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这片镶嵌于土石山区的土地，其自然条件与众多同类地区无异，皆是“山峦高耸，石块遍地，步履间便是上坡下坡；土地难觅平整，陡坡与干涸的圪梁交织”。这里，海拔约千米之高，全年无霜的日子仅170天，自然条件之严苛可见一斑。追溯至1953年之前，大寨全村那800余亩珍贵的耕地，竟被分割成了4700多块，如同散落的珍珠，东一块西一块地镶嵌在七沟八梁和一面坡上。其中，超过80%的田地因缺乏边堰、内高外低，而被戏称为“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活土层浅薄得连一犁深都不到，抗旱保水能力几乎为零。除了百余亩沟地稍显平整外，梁地与坡地皆是支离破碎，缺垅少堰，仿佛是大自然随意抛洒的碎片。人们形象地描述这里的土地：“土块坚硬如铁，风吹即干；地边白草枯萎成团，地墙则被荆棘紧紧包围。”

面对这“等天降雨，靠天收粮”的艰难境遇，大寨人并未屈服，而是选择了“穷则思变”。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发扬着愚公移山的坚韧精神，将冬日的闲暇转化为忙碌，踏上了艰苦卓绝的创业征程。

面对这穷山恶水的山沟，如何实现高产？村民们心中充满了疑惑：“我们这山区，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平川啊。难道就凭人力和扁担，就能改变大寨的‘风水’吗？”此时，陈永贵站了出来，他坚定地说：“山虽大，沟虽深，但它们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我们治一山就少一山，治一沟就少一沟，总有一天能改天换地。如果害怕困难，不动手去做，那再过一辈子，我们还是个穷山沟。”

接着，又有人提出疑问：“山大沟深，全村劳动力不过五十来人，何时才能建设好？”陈永贵斩钉截铁地回答：“愚公一家人能搬走两座大山，我们80多户人家还治不住几条沟吗？三年不行，就五年；五年不行，就十年。这一辈子不行，还有儿孙后代接着干！”正所谓“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在一次次的辩论中，全村人的思想逐渐统一，他们下定决心，要将穷大寨的面貌彻底改变！

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民制定了《十年造地计划》，决心采取“搬山造田”的壮举，用十年的辛勤汗水，将“七沟八梁一面”的崎岖地形修整成层层梯田。

1963年，大寨遭受了特大洪灾的袭击，但大寨人并没有向国家伸手要粮食和物资的救济。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坚韧和毅力，成功战胜了自然灾害，再次夺得了丰收，并且还为国家上缴了粮食，帮助国家度过了难关。大寨村从党支部到群众都有着极高的爱国家、爱集体的思想觉悟，他们踏实肯干、无私奉献，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多。

山西省委敏锐地抓住了大寨这个典型，于1963年11月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学习大寨的通知。他们要求各行各业在生产和各项工作中都要以大寨为榜样，兴起大寨之风，使农村的生产和城市节约运动扎实地开展起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复苏。同时，他们对大寨精神进行了高度概括：“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

不可否认的是，表扬先进人物、树立先进典型历来是推动各项工作行之有效的方法。大寨和昔阳县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确实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巨大成绩的结果。但是，在“运动”中，山西省委对大寨、昔阳县给予了过多的特殊照顾，在财力和物力方面都进行了倾斜。这导致了一些地方在学习大寨的过程中降低了标准，甚至出现了弄虚作假的现象。同时，把典型经验绝对化、完美化，要求典型处处先进的做法也脱离了实际，搞“花架子”、搞形式主义，这也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后，小岗村进入了舞台的中央。

1978年，这是一个深深镌刻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年份。回溯至三十年前，正是那18位改革开放的先驱者，在凤阳县小岗村，以他们的胆识与智慧，首创了“大包干”的壮举，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恢弘序幕。作为“大包干”精神的发源地，滁州市自此不断弘扬并光大这一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地解决了温饱问题，推动了农业发展，减轻了农民负担，并全力服务于“三农”事业。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里，他们经历了几个关键阶段，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

从1978年底至1984年，滁州地区全面推行了以农业大包干为主要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80年4月，滁州地区已有48.4%的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谈话，他高瞻远瞩，满怀喜悦地称赞道：“‘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到了11月，滁县地区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已增至76.4%。1981年10月，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9.5%。通过实现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的“两权分离”，充分激发了农户的家庭潜力，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得农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也基本得到了解决。

从1978年到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4000亿斤增至8000亿斤，实现了十年翻番的奇迹。而滁州粮食总产的增长更是惊人，从1979年至1984年，仅用六年时间就翻了一番多，从1978年的22.98亿斤增至1984年的50.17亿斤，年均增速高达13.9%。粮食单产也从140公斤跃升至307.7公斤，农业产值增长了1.1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近3倍，粮食商品率更是由17%上升至47.3%，彻底解决了滁州市农民的温饱问题。

与肥西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不同，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实行的是更为彻底的“大包干”。所谓“大包干”，就是农户对所承包土地上的产出，不再交由集体组织进行统一核算和分配，而是直接承担起每份承包土地应向国家缴纳的税收和收购任务，并向集体组织交纳土地承包费。这种直接、明了的方式深受农民欢迎，他们形象地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陈永贵说：“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起初，县委试图推广包干到组的做法，但小岗生产队由于组织困难，最终分成了8个组，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的社员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有人大胆提议搞包干到户。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小岗生产队的农民们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毅然决然地搞起了分田到户的“大包干”。

他们将全队517亩土地按人包到户，10头耕牛也评好价，两户包一头。国家的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以及各类人员的补助款，都按人包干到户。包干任务完成后，剩下的收成都归自己所有。这就是后来推广到全国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

“借地种麦”这一口子的打开，就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引发了全省农民“大包干”的浪潮。有些地方不仅让农民包了三分地，更是五分、六分，甚至有的地方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的土地都分光了。那些被外省称为“盲流”的安徽农民，听说每人分了三分地后，纷纷赶回了久违的家乡。就这样，屡禁不止的外出讨饭问题得到了解决。

然而，肥西等几个县的个别领导却对此感到恐慌，担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们开会、发指示，号召分了田的农民再重新组织起来。面对这种局面，《省委六条》中明文规定的“不准包产到户、不准联产计酬”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实际情况。是固守“六条”，还是以群众的实践来丰富和调整政策？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表态：“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万里的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随后，万里亲自前往山南区调研。在群众座谈会上，他听到不少基层干部过去负债累累，但包产到户后基本上不再借债的情况后，心里非常高兴。有的群众问他：包产到户能搞多久？万里坚定地回答说：“只要能增产增收增贡献，你们要搞多久就搞多久。”

老天不负有心人，包产到户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79年，肥西县山南区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仅夏季小麦总产量就达到了3000万斤，比1978年增产了两倍。他们上缴给国家的小麦达到了1980万斤，仅一季就超额完成了全年的定购任务（任务为1870万斤）。而在没有包产到户前，该区每年夏季只上缴给国家小麦100万斤左右。1979年全县全年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了13.6%，向国家净贡献的粮食是1978年的三倍。这一年，肥西县向国家贡献的粮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被国家商业部评为“售粮百家先进县”和“百名油脂销售大县”，并荣获了金质奖杯。

同样地，小岗生产队实行的“大包干”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一年就大变样，全队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了近3万斤粮食和2万斤油料，人均留储备粮1000多斤，还留下了150多元的公积金。一年之间，他们实现了大翻身，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原来远近闻名的“乞丐村”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冒尖村”。

万里与广大人民群众携手推进安徽农村改革的历程，可以如此精炼而生动地概括：他坚定地站在农民群众的立场上，以农民的利益为重，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敏锐地发现了农民长期未能实现温饱的根本原因——多年来的左倾错误以及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民积极性和生产发展的严重束缚。

在解决这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过程中，万里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他勇于从实际出发，敢于打破常规，破除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大胆放宽政策，让群众放手去干，充分尊重、保护和支持农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自主选择，从而使得大包干家庭承包制这一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得以顺利实施，并最终从不合法转变为合法，实现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这一变革的成果是显著的，它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制度，让农民在生产、分配上真正当家作主，拥有了权、责、利的统一，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发展农业的积极性。这一变革不仅丰富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让人们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发展生产力、创造富裕新生活、实现社会和个人更好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理解了社会主义的真谛，同时也推动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促进改革等传统在执政党身上的继承和发扬。

回顾我国改革发展30年的历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近6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实行大包干家庭承包制的农村第一步改革，无疑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兴邦之举。

例如，它所确立的经营体制，使得农业、农村得以告别高级社、人民公社的时代，实现了“起死回生”的奇迹。这一体制既保持了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避免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又让农民（农户）获得了对承包土地的长期经营使用权、经济剩余的收益权和有偿转让权，从而恢复了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地位，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经营形式。

这一变革一举解决了从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存在的集体化农业中的“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农民受剥夺、劳动效率低下等体制性问题。农民拥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自由，与包干上交的责任、剩余多少都属于自己的利益相结合，形成了农民群众自我推进经济发展的强大激励机制和生机活力。因此，当时有人深情地说，大包干救了社会主义。

再比如，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制，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促使第一步解决温饱目标得以迅速实现，而且使得八亿农民从大呼隆的集体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促成了大规模进城就业的热潮，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有力推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这一变革更成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和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强大动力。

这一开创改革先河的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其背后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和借鉴。万里在1985年曾做过一次深刻的总结，他强调要坚持群众观点，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改革不动摇。这三条看似老生常谈的原则，却是改革的成功之道，值得我们结合实践去深刻领会和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