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的汉昭帝即位后，外朝的丞相田千秋与御史大夫兼大司农桑弘羊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而以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三人领衔的内朝反而借助领尚书事（注1），控制了宫中的决策大权。他们三人便是朝廷的铁三角，只要这三角稳固，大汉政局就永远不会乱。
但是很可惜，这个铁三角很快就失衡了，仅仅不过一年后，始元元年（前86年）九月，与霍光一样谨慎厚重稳健的职场高手金日磾病逝（注2）。铁三角成了双足鼎，平时霍光辅政，霍光休假则上官桀代理，两个领导并驾齐驱，不稳定因素开始暗自滋生。
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正月，大将军霍光被封为博陆侯，左将军上官桀被封为安阳侯，跻身列侯之位，内朝的权威也因此更为增长。
始元三年（前84年），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借助盖长公主（昭帝异母长姐）的关系，成功将女儿送入宫中，获得婕妤封号，数月后始元四年三月，上官安之女被封为皇后，上官安成为顶级外戚，遂平步青云，接替金日磾晋升为车骑将军，并封安阳侯。至此，上官家族势力大增，得与霍家分庭抗礼。内朝的“双足鼎”关系更加微妙了。
虽然霍光与上官桀是多年好友兼儿女亲家，上官安之女既是上官桀的孙女，也是霍光的外孙女，双方可谓天然的政治同盟。然而权力是友谊的毒药，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上官桀虽是养马出身（注3），但资历丰富，他做过管车马的太仆，做过管农耕与屯田的搜粟都尉，还做过管皇室财政的九卿之一少府，还曾跟随李广利征大宛，敢深入，有军功，更参与捕杀过造反的侍中重合侯马通。而霍光呢，就靠着自己霍去病弟弟的关系，三十年来一直跟在武帝身边做个奉车都尉，没有一件具体的政绩与战功，他凭啥位列群臣之首？所以上官桀很不服气，他一定要想办法将霍光搞下台来自己上去才爽。权力是排他的，从历史上来看，多位辅政大臣的政治格局最终都会只留下一个，如蜀汉的诸葛亮李严，曹魏的司马懿曹爽，满清的鳌拜苏克萨哈，这是你死我活的主导权之争。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经谏大夫杜延年（注4）建议，霍光以昭帝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兼大司农桑弘羊召集各地贤达60余人（贤良文学），与朝廷各部门丞史、御史，共同就武帝时期各项激进财政政策特别是盐铁酒专卖政策，进行全面总结和辩论，以统一经济思想，确立帝国下一步的财政政策指向。历时近半年，至同年七月，会议闭幕，期间帝国战时经济总管桑弘羊舌战群儒，坚持主张国家控制经济命脉，杜绝豪门大族以资本操纵社会的情况；而贤良文学们则认为此举乃与民争利，应当彻底废除。
这场辩论非常精彩，后来宣帝时儒生桓宽将此会议记录撰成《盐铁论》一书，是研读汉代经济、文化与思想史的必读书目。
当然，这场辩论是注定没有结果的。国营垄断会导致企业官商化与低效率低质量，放松监管又会造就大量财阀与黑恶势力，孰对孰错，应该偏向哪一边，如何把握这个度，这些个问题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学家。王莽极端国有化的恶果、苏联官僚主义的危害、俄罗斯“休克疗法”与私有化运动的失败，以及韩国财阀控制政府的弊端，各种情况花样百出，各种问题千头万绪，直到如今，西方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与凯恩斯学派仍在争论不休，此绝非一群汉朝人辩论半年就能辩清楚的问题。
所以会议的结果，只能是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注5），会后，朝廷废除了酒类专卖和关内地区的铁业专卖，但其他盐铁官营不变。毕竟，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盐铁收益已经成为汉帝国的主要财政收入，不能说废就废，否则日益膨胀的政府机构与新拓殖民地将无法维持下去（注6）。况且，盐铁都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其生产多在深山滨海，工人多，产品又敏感（最怕私造兵器），极难监管，极易形成对帝国集权统治具威胁之集团性社会势力，只有掌握在政府手中才不会太阿倒持。故桑弘羊有一句话泄露天机：“今放利于民，罢盐铁以资豪强，遂其贪心，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这才是帝国政府不愿放松盐铁经营的深层政治考虑。当然，也正因为有此顾虑，“中国才未像西欧那般，冲出‘中世纪堡垒’，而由城市商人从内里新造一种社会体制的力量。”（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而也基于此，中国的国营经济远比国外成熟，特别是在拥有了现代有效的风险评估、金融审计等监管手段后，足以避免很多当年苏联国企效率低下、贪腐丛生的情况。
扯远了。不管怎么说，对霍光而言，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利用盐铁会议，大大缓和了朝廷与商贾士绅之间的巨大矛盾，并为自己争取到了地方豪族的政治支持。于是，霍光在稳固了自身权位后，便开始继续执行并发扬武帝晚期轻徭薄赋的政策（注7），对内与民休息，对外则安边持重，使得百姓日渐充实，帝国也从汉武帝晚期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局面下渐渐恢复了实力。
然而，内外朝的分裂与权争，仍不可避免的进入了白热化，于是变乱如期而至。
盐铁会议的第二年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一个反霍政变集团诞生了。这个集团由上官桀父子、燕王刘旦、盖长公主以及御史大夫桑弘羊五人组成，并外联郡国豪杰以千数。刘旦乃汉昭帝之兄，也是汉武帝诸子中如今最年长的一个，当初卫太子与昌邑王先后死去，刘旦以为自己必将继承大统，没想到这桃子竟被小孩儿刘弗陵摘了去，所以他一直不服；再加上他身处燕地，身边多得是不安分的燕赵大侠，也许就是在这些大侠的鼓动下，刘旦开始勾结与霍光有隙的其余四位大牛，共谋策划，想要搞掉霍光，废掉昭帝，拨乱反正。上官氏反霍之原因如前所述，而桑弘羊身为一个专业技术官僚，他之所以要反霍光，除了盐铁会议上的政见矛盾之外，主要还是霍光近日免去了他大司农的兼职，并提拔了自己一个手下杨敞（司马迁女婿，受霍光赏识而担任大将军司马）担任大司农，侵夺了桑弘羊在财政方面的势力，所以他也要夺权。当然，这些人之中只有刘旦想废帝，其他人恐怕只想反霍，刘旦就是被大家利用的那一个。
说起来，这个政变集团级别还是很高的，只可惜党羽太多，人员太杂，保密工作又做的太差，结果事未发而机密泄露，汉昭帝下令，将上官桀、桑弘羊满门抄斩（注9），汉昭帝的抚养者盖长公主闻信，也畏罪自杀。诏书发至燕都，燕王刘旦与群臣宾客以及后妃对饮，慷慨悲歌，举座皆泣。随即以燕王绶带自缢而死。而他的二十多位妃子也跟随着他选择了不归之路。
经此巨变，霍光将自己的反对派一网打尽，空出的位置全由他的亲信占据：在平定政变中立有功勋的尚书令张安世被晋升为右将军、光禄勋，谏大夫杜延年则被提拔为太仆右曹给事中。有意思的是，张安世与杜延年的父亲正是武帝时的著名酷吏张汤、杜周，其父以用法深刻著称，其子却以通经明礼知名于世，形象上文质彬彬，政治上循理爱民，与父辈大异，足见轮台罪己诏发布之后时代风气的转向。
另外，霍光的儿子霍禹，侄孙霍云、霍山及其他亲属也都进入内朝，掌握禁军军权；霍光的两个女婿范明友和邓广汉则成为东西宫卫尉，统领南军。于是霍光权倾朝野，威加海内，成为了大汉朝廷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位权臣在历史上毁誉参半，但无可否认，霍氏一家独大，结束了汉王朝的激烈党争；各大政治集团从此紧密的团结在霍氏周围，知时务之要，为构建大汉和谐社会而共同努力，最终缔造了一个富庶而强大的时代，甚至解决了汉武帝一生没有解决的问题，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昭宣中兴”。
看来，用个人品质去评价历史人物，势必是难辨区直的。即使是一个奸诈狡猾的政客，在某种时势下也可能扮演历史上的英雄角色。或许在个人品德上，霍光集团不见得比上官集团高多少，但在政治素养上，帝国臣民显然更信任更支持他们，这就足够了。
注1：尚书本是隶属于少府中的官员，职能是为皇帝收发公文，官位很低。但汉武帝改革后，尚书就从少府脱离，成为内朝的加官；而由于尚书台负责着奏章与圣旨的上传下达，这样不合意的奏章，“领尚书事”的内朝将军就可以直接撤下驳回，从而控制了朝中大权。
注2：金日磾的任用，应有汉武帝羁縻、制衡塞内匈奴降者，并拉拢塞外匈奴高层之意，所以金日磾死后，其后裔终西汉之世，都在宫中侍卫，西汉末年才流落到东方各地，其中有一支，据说去了朝鲜半岛。据当地《新罗文武王陵之碑》（该碑建于唐高宗时期，682年），称新罗王室乃金日磾的后人。所以现在朝鲜和韩国的金姓之人口最多。
注3：汉武帝爱马，很多重臣如金日磾、上官桀都是从马官起步，所以说千万不要小看弼马温。
注4：杜延年在昭帝初即位时曾担任军司空，正是霍光大将军府的下属军官，足见盐铁会议其实乃霍光暗中授意而召开。
注5：此次论辩，不仅是经济思想之争，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之争。所以达成妥协的，也包括儒家法家，它们平分半壁江山，但经此一役，儒家之气势已起，法家之气势渐颓。
注6：事实上，近四十年后，公元前44年，已几乎彻底儒教化的汉帝国曾尝试废除盐铁官营。不过，由于国库用度不足，盐铁官在三年后又被恢复。事实证明，哪怕满朝君臣都是忠实的儒教信徒，但想让已被养肥的官僚系统再退回到小政府状态，那也是不可能的。直到汉末大乱，大量官僚被乱世毁灭，刘秀建国后遂能精兵简政，省减吏员，合并县国，使国家重新恢复到小政府状态，这才得以将盐铁管理下放给地方郡县，恢复“私煮课税制”——但这又导致东汉帝国在处理羌乱时财政不足，捉襟见肘。
注7：昭宣时期，朝廷实行了减免漕粮（从地方运往长安的谷物）、田租、口赋、更赋、赐贫民种子、食粮、公田等政策，大大缓解了阶级矛盾，是武帝以后汉朝仍得以延续百年的最大原因。
注8：只有上官安之女因被封为皇后，且是霍光外孙女，故未受牵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