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逛地摊时发现阵亡将士通知书，花3000元买下，多年坚持找遗属

1996年的一个普通午后，在太原市的旧货市场上，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在一个小摊前仔细翻找。突然，一抹蓝色的字迹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份泛黄的纸张，上面记录着令人心痛的信息。这位名叫王艾甫的老兵，曾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亲眼目睹过战友的牺牲。此刻，他的手中握着的，竟是几十年前太原战役中牺牲将士的阵亡通知书。面对摊主狮子大开口的三千元要价，相当于他一年的退休金，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然而，当他仔细整理这些文件时，一个惊人的发现让他倒吸一口凉气：这些阵亡通知书从未送达烈士家属手中。为什么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会出现在地摊上？这些烈士的家人是否还在苦苦等待着亲人的消息？

一、意外发现与重金购买（1996年）

1996年深秋，太原市建设北路的旧货市场依旧熙熙攘攘。每到周末，这里总会聚集大量摆摊卖货的小贩和淘宝的市民。王艾甫是这个市场的常客，自从1994年退休后，他就养成了每周来此搜集军事文物的习惯。

这天上午九点，王艾甫背着他那个褪色的军用挎包，像往常一样在市场里转悠。他并非冲着那些价格不菲的玉器字画，而是专门寻找与军队有关的物件。路过一个摆满旧书的地摊时，他习惯性地蹲下翻看。

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摆了一地的旧书和纸张。王艾甫在一堆发黄的文件中，发现了一本蓝色封皮的册子。翻开一看，赫然是一份1948年太原战役期间的军队文件。他马上意识到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便继续翻找，又陆续发现了四本《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和一捆用草绳捆扎的纸张。

这些纸张年代久远，边角已经发黄破损，但上面的蓝色字迹依然清晰可见。王艾甫仔细辨认，发现这些都是阵亡将士的通知书。每一份通知书上都详细记录着牺牲将士的姓名、年龄、籍贯、牺牲时间和地点等信息。

摊主见有人对这些旧纸感兴趣，立即凑了过来。他开出了三千元的价格，这在1996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王艾甫并没有讨价还价，而是立即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取出钱包，数出三十张百元钞票交给了摊主。

回到家后，王艾甫立即联系了原太原军区的档案部门。经过专业人员的鉴定，这批文件确实是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太原战役期间的原始档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这些文件本应该由当时的部队转交给地方民政部门，再由民政部门通知烈士家属。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些重要的档案竟然流落到了旧货市场。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王艾甫将这些文件仔细整理。他发现其中有一份通知书记载的是一位年仅18岁的战士，参军不到三个月就在攻打太原城的战斗中牺牲了。还有一位45岁的老兵，是带着三个儿子参军的，在一次突击任务中不幸中弹身亡。每一份通知书背后都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为新中国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

二、档案整理与初步调查（1996-1998年）

将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带回家后，王艾甫立即着手进行系统整理。他在自家客厅的桌子上铺开了一张白布，小心翼翼地展开每一份文件。为了防止这些年代久远的纸张进一步损坏，他还特地买来了一些防潮的文件袋和无酸纸进行保护。

首先是那四本《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这些登记册采用竖排繁体字书写，纸张已经泛黄发脆。王艾甫发现，登记册按照作战部队分类，详细记录了866名在太原战役中牺牲将士的基本信息。其中包括姓名、籍贯、入伍时间、牺牲时间和地点等内容。

在整理过程中，王艾甫注意到一个特殊现象：有些登记信息非常完整，而有些则明显存在缺失。比如第三本登记册中，有整整一页的籍贯信息都是空白的。这可能与当时战事紧急，来不及详细登记有关。

那捆用草绳捆扎的84页阵亡通知书则提供了更多细节信息。这些通知书是由当时的部队政治处统一印制的，除了基本信息外，还记录了将士们的牺牲经过。通过这些记载，一幅太原战役的战斗场景逐渐浮现：有的战士是在强攻敌人碉堡时牺牲的，有的是在运送弹药途中遭遇炮火袭击，还有的是在掩护战友撤退时中弹身亡。

1997年初，王艾甫联系到了太原军区的退役老军官张国华。张国华曾参加过太原战役，对当时的情况十分了解。他告诉王艾甫，这些文件应该是原太原市军管会的档案。当时由于战后工作繁忙，加上机构调整频繁，一些文件可能在转移过程中遗失。

为了确认这些档案的真实性，王艾甫还专门找到了原太原军区档案馆的专家进行鉴定。专家们通过纸张、印章、字迹等多个方面的比对，确认这些确实是1948年至1949年期间的原始档案。专家们还帮助辨认出了一些已经模糊的字迹，并对部分残缺的信息进行了修复。

在整理过程中，王艾甫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这84份阵亡通知书上都没有＂已送达＂的印章或记录，这意味着这些英烈的家属可能至今都不知道亲人牺牲的消息。通过进一步查证，这个猜测得到了证实。当时由于战后各项工作急需开展，再加上交通、通讯条件有限，许多通知书都未能及时送达。

1998年初，经过一年多的整理，王艾甫将所有资料按照时间、部队、地区等不同标准进行了分类，并制作了详细的档案目录。他还特别注意到，这些牺牲将士中有不少是来自山西本地的农民，他们响应号召参军入伍，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发现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设法将这些信息通知到烈士家属手中。

三、艰难的寻亲历程（1998-2005年）

1998年春天，王艾甫开始了漫长的寻亲之路。他首先从太原本地的烈士开始查找。根据档案记载，有237名烈士是太原及周边地区的居民。他带着相关资料前往太原市档案馆，希望能找到这些烈士家庭的户籍记录。

在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王艾甫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户籍资料。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当时的户籍制度尚未完善，能够找到的信息十分有限。在这237名烈士中，仅有43人的家庭住址信息相对完整。

1999年4月，王艾甫组建了一个小型的档案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由5名退休军人和3名历史研究爱好者组成。他们分工协作，一方面继续整理和研究现有档案，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相关信息。

2000年夏天，研究小组获得了一个重要突破。他们在太原市郊区找到了一位参加过太原战役的老兵张德山。张德山提供了一本当年的作战日记，其中记录了部分战友的详细信息。通过这本日记，研究小组又找到了12名烈士家属的线索。

为了扩大寻找范围，王艾甫联系了山西省多个地市的民政部门。在晋中市民政局的支持下，他们建立了一个初步的信息联络机制。各地民政部门开始协助查找当地的烈士遗属信息，并定期向研究小组反馈进展。

2002年，研究小组开始尝试新的寻找方法。他们邀请了当地多位老兵参加座谈会，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收集更多信息。这些老兵的回忆虽然零散，但为寻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补充资料。其中一位老兵回忆起，有一名牺牲战士的家就在太原北郊的一个小村庄，这个线索最终帮助找到了该烈士的侄子。

2003年底，研究小组开始着手建立烈士信息数据库。他们将所有收集到的信息输入电脑，按照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等不同条目进行分类。这个数据库不仅方便了信息查询，也为后续的寻亲工作提供了系统性的支持。

在寻亲过程中，研究小组遇到了不少困难。有些烈士的家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村庄被并入城市或搬迁他处。有些烈士的后人已经迁居外地，联系方式无从查起。还有一些烈士的信息本身就不完整，只有姓名和籍贯，没有更详细的地址记载。

到2005年初，研究小组已经成功找到了156位烈士的家属。其中最年长的是一位93岁的烈士母亲，最年轻的是一位烈士的孙女。每找到一位烈士家属，研究小组都会将相关的档案资料复印一份，连同烈士的阵亡通知书一起转交给家属。同时，他们还详细记录下每一次寻亲的过程，包括查找方法、接触经过和最终结果，为今后的工作积累经验。

四、寻亲过程中的感人故事（2005-2015年）

2005年春节前夕，在山西省阳泉市郊区的一个小山村里，发生了一场特殊的见面。王艾甫和研究小组成员带着一份尘封57年的阵亡通知书，找到了烈士李德明的家人。李德明的妹妹李秀英已经78岁高龄，当她接过这份证明哥哥牺牲的通知书时，颤抖的双手紧紧握住了这张泛黄的纸张。原来，57年来，李家人一直不知道李德明究竟是在哪里牺牲的，只知道他参军后再也没有回来。

2007年夏天，在太谷县的一次寻访中，研究小组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案例。烈士张怀德的儿子张守信已经过世，但他生前一直在寻找父亲的相关信息。张守信的儿子张勇接过这份迟到的通知书，从中得知祖父是在攻打太原城北门时壮烈牺牲的。这个发现，解开了张家三代人的一个心结。

2009年，一份记载着19岁烈士王长林牺牲经过的通知书，终于送到了他93岁的母亲手中。老人住在忻州市一个偏远的山村，尽管年事已高，但她仍然记得儿子参军时的情景。这份通知书详细记载了王长林在掩护战友撤退时英勇牺牲的经过，也证实了老人多年来对儿子命运的猜测。

2011年，研究小组在运城市新绛县找到了烈士刘建功的侄女刘香兰。通过这份通知书，刘香兰才知道叔叔是在太原战役最后阶段，在运送弹药时遭遇敌机轰炸牺牲的。她从家中取出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那是刘建功参军前与家人的合影，也是家中仅存的关于他的照片。

2013年的一次寻访格外令人动容。在晋中市榆次区，研究小组找到了烈士赵德山的孙女赵红。赵红的父亲生前经常提起，他五岁时父亲参军离家，此后再无音讯。这份通知书不仅记录了赵德山的牺牲过程，还附有一封他写给家人的未寄出的信。这封信是在整理档案时发现的，信中赵德山询问家中老小的情况，特别是挂念年幼的儿子。

2015年初，在太原市尖草坪区，研究小组遇到了一个特殊情况。烈士马志远的两个儿子因为历史原因，早年间失散了。研究小组通过这份通知书，不仅让马家后人知道了父亲牺牲的真相，还意外地帮助失散多年的兄弟重新相认。原来，大儿子一直生活在太原，而小儿子则辗转到了陕西。

这些年来，每一次送达通知书都是一次特殊的历史见证。有的家属保存着烈士的遗物，有的则讲述着几十年来苦苦寻找的经历。研究小组不仅送达通知书，还收集整理这些口述历史，将它们作为档案的补充材料永久保存。这些材料不仅记录了烈士们的英勇事迹，也见证了他们的家人数十年来对亲人的思念和寻找。

五、档案的最终归宿（2015-2020年）

2015年底，随着寻亲工作的深入开展，这批珍贵档案的保管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经过近20年的保存，部分档案已经出现了老化现象。王艾甫和研究小组意识到，必须采取专业的保护措施，确保这些历史文献能够长期保存。

2016年3月，山西省档案馆派出专家组对这批档案进行了专业评估。专家们发现，由于长期存放在普通民用环境中，一些档案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酸化现象。特别是那些用草绳捆扎的阵亡通知书，纸张边缘已经开始发脆。

在专家建议下，研究小组首先对全部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他们采用高清扫描技术，将866名烈士的登记信息和84份阵亡通知书全部扫描存档。同时，还对一些已经模糊的字迹进行了专业修复，确保内容清晰可辨。

2017年初，山西省档案馆正式提出接收这批档案的申请。考虑到档案的历史价值和保存需求，王艾甫同意将原件移交给档案馆。4月15日，在太原市档案馆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档案移交仪式。参加仪式的除了档案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有多位在寻亲过程中找到的烈士家属。

档案移交后，省档案馆立即开展了系统的保护工作。首先是对所有档案进行了专业除酸处理，并使用特制的无酸纸进行装裱。然后将档案分类存放在恒温恒湿的专业库房中。同时，档案馆还专门开辟了一个展区，通过图片、文字等形式，展示这批档案的发现、整理和寻亲的全过程。

2018年，在研究小组的建议下，档案馆开始编纂《太原战役烈士档案汇编》。这部汇编不仅收录了原始档案的内容，还包括了这些年来寻访烈士家属过程中收集到的口述资料、照片和相关文献。编纂工作历时一年，最终形成了一部超过50万字的专题文献。

2019年春节期间，档案馆举办了＂寻找太原战役烈士家属＂专题展览。展览通过实物、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示了这批档案背后的故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寻亲墙＂，上面贴满了尚未找到家属的烈士信息。这次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也带来了新的线索。

2020年10月，在档案的长期保护工作基础上，省档案馆又启动了数字档案馆建设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太原战役烈士档案被制作成数字资源，实现了永久保存。同时，档案馆还建立了专门的查询系统，方便烈士家属和研究人员查阅相关资料。

在这批档案的基础上，档案馆还组织编写了《太原战役烈士英名录》，将烈士们的基本信息和事迹汇编成册。这本英名录不仅发放给已经找到的烈士家属，也在全省范围内的图书馆、纪念馆等场所陈列，供民众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