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决定让毛主席担任新疆省长，主席的回应真高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但中国的前途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牵动着无数中国人的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应邀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谈判期间，蒋介石通过美国特使赫尔利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看似＂诚意满满＂的条件：让毛主席担任新疆省长，并允许保留20个师的军事力量。面对这个提议，毛主席的反应令人深思。为什么蒋介石会选择新疆？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毛主席又是如何看穿这个表面上的＂好意＂？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智慧与远见？

一、谈判前的历史背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中国大地。这个消息令全国上下欢欣鼓舞，但随之而来的政治形势却让人忧心忡忡。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党军队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从1944年开始的豫湘桂会战中，国民党精锐部队在日军面前一败涂地，丢失了大片国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等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攻，解放了大量城镇。

这种军事实力的此消彼长，让蒋介石深感焦虑。此时的国民党虽然在名义上控制着中国的大部分领土，但军队士气低落，民间支持度持续下降。更重要的是，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中国东北，这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美国总统杜鲁门上台后，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不再像罗斯福那样试图平衡国共两党的关系，而是明确表态支持国民党。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成为了推动这一政策的重要执行者。他频繁往来于重庆与延安之间，表面上是调停国共矛盾，实际上却在暗中为国民党谋划军事优势。

1945年8月下旬，美国开始大规模援助国民党。美军的运输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队运往各个战略要地，特别是在东北地区。与此同时，美方还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和训练支持。这些举动无疑加剧了国内局势的紧张。

在政治层面，国民党方面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媒体大肆宣传＂和平建国＂的理念，另一方面却在暗中调集军队，准备对共产党控制区发起进攻。这种表面谈判、实则备战的做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并不鲜见。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界对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纷纷发表言论，呼吁国共两党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他们认为，经过八年抗战，中国经济凋敝，民生凋零，实在经不起再一次内战的摧残。这种民间呼声对国共双方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重庆谈判成为了必然。对国民党来说，这是争取时间、部署军队的机会；对共产党而言，这是表明和平诚意、争取民心的平台。双方都清楚，这场谈判不仅关系到党派利益，更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命运。

二、重庆谈判的前奏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立即向延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这封电报的措辞十分客气，称＂敌人已经投降，国内问题亟待解决，望先生来渝共商国是＂。然而，第一次邀请并未得到延安方面的直接回应。

三天后，蒋介石发出第二封电报。这一次，他特意强调了会谈的紧迫性，并表示愿意派专机接送。同时，蒋介石还通过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表示，国民政府正在积极寻求与共产党的和平对话。这一举动立即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支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随即向延安表态，称美国愿意为双方谈判提供必要的协助。

在第二封电报发出后不久，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回电表示，需要就谈判的具体议题进行预先沟通。这个回应虽然没有直接答应赴重庆，但也没有拒绝谈判的可能性。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在8月20日发出了第三封电报，这次他直接表明愿意讨论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统一等具体问题。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局势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向莫斯科发回密电，详细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态势。英国方面则通过驻重庆总领事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这些国际力量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给谈判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

在国内，以张澜、黄炎培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奔走。他们一方面向国民党表达民间对和平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向延安转达各界的期待。这些民主人士的活动，为谈判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封电报发出的同时，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并未停止。据统计，仅在8月中旬到下旬，就有超过30个师的兵力向华北、华东等地区集结。这种军事部署与和谈邀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延安方面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决定。8月23日，毛主席正式回电表示接受邀请。在这封回电中，明确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和平建国、民主团结、军队统一。这三个原则后来成为重庆谈判的重要议题。

8月28日，以林伯渠、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先期抵达重庆，开始为毛主席的到来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他们首先与国民党方面就会谈场所、警卫安排等具体事项进行了详细磋商，并与重庆当地的进步人士建立了联系网络。这些准备工作为随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三、谈判中的博弈较量

1945年8月29日，毛主席抵达重庆，正式展开了这场历史性的谈判。谈判伊始，双方就军事编制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国民党方面提出，共产党军队必须裁减到20个师以下，并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共产党方面的反对。共产党代表指出，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了120万人，这是在抗击日寇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力量，不能轻易裁撤。

在军事编制问题陷入僵局时，美国特使赫尔利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共产党可以保留45个师的军队，但必须将指挥权交给国民政府统一调配。这个提议看似平和，实则暗藏玄机。如果共产党接受这一方案，等于将军队的实际控制权让渡给国民党，这显然不符合共产党的根本利益。

谈判进行到9月初时，蒋介石突然抛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提议：让毛主席出任新疆省长，同时允许保留20个师的军事力量。这个提议表面上显得颇为＂大方＂，实则处处设防。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远离共产党在华北、华东的根据地，同时又与苏联接壤。如果毛主席前往新疆，等于与党的主力部队分隔两地，这对共产党的发展极为不利。

在谈判过程中，双方还就解放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国民党坚持要求共产党将解放区政权改组为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并由国民党派员主持工作。对此，共产党提出了＂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强调要建立一个包容各党派的新型政权结构。

另一个焦点问题是关于东北地区的归属。随着苏联红军进驻东北，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国民党希望共产党承认东北是国民政府的＂专属势力范围＂，并要求共产党军队不得进入东北。共产党则坚持东北是中国领土，任何党派都有权派军队进驻。

在谈判进行期间，美方代表赫尔利频繁穿梭于双方之间。他表面上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实际上却在暗中支持国民党的立场。他多次向共产党方面施压，声称如果不接受国民党的条件，美国将全面支持国民党对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

9月中旬，谈判进入最关键阶段。蒋介石再次重申了新疆省长的提议，并表示这是对共产党的最大诚意。同时，他还暗示如果毛主席接受这一安排，国民党可以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面对这个充满诱惑又暗藏风险的提议，共产党方面展开了细致的分析和研判。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新疆省长的问题始终像一根无形的线，牵动着各方的神经。这不仅涉及到党的领袖去向，更关系到共产党在全国的战略布局。这个提议的背后，折射出国民党企图通过行政安排来削弱共产党实力的战略意图。

四、毛主席的智慧应对

面对蒋介石提出的新疆省长职位，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策略予以回应。在9月中旬的一次正式会谈中，当蒋介石再次提出这个建议时，毛主席并未立即拒绝，而是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新疆目前的政治、经济状况如何；第二，新疆与苏联的边境贸易情况怎样；第三，新疆的少数民族政策需要如何调整。这些问题看似是在认真考虑这个职位，实则暗含深意。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毛主席进一步阐述了对新疆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新疆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治理难度很大，需要有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同时，他还表示，新疆的地理位置特殊，与苏联接壤，国际关系复杂，需要特别慎重处理。这些表述既展现了对新疆问题的深入了解，又巧妙地避开了是否接受职位的核心问题。

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当美国特使赫尔利追问这个问题时，毛主席以一个生动的比喻回应：＂新疆就像一个大家庭，需要一个熟悉家务的人来管理。＂这个回答既不失礼貌，又暗示了他并非最适合的人选。同时，毛主席还向赫尔利详细询问了美国对新疆地区的看法，这让赫尔利一时语塞。

9月下旬，国民党方面加大了压力，要求尽快得到明确答复。毛主席则提出，解决新疆问题应该从整体考虑，不能仅仅局限于省长人选的问题。他建议先讨论新疆的民主改革方案，包括少数民族自治、边境贸易、文化教育等具体政策。这种将具体职位问题转化为整体政策讨论的做法，有效化解了国民党方面的压力。

在与各民主党派人士的接触中，毛主席也巧妙地传达了自己的立场。他强调，新疆问题不是个人职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表态得到了许多民主人士的理解和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舆论。

为了进一步展示诚意，毛主席提出可以派遣共产党的民族工作专家前往新疆考察，帮助制定更完善的民族政策。这个建议表面上是在积极回应新疆问题，实际上却把讨论的重点从个人职位转移到了政策层面。

在一次重要的谈判场合，当蒋介石再次提到新疆省长的职位时，毛主席转而谈起了全国的民主改革问题。他指出，中国需要的不是某个地方的单一改革，而是全面的民主变革。这种将局部问题提升到全局层面的做法，既表明了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又避免了直接冲突。

到了10月初，随着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新疆省长的问题逐渐淡出了谈判的核心议题。毛主席的这种既不正面拒绝，又不实质接受的策略，使得国民党方面难以继续坚持这个提议。最终，双方的讨论重点转向了全国范围内的军事整编和政治改革问题。

五、《双十协定》的签订

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的反复谈判，国共双方终于在重庆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这份协定的签署经历了数次起草和修改。在最后一次修改中，双方代表围绕着具体用词展开了激烈讨论，直至凌晨两点才最终敲定文本。

《双十协定》的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在军事问题上，协定规定共产党军队编制为20个师，但具体如何裁编则留待后续商议。这种模糊的表述实际上为双方预留了回旋的余地。在政治方面，协定确认了和平建国的原则，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并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签字仪式在重庆国民政府大楼举行。出席仪式的除了国共双方代表外，还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等外国使节。他们的出席使这份协定具有了某种国际见证的性质。

在签字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轮到周恩来签字时，发现准备的钢笔突然不出墨水。张治中立即将自己的金笔递了过去。这支笔后来被保存下来，成为了一件历史文物。

签署仪式结束后，国民政府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招待会。各党派代表、社会贤达、外国使节齐聚一堂。招待会上，张澜发表了即席演讲，呼吁各方共同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当天的《中央日报》以特大版面报道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协定签署后的第二天，重庆各界举行了庆祝活动。学生自发组织游行，手持＂庆祝和平＂、＂欢迎新时代＂等标语，表达对和平的向往。然而，就在庆祝活动进行时，各地的军事调动并未停止。据统计，仅在10月11日这一天，国民党军队就在华北地区调动了3个师的兵力。

10月12日，毛主席启程返回延安。在临行前，他特意去拜访了居住在重庆的老同学黄敌文，这是他们阔别二十多年后的首次见面。当天下午，大批重庆市民自发来到机场送行，沿途打出＂欢迎再来＂的标语。

与此同时，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处理后续事宜。他连续参加了多场会议，就协定的具体执行细节与国民党方面进行磋商。在一次会议上，他特别强调了对东北问题的关注，指出东北的和平对全国局势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协定签署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协定内容的热潮。各党派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协定的意义。同时，各地民主人士也积极奔走，希望推动协定的实施。重庆《新华日报》连续刊登了多篇文章，对协定的内容进行详细解读。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协定的执行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阻力。国民党军队在多地继续推进军事行动，共产党则加强了对根据地的防卫。协定中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迟迟未能召开，双方在军队整编问题上的分歧也日益加深。到了10月底，协定的实施已经面临严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