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冬天，中国高层政治生态的变化具有太多的戏剧性。

这一年的10月4日，《光明日报》刊发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充满阶级斗争语调的文章背后，是江青与华国锋对毛泽东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按过去方针办”的一场争执。毛泽东去世后，在谁是接班人这一问题上，公开的斗争就开始了。

文章刊发后仅两天，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瓦解“四人帮”及其党羽的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而在这之前，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就已经在考虑如何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了。

据新华社资深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作者戴煌的描述，10月12日，叶剑英曾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前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当时提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主张，并请叶选宁转告给华国锋。在胡耀邦看来，当时的人心所向是：停止批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和狠抓生产。

苏铸

不过，他的观点当时并不被华国锋等人认同。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第一次提出“凡是”主张是在1976年10月26日，他在与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停止批邓和平反冤假错案当时都是胡耀邦等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而接下来的斗争虽然波折，但胜负很快有了基本的眉目。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也于1977年3月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再往后，华国锋的权力逐步被解除。虽然胡耀邦还要面对党内诸多的方向性争执，但勇气和策略让他在1980年前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胜出。

在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之前，中央党校已在文革的冲击下成了一个停止运转的烂摊子，所有教职员工都被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重新恢复中央党校工作后，胡耀邦负责主持日常工作，校长由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1975年去世的康生在此时仍然被党中央认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早在1950年代，康生就和他的妻子曹轶欧参与了对中央党校的整肃。1977年的中央党校，还笼罩在这一阴影中，已逝的康生仍被一些造反派头子当作保护伞。

在1977年9月的一次党骨干分子的整风会议上，有人当面向胡耀邦提出揭批康生的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向都是以中央决议为准。而胡耀邦的回答颇令在场人士振奋，虽然给出了限定条件，但他明确表示：“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胡耀邦给出的限定条件是，只限于党内会议上提意见，材料要及时上报中央，不能外传。三个月过去了，几位党校教员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贴康生的大字报，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贴在楼内走廊里。胡耀邦给的答复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对。“他说不提倡也不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支持。”中央党校教授李公天对笔者说。第一张揭批康生的小字报是李公天和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五人撰写的。这一标题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的小字报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是，“康老路线”实际上和“江青路线”是一丘之貉。他们五人都在小字报上署了名。

中央党校的小字报迅速被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中央认定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中央党校内部针对康生的大批判就此开始，对一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平反工作也就此启动。李公平说，“平反冤假错案最早是从中央党校开始的。”

胡耀邦

平反的阻力一开始就强悍地存在。李公平举例说，1964年任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的王介山，在1964年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受到“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文革中，拒不认错的他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开除党籍。在为王介山平反时，时任党校政治部主任的李一非认为，文革时的处分可以取消，但文革前“合二为一”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所以“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还得保留，不能平反。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则明确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中央党校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

在中央党校组织日常工作之时，胡耀邦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在舆论上为平反冤假错案张目。在1977年8月18日结束的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胡耀邦决心利用这一表述，来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在胡耀邦的要求下，中央党校的三位教师杨逢春、叶扬和陈中撰写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刊发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整整占了《人民日报》一个版。此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虽然主要是十一大政治报告上的那些观点，但这篇文章还是让“文革”中被批倒的众多干部看到了希望。文章发表后一个月，作者和《人民日报》即收到1万多封来信。

但这篇文章却遭到组织部门的抵制。胡耀邦为此又组织撰写了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刊登在11月27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署名“本报评论员”。以“毛主席”的名义，反击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干部政策，在当时常能取得好的效果。这篇文章在末尾呼吁对组织部门进行“换血”：“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对组织部门的领导，在需要加强的地方，应该选择党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原则并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去充实、加强组织部门的工作，特别是要选择这样的同志担任这些部门的领导职务。”

此时，中组部多位老干部揭批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已经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郭玉峰被责令做检查后，又在12月10日被免职。新的中组部部长由胡耀邦来担任。上任伊始，他即开始大刀阔斧的平反工作。

曾昭学

陶铸的夫人曾志时任副部长，据她事后描述，胡耀邦在第一次召开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时，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性做了描绘：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一时难以说得清。仅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就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遗留问题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而像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艰难程度就如同登喜马拉雅山。

但是胡耀邦并未就此却步。他在中组部内成立了三大工作组：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干部；干部分配工作组，负责安排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名待分配干部的工作；右派改正工作组。胡耀邦还要求，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他，不要阻拦，有写给他的信，不准扣押。他想要改变中组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形象，让它成为真正的“党员之家”。

胡耀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推动党的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得到平反昭雪。

为冤假错案平反的阻力首先来自观念，“两个凡是”思想仍然笼罩在整个中国上空。胡耀邦为此组织学者撰写并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两个凡是”以致命一击。

据沈宝祥回忆，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初，有三个地方分别在撰写同一主题的三篇文章。

一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他从1977年8月起，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另一位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他从1978年二三月起，依据中央党校起草研究党史的文件及在学员中进行讨论暴露出来的问题，按照中央党校理论室主任吴江的布置，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还有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他接受《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委托，针对读者提出的问题，撰写《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

胡福明

1979年3月新华社对胡福明的一篇专访稿中系统回顾了胡福明如何开始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专访文中写道，1976年的十一月初，有关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分析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的形势。胡福明在发言中愤怒地指出：“教育战线是遭受‘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部门之一。这几年，教学质量大大下降，简直是糟蹋了一代人！”话没有讲完，有关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便指责说：你这种说法违背了过去上级指示的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胡福明激动了，他说：“我讲的是事实。不信的话，请你到南大来辩论！”有人打圆场说，双方各自讲各自的吧！

胡福明想：“难道这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中，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使各条战线的许多问题不能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巨。

1977年五六月间，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挤时间读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有关哲学著作。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

“凡是派”强势反弹，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隆隆四起。得知上述反馈，胡福明回到家中告诉妻子：“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

和胡福明同一时期，中央党校副教务长吴江与理论研究室孙长江也正在撰写一篇主题与胡福明的文章差不多的文章。

沈宝祥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中记述，《光明日报》理论部同志对胡福明的稿作了多次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准备在“哲学”专刊发表。

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学习后，认识到实践标准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建立了联系。

杨西光看了“哲学”专刊《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大样后，决定对此稿作重大修改加工，作为重点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他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帮助修改加工这篇文章（他自己也参加），并要求先在《理论动态》刊出，再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请示胡耀邦以后，接受了杨西光的要求，最后将《光明日报》送来的稿和理论研究室原已写出的稿，由孙长江“捏在一起”，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文稿。文稿送胡耀邦审阅定稿，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5月11日，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关于“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这在当时非常引人关注。”沈宝祥特别回忆。他说，当时香港等地的报纸还纷纷报道，揣摩和评论“特约评论员”的含义。

胡耀邦

沈宝祥表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全面拨乱反正过程中，一篇一篇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功不可没。胡耀邦将“特约评论员”文章作为推进拨乱反正的一种有效方式。

胡耀邦在1979年3月20日给“理论动态组”写的批语指出：“不管是谁执笔的，我意报刊发表时还是用特约评论员好。实践标准和科学预见，用的个人名义而没有用特约评论员名义，效果可能小点，实在是个憾事。”杨西光之所以要将论述真理标准的文章送《理论动态》发表，就是为了使他成为“特约评论员”文章，以扩大影响。以后，“特约评论员”文章很快成为各报刊采用的一种形式。

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全文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署名是“《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同一天，《解放军报》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12、13日，上海的《解放日报》、江苏的《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河南日报》、《广州日报》等多省主要报纸转载这篇文章。有人统计，两天之内，全国35家省、市以上的大报有25家转载了这篇文章，其他一些省报也陆续转载。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沈宝祥表示，这篇文章自始至终没有点“两个凡是”，但是，文章实际上解释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击中了它的要害。这篇文章说出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要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把不少人隐隐约约感到的问题挑明了，适应了拨乱反正深入发展的迫切需要，从而一下子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但与此同时，反对意见也来得迅速且尖锐，其中就有一个“著名的电话”。

据沈宝祥回忆，1978年5月12日晚上，人民日报社主要负责人接到一个指责的电话。指责的电话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尖锐的上纲很高的批评，直指“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里错了，哪里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指责的电话说。

胡耀邦

1978年5月13日下午，胡耀邦把理论动态组同志召集到他在灯市口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开会，沈宝祥是参加者之一。他回忆，人民日报社主要负责人讲了前一天晚上指责的电话内容，讲完以后，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胡耀邦联系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既有些生气又有些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呢！”

沈宝祥同时表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阻力，坚持下去，并迅速展开，除了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外，主要是得到了邓小平、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明确而有力的支持。

在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中间，邓小平是最早明确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种倾向。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讲到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有力支持。沈宝祥还回忆了一件事。

邓先圣

1978年7月23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开会，对于胡耀邦的这次讲话沈宝祥做了记录：“昨天上午小平同志打电话叫我去了一下，三点半钟谈到五点，问我的情况，谈了几个东西。哦！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谈到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开始时谈到这点，肯定了的。邓副主席这个话对我们是个鼓励。凡是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材料，他是很注意看的。”

罗瑞卿于1977年回到北京复任中央军委常委和秘书长，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当晚，罗瑞卿就打电话指示，要《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很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军报》发表，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稿清样送罗瑞卿审阅修改。

7月18日，罗瑞卿乘飞机去联邦德国做治腿手术，据当时《解放军报》负责人姚远方回忆，临上飞机前，罗瑞卿还对去送行的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

中组部本身的权限也使平反工作难以展开。胡耀邦原打算召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参加的会议，以加快对疑难冤假错案的平反，但未被中央许可。于是他在1978年春天先后分六批召开了“疑难案例小型座谈会”，“会诊”疑难冤假错案。

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是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关键时段。有关解决“右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也在山东烟台召开。当时中央专门有一个“右派摘帽五人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认为可以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但摘帽不等于改正，前者意味着既往不咎，后者则是对当年错划右派行为的平反。几个负责人认为，只能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而中组部派去参会的杨士杰则坚持，不能只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应该实事求是，错多少改多少。

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5日发布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未提“改正”和“恢复待遇”问题。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9月17日的55号文件采纳了组织部的意见。公安部、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将本单位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给予赞扬。

“两个凡是”思想被瓦解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变得顺畅了很多。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中国媒体上，“平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到“恶攻英名领袖华主席”的李九莲，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伊玛尼党”大冤案……都得到了平反。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提供的数据是，仅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万余人。到1982年底，约有300多万名干部得到平反。党在干部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骨干力量。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长期受打击的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名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而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昭雪。

但并不是所有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和林希翎等少数几个“大右派”就未获平反。而普通老百姓的平反也较原来有地位者的平反更难。最终的结果离胡耀邦所提“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还有相当大距离。

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在1982年底进入了尾声。

历时五年多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虽然平反工作本身是不彻底的，既缺少对受害者的适当赔偿，也没有对各个运动中的罪魁都施以刑罚，但它让数百万蒙冤的个体恢复了名誉，并且稳定了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为重建中共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各级党政军的领导也进行了洗牌，新的政治格局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建立。在胡耀邦逝世时，中共中央的讣告中特别提到：“197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