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姥爷和姥娘结婚了

1918年，51岁的太姥爷和31岁的大姥爷从曹八集卖粉条回家路上，被菏泽流窜过来的兵匪绑架，索要100块大洋的赎金。

那伙兵匪是曹八集的集主曹斜子为与其叔抢夺集市专程请来的，也是替他弹压地面、威慑乡里的帮凶。

我的外曾祖父、开豆腐坊的陈德俊和我的太姥爷是把兄弟，获悉此事后，托人请求，可兵匪气焰嚣张、变本加厉，收到100块洋钱后不放人，反而把赎金翻倍了，一是强龙示威，二是想进一步榨干钱财。

大地主曹斜子翻云覆雨，收了财物也不帮忙，反而当街破口大骂，明面上要和土匪划清界限。

牢里的太姥爷心疼已经交出去的100块赎金，又恼恨土匪不讲信义，大骂土匪和曹斜子，只求一死。

土匪们心狠手辣，见索要额外赎金不成，还失掉了面子，为了立威，就把爷俩拉出去杀害了，乱世人命贱如草芥，这就是民国初年徐淮地区匪患横行的写照。

当时，军阀混战，世道艰难，官府形同虚设，兵匪和土豪劣绅杀人如同儿戏。

兵匪一家，又和土豪劣绅沆瀣一气，老百姓只能苟且偷生，像我的太姥爷、大姥爷这样遭遇不测的，比比皆是。只能叹息，宁做太平狗、不为乱世人。

（由于曹斜子恶贯满盈，四乡人对他都恨之入骨，1920年终于导致数千人联名告状到省政府，以至曹斜子不得不畏罪潜逃到驻徐陈调元部队的一个高级军官家中，不敢出门，直到腰长恶疮而死。见陈曦所著，邳县文史资料）

1918年冬，我的太姥爷和大姥爷同时遇害，两根顶梁柱轰然倒塌，给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辛苦攒下的几十块大洋没了，还欠了外债。

家中不可一日无主。20岁出头的二姥爷，便成了一家之主。

二姥爷读过几年私塾，粗识文字，他先是在宗亲的帮助下，料理了后事，然后卖掉了十几亩地，偿还了外债，随后开始打理起家业来，还是继承父兄的基础，忙时种地、闲时加工粉丝。

家中突遇大难，劳动人手突然就不够了，债务又那么多，高家面临窘境，何谈给当时16岁的姥爷完婚？我的太姥娘只能等六户村的态度。

好在外曾祖父善良厚道、一诺千金，没有因为高家劫难和家境衰败而悔婚，坚持既定的约定，1919年开春后，把姑娘嫁了过来，我姥爷和姥娘按照传统风俗举行了婚礼。

当时姥娘的陪嫁还是很丰厚的，除了传统的箱子、柜子、脸盆、被褥等嫁妆外，还有两头牲口、一套粉条加工物件。

17岁的姥爷和15岁的姥娘当年是娃娃亲，也算是青梅竹马，因为两个村距离不远。

婚后，两人感情甚好，姥娘在家全力操持家务，姥爷除种地外，就是在家里加工粉丝，让二姥爷去外面售卖。

婚后3年，大姨、二姨出生了；二姥爷家又生了3个儿子，一共5个儿子了；

大姥娘为大姥爷守孝3年，其娘家劝其改嫁，她的心念动摇，也得到高家的理解，她改嫁后，女儿留在了高家，由我的太姥娘抚养（后来其实是我的姥爷、姥娘帮着养大、给嫁出去的）。

2.分家时二姥爷独得两份

俗话说树大分叉、人多分家。

高家原本三房，大姥爷遭遇匪难，大姥娘改嫁；就剩下了两房。

在族人长辈和娘舅的见证下，二姥爷和我的姥爷分家了。

二姥爷读过几年书，人很精明，他坚持大姥爷人死了，血脉不能断，他把一个儿子“过继”给了大姥爷作后代。

这样，所有田产分三份，二姥爷当仁不让拿了两份，我姥爷只分了17亩地。

二姥爷还把所有动产（包括三头牲口，那原本是我姥娘的陪嫁）变卖一空，说是全部还债了，但还给谁了，没有明细账目。

多年后，庄里的宗亲们都说二姥爷当年太精了，一个“过继”名头，多分了17亩好地不说，还把各种动产变卖，折算钱独吞了；

苦于我的姥爷、姥娘不识字，胆小老实，只会埋头干活，不敢争辩，只能吃了哑巴亏。

1921年的分家，姥爷、姥娘父母分到17亩薄地，堂屋2间、东屋3间、过道2间、更楼2座。

太姥娘和大姥爷留下的女儿住在老屋，由2家轮流供养（后来二姥爷基本不管不问，都是我姥娘、姥爷照顾，一起生活）。

3.滑头的二姥爷

徐州，地处黄河下游的黄淮平原，作为五省通衢，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的黄泛区，民风彪悍。

可能是因为洪水侵袭时一片狼藉，原有的地界、田界荡然无存，洪水过后，大家只能凭感觉重新划界，谁抢到就是谁的。

在这样极不稳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模式就会本能地选择短期策略、为一点利益争个头破血流。

这时，谁家男丁多、拳头硬，谁家在村里就讲话硬气，甚至小股土匪都不敢上门侵扰，在农村尤其如此。

太姥爷和大姥爷去世后，家里只剩下二姥爷和姥爷，越发显得人单势孤；

二姥爷开始刻意结交一下乡间地痞、土匪、流氓等人物，引得太姥娘不快，老骂他“忘了父兄怎么死的？”

二姥爷根本不听太姥娘的话，我行我素。

他读过几年书，见过一些世面，会察言观色、能言善辩、关键时刻又能屈能伸，在十里八乡算得上能掐会算，人称“铁算盘”。

太姥爷在世时，就不太喜欢二姥爷，觉得二姥爷不安心农耕，干活浮皮搔痒、天天想着升官发财和不着边际的事情，不够务实。

那时，太姥爷带人在家里生产粉条，让大姥爷、二姥爷出去售卖，大姥爷能挑着担子往返三四十里，披星戴月，满筐而出、空筐而回，一天舍不得吃喝，行事风格很随太姥爷，赚的钱一分不少的交给家里。

二姥爷相反，他不愿跑遛乡，就挑着粉条筐去耿集、碾庄、八集街等近处，随便把粉条兑给摆长摊的，自己买一堆瓜子、花生去听书看戏，集市收了，再喝点散酒悠哉游哉的挑着空筐回家转，问他卖了多少钱，他也是一笔糊涂账，太姥爷骂他是败家子，乱花钱。

二姥爷也不争辩，但让他出门卖粉条，他还依然如故，屡教不改。

几次之后，太姥爷就不安排他去卖粉条了，让他在家加工；

但二姥爷加工粉条也不精心，几个关键步骤不想费力、老偷工减料，加工出的粉条质量不行，太姥爷都看不上眼，几次气的把粉条喂了牲口。

太姥爷后面安排我姥爷负责加工粉条，让二姥爷帮忙打打下手，这正遂了二姥爷的意，他成了家里最轻松的人，正好有了时间结交乡间一些江湖人物，跟着那些同样不事农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混在一起。

太姥爷和大姥爷出事时，二姥爷正跟人去台儿庄胡混，几天都找不到他人影。

太姥娘只好求助六户村的亲家（我的外曾祖父）和一个土匪头子陈秀才出面请托，但遇到了不讲江湖规则、见风涨价的菏泽流寇，失掉了性命，还破了一大笔财。

二姥爷知道后，大闹一场，扬言如果他去处理，不但不要花钱，还能让父兄两人活着回家；他还诬陷我的外曾祖父从中使钱了，气得老人家大病一场。

二姥爷和我的姥爷虽然是亲兄弟，两人性格完全不同，后来的人生之路，也是截然相反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