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人民大会堂正在举行一场宴会招待外宾，周总理也举杯同庆，场面其乐融融。
但在10点10分左右，却有一名服务员突然走到周总理的身边悄悄的说“总理，人民大会堂二楼北侧的一扇窗户碎了，似乎是被子弹击碎的。”
但事发突然，总不能叫停宴会，周总理也只好吩咐加强安保，继续陪着外宾说说笑笑。
宴会结束后，周总理立刻吩咐有关部门展开调查，最终发现这颗子弹只打碎了外层的玻璃，在内层玻璃上留下了些裂痕，没有造成伤亡。
那么，究竟是谁会在如此重要的外交场合朝着人民大会堂开枪呢？
人民大会堂的枪声在人民大会堂枪击案发生后，一向好脾气的总理勃然大怒，在这种外事场合，竟然出现了枪击，如果真的打中了外国元首，那岂不是要让中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尽颜面！
而人民大会堂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不得不让人往敏感的方向去想。
于是，当天下午，公安部就联合北京市的专家形成了专案组，专门对当时的枪击案进行调查，周总理也下令，务必要迅速调查清楚开枪人的身份以及目的。
而专家们率先从那枚子弹入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当时这颗子弹距离周总理所在的位置仅有一墙之隔。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敌特分子依旧猖獗，再加上当时中国和美苏全部交恶，所以这起枪击案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是奔着周总理去的。
而这枚打穿了人民大会堂玻璃的子弹是5.6毫米小型步枪弹，致命射程大概在400米，有效射程1000米左右。
于是专案组，决定根据玻璃碎裂的痕迹和角度，尽可能地确定开枪者当时所处的位置。
由于弹孔比较圆滑，并且孔径很小，应该是很近距离打过来的，弹着点应该距离开枪位置不超过60米。
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专家组被细节蒙蔽了双眼，这也导致案件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中。
根据专家组的初步分析，开枪的人只有可能是在长安街上，但当时长安街的保卫非常严密，根本不可能有人对着人民大会堂开枪后，还能扬长而去。
也就是说，开枪者一定是乘坐着某种车辆，从长安街的快车道上驶过，对着人民大会堂开了一枪。
但这也就将调查再次引入了误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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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最终结果1966年2月2日，一颗子弹打碎人民大会堂的玻璃，专家组迅速进行了调查， 最终锁定开枪者应该当时站在长安街上。
但人民大会堂的安保却表示，当时的长安街没有任何异常，也没人开枪。
按理说，开枪那么大的噪音，安保应该有所察觉，即便是在车里开枪，安保也不可能全然不知。
那么，究竟是安保人员没听到枪声，还是调查组的调查方向有误呢？
很快，公安部就排查了当天经过长安街的上千辆车，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此时，专家组就应该意识到，并不是长安街有人开枪，但专家组仍然认为判断没错，开始排查长安街的居民。
但最终调查结果一无所获，直到一名叫陈建华的年轻警员提出，人民大会堂的两层玻璃都是防弹材质，所以子弹击碎外层玻璃后，并不一定会沿着原来的弹道飞行，很有可能发生偏移。
而专家组在调查无果后，终于开始考虑陈建华的建议。
陈建华认为，开枪者至少距离人民大会堂400米，这才会导致周围的警卫全然不知。
之后，专家组也用人民大会堂的防弹玻璃进行了测试，为了调查清楚这起恶性案件，他们足足使用了两卡车的玻璃。
最终，陈建华得出了结论，开枪者根本就不在长安街上，而是在距离长安街400米左右的居民区。
而专家组在自己研究和对比弹道后，也确定了陈建华的判断。
但当时长安街住的人基本是老干部，大规模调查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并且中国当时也并没有禁枪，所以这起案子调查起来无疑是海底捞针。
为此，工作人员只好挨家挨户的进行走访，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线索，果然在长安街南长街发现了线索。
这里的居民当天上午确实听到了一声枪响，但周边的居民也见怪不怪，因为周围有一名老干部经常用枪打鸟。
难道这起案件根本不是什么袭击周总理？而是流弹造成的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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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调查结果1966年，1颗子弹射进了人民大会堂，但最终结果却让调查组哭笑不得，周总理还特赦了开枪者。那开枪者究竟是谁？又为何得到周总理的特赦呢？
伴随着调查组的不断摸排走访，最终他们确定了，开枪的人来自南长街44号大院，其中住着的正是我国的开国上将李达。
随后，专家组对李达枪支的膛线进行了检查，确定了当天开枪的正是这支枪。
根据调查组的询问，当天开枪的是李达上将的儿子李迪民。
因为当时我国政府对枪支的管控并不严格，所以他也经常和父亲一起练习打鸟。
当天院子里鸟叫的李迪民十分心烦，再加上父亲不在家，李迪民就用枪对着鸟群开了一枪。
但没承想的是，鸟没有打到，流弹却直接飞到了人民大会堂中，还打碎了人民大会堂的玻璃。
本以为这是一场冲着周总理和外宾去的恐怖袭击，结果调查后发现，开枪的竟然只是一个16岁的孩子。
虽然在调查期间案件多次波折，但实际上仅仅用了4天，整个案子就水落石出了。
这起乌龙事件也让调查组松了口气，至少周总理的人身安全还是有保证的。
事后，负责报告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也没当回事，直接和周总理说到；“总理，只是虚惊一场，不是什么恐怖袭击，是体委副主任李达的儿子弄出来的闹剧，只是小孩子顽皮。”
然而周总理却十分生气，因为这件事幸好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但万一击碎了人民大会堂的玻璃，打中了外宾，这件事谁能负得起责？
再加上长安街人流密集，万一流弹伤到了人，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考虑到李迪民只是淘气，并且没造成什么恶劣后果，周总理就赦免了李迪民，并且通知李达上将好好管教，别让小孩子再轻易碰枪。
不过，周总理在这之后，还是下达了两点指示，一是让公安部严管枪支，对所有的枪支弹药进行登记，确保有枪支的家庭，小孩子不能轻易拿到。
二是组织相关的安保人员到人民大会堂参观弹孔，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不过，当时我国确实有些疏忽对枪支弹药的管理，中央也开始渐渐认识到问题，不断的加强对枪支的管理，最终在1996年全面禁枪，彻底杜绝了类似案件发生的可能，也极大程度地加强了中国的社会治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