贪腐类犯罪的情况下，是否“四转三”完全取决于数额的高低。

渎职类犯罪，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实害结果，甚至已经达到了入罪标准，但如果仅是单一的渎职，不涉及贪腐问题，从一开始就可能是以纪律追责的形态出现。

如果一开始，领导干部就没有因相关违法犯罪行为被留置，”四转三“的概率极高；相反，如果调查一开始就被留置，最终想获得“四转三”这样的“金桥出路”，概率已经极低，但也不乏有人在被留置后仍然能够获得“四转三"处理结果的，往往会被断崖式降级或者双开。

由此可见，“四转三”是一种监委掌控的有一定灵活度的纪法政策、一种基于政治考量的刑事政策。本质上是在挽救存在轻微职务犯罪的领导干部，达到更好的政治效果；对于严重犯罪的，挽救就是包庇，也不可能达到好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

作者：丁慧敏律师，清华大学刑法学博士，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毕业论文评审专家、课外指导老师。擅长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曾在某省监委案件审理室工作，担任过几十起厅局级领导案件审理负责人。执业以来曾代理过十余起职务犯罪案件，数起案件取得了个罪重罪不起诉、远低于量刑建议判处、涉案款物依法返还等辩护效果。

办理多起诈骗类、非法集资类、骗取贷款类、侵犯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类、走私类罪等重大案件（多起撤案、不起诉、不定罪），及上亿数额的民刑交叉类案件（作为民事案件被告实现驳回起诉）。

协助张明楷教授整理法学畅销书《刑法的私塾》；在《环球法律评论》《现代法学》《政治与法律》《人民法院报》《人民检察》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