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在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大院少年马小军拿着父母的避孕套当气球玩，导致自己意外多了个弟弟。姜文用这部处女作，启蒙了无数少男少女的懵懂青春。

时隔26年，相似的场景出现了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新片《气球》中。只不过同样是文艺片，姜文致敬的是青春，而万玛才旦谈论的是“性”，是“自由”，更是“信仰”。

万玛才旦在专访中提及，《气球》的灵感来源于2012年的某一天，他在北京中关村街头偶遇了一只飘飞在半空中的红气球。由红色到白色，由气球到避孕套，短暂的几秒钟之内，万玛才旦抓住了这样一个意向，并将其与藏地缔结关联，分别创作成了剧本和小说。一直到2018年，这部片子才得到了拍摄机会。

这部耗时8年，历经波折才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气球》上映于2020年，是万玛才旦的第七部作品。相对于先前以藏人视角拍摄的《静静的嘛呢石》、《太阳总在左边》、《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优秀影像作品，《气球》被公认为万玛才旦至今最为成熟的一部作品。

电影全片采用手持拍摄，独具匠心地描摹了藏族家庭群像，原汁原味地表现了藏地的人文与风俗。最具看点的是，该片以女性为聚焦点，深度探讨了灵魂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并对藏族女性的“性尴尬”与“生育困境”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讨，回味悠长。

影片《气球》围绕主人公达杰一家因为一只普通的避孕套卷入的一系列笑泪交织的家庭故事展开。在激烈的矛盾碰撞中，一部藏地女人的荒唐生育史昭然若揭，给女性的生存、情欲，以至普通人的信仰，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上世纪90年代，青海藏区的一间小卫生所，女人卓嘎前来看病。

男医生问她怎么了，她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讪讪地回避道：“不方便给你说，是女人的病。”

直到女医生回来，卓嘎跟她走到另一个角落，才悄悄吐露，自己要做结扎手术。起因是卓嘎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儿子，而当时的西藏又在施行计划生育。按照当地的政策，卓嘎如果再生孩子，就会被罚款。

可难以启齿的是，卓嘎的丈夫达杰又是个生理欲望强烈的藏汉。医生隐晦地暗示：“不是给你发了‘那个’吗？”卓嘎腼腆地告诉医生，已经用完了。

女医生不由得调侃道：“你家那口子是种羊吗？发了那么多还不够？”卓嘎不由得羞涩一笑，面色绯红。医生让卓嘎先回家等候手术通知，临走时还把自用的最后一枚安全套偷偷塞给了卓嘎，叮嘱她以备不时之需。

万玛才旦用这短短几分钟的镜头，生动勾勒出了藏族女性对“性”讳莫如深的保守和拘谨，也暗示了藏区大环境的闭塞与落后。

在电影伊始，卓嘎和丈夫仅剩的两个安全套被两个小儿子当气球拿去玩耍。达杰看见后觉得实在丢人，一气之下戳破了这两个“气球”。但是不知安全套为何物的老爷子反而质问儿子为什么要弄坏孙子的玩具，这让达杰郁闷不已。

面对没有安全套庇护的性生活，卓嘎只能强忍着羞耻感去当地卫生院跟医生索要安全套。可是，好不容易得来的最后一个安全套，又被调皮的儿子再次当成气球，偷偷拿去换了一个哨子。

小孩的无知，最后还是大人“买了单”。终于，在一次云雨过后，卓嘎意外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卓嘎本想去引产。

不幸的是，家里的老爷子，也就是达杰的父亲，在一场意外中离世。自古以来，藏地信奉轮回转世之说。巧合的是，经过当地上师的测算，卓玛肚子里的孩子，正是爷爷的转世。

自此，卓嘎陷入了传统信仰与生育自由之间的抉择。可在实际意义上，卓嘎其实没有选择。

万玛才旦在电影中多次采用种羊和母羊这两个具有象征性的意象，暗示了藏族女性的实际社会地位。

电影开头，达杰从羊圈里拉扯出一只很久没有生下小羊羔的母羊，准备卖了给大儿子交学费，一旁的卓嘎顺口提到“这母羊挺老实的”，而达杰则严厉地表示“不产羔老实有什么用”。达杰这句话暗示了在藏区文化中，人们对母体生育能力的重视，其实已经大于个体本身的社会价值。

与即将被发卖的母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达杰从朋友家借来的一只强壮种羊。影片通过种羊冲进母羊群这一极度侵略性的特写场面，从侧面暗示母体在男权世界中的弱势与被动。

自从卓嘎的孩子被上师判定为爷爷转世后，一家人从丈夫到儿子，无不殷切地盼望着这个孩子降生。唯有卓玛愁眉不展，她的忧虑，远远盖过了得子的喜悦。

家里目前已经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还在念大学。生下孩子，意味着家里要上交一笔巨额罚款。况且，实际经济状况根本不允许他们供养第四个孩子。

夜里，卓嘎试探性地将自己的真实想法透露给丈夫。达杰听了却怒火中烧：“你这个妖女，肚子里要是你父母的转世，你会这么说吗”，“你这么想，会遭报应的”。激动之余，达杰给了卓嘎一个响亮的耳光。

在无助的恓惶中，卓嘎失声痛哭：“有时候，上师也会出错，要是上师错了呢？”

卓嘎的质疑振聋发聩，却无人可以回答她。

影片中通过一个卓嘎望着水中倒影深思的场景，将其内心的痛苦外化，那不断波动摇晃的水面，像极了她挣扎的内心。在万玛才旦的镜头下，这种虚实结合、幻像与现实穿插的拍摄手法，让主人公的真实情感极具感染力。

值得一提的是，万玛才旦在塑造卓嘎生育困境的同时，还穿插增添了一条很重要的副线——卓玛的情感困境。

通过影片的碎片化交代不难得知，卓玛是卓嘎的妹妹，曾经和担任藏文教师的前任男友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但是两人却因误会而分手，卓玛从此削发为尼。通过重逢时男友送给卓玛的小说《气球》可以猜测，卓玛曾经因为男友而怀孕、流产，因为自觉罪孽深重，最终选择了出家。

卓嘎和卓玛两姐妹，都是困守在感情和婚姻中的不幸女子。但更可悲的是，这种境遇没能让她们同病相怜，反而是彼此压迫。

影片中，卓玛的旧情人一度找上门来，想要和卓玛澄清当年分手的隐情，姐姐卓嘎却自作主张，将男人送来书扔进了火塘，拒绝让妹妹寻找真相。她嘴上说着要防止妹妹重蹈覆辙，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正在阻碍妹妹获得真正的幸福。

而妹妹卓玛更像是严酷宗教的代表。她眼看着姐姐忍受着一家人的“敌意”，被绝望地从手术台上拉回家，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反而是以宗教的名义规劝姐姐积德行善，留下肚子里的孩子。

无论是对于卓嘎还是卓玛来说，女子本弱的观念已经深深烙印在她们意识深处，并通过有意无意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这种女性之间的相互压迫，与男权、神权共同导致了藏族女性的群体性“失语”。

所有人都逼迫着卓嘎生下孩子，归根到底，是因为孩子被认定是爷爷转世。在藏地人民的信仰中，死去的亲人都会轮回转世，若是他们降生到原来的家庭，便是一种莫大的机缘。

在电影中，卓嘎的大儿子江洋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被认定是奶奶转世，只因为他的背上长着和奶奶一模一样的黑痣。因此，江洋从小就备受家人的喜爱和期待，可与此同时，这种信仰的力量作用在江洋身上，也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

大家都认为江洋的灵魂深处是奶奶，这就注定了背负着另一个灵魂的江洋难以拥有真正的独立人格。

电影借助了江洋的梦境，外化了他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在江洋的梦里，他背上的黑痣是纸片贴上去的。撕开纸片后，他努力追寻着两个年幼弟弟的步伐。在江洋的潜意识深处，他所期待的，就是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去做真正的自己。

同时，江洋的梦境何尝又不是对轮回转世之说的一种质疑和叩问？

在整部影片中，卓嘎是藏区女性中为数不多的觉醒者，她不甘沦为宗教和父权之下的生育机器，用行动发出了来自灵魂的呐喊。而达杰则代表了那些享有父权的藏族传统信仰拥趸者。无论是对妻子的爱还是对家庭的责任，都无法撼动他的意志。

电影里有这样一个细节：达杰在拒绝卓嘎打掉孩子并扇了她耳光的第二天，一直在尝试与妻子道歉。他站在门口，望着勾在栅栏上无法脱身的白色塑料袋，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迷茫。但这种短暂的同情与迷惑，仅仅持续了三秒钟。不久后，他就带着儿子将满眼泪水的妻子曵下了手术台。

在影片接近尾声的镜头中，卓嘎追随妹妹一起去了寺院静修。在出发之前，卓嘎若有所思地问妹妹：“女人是不是只有做了尼姑，才可能没有那么多牵挂呢？”

卓嘎的引产手术究竟有没有做成功？她的结局是生子，还是出家？导演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答案。万玛才旦在采访中说解释说：

“那样一个处境中的女性，她最后作出任何决定都是合理的，也都是遗憾的。我和她一样，时常处在两难境地中，同样没有人能给我答案。”

在影片的结尾，达杰从县城给两个儿子买了两个又大又红的真正的气球。在两个孩子玩闹的过程中，一个气球爆炸，另一个则飘向了天空。

如果说影片开头出现的白色避孕套暗示着“束缚”和“阻隔”，影片末尾出现的两个红气球更像一种“自由”的表征。同时，白色寓意着死亡，红色又代表着生命。这一白一红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循环，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观念的新生？

在这场信仰与自由、传统与现代、死亡与新生的对峙中，这片土地上的这些人，他们正在经历着一场信仰的瓦解与重构，而我们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生活还在继续，但所有的改变正在悄然发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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