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防部兵棋室讨论徐蚌会战方案时，一言不发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裴，却突然到了白崇禧在南京的家，还没有坐下，就发起牢骚来。

“健生兄，东北，老头子早就想把部队撤出来，可卫俊如愣是不答应，双方就这样硬顶着。如今好了，锦州丢了，东北的大门也被林彪关起来了，廖耀湘又和林彪顶牛作战，用不了几天，就会被狗皮帽子给包围了。到时候，想按廖耀湘原本提议的，兵出营口，全线撤退的建议办，也晚了。我就不明白，老头子到底是如何想的，都这个时候了，还非要收复锦州干什么？”刘裴愤愤地说着，也就顺势坐了下来。

覃戈鸣恭敬地给刘裴倒了一杯水，正要收拾起放在桌子上的有关徐蚌方面作战的文件，刘裴长叹一声，说道：“军机，军机，失去了主动权，还有什么军机可言？杜聿明好好的一个主动进攻济南的计划，时机已经成熟，可这个时候，老头子却把他抓到东北救火去了。哼，东北之火救不了，徐蚌战火又开，主动权完全交给人家陈毅、刘伯承了，这仗，如何打？即便是你健生兄去了，又有多大的胜算？”

坐在那里一直没有吭声的白崇禧依旧笑着，听刘裴发着牢骚。刘裴似乎意犹未尽，说道：“杜聿明离开徐州那天，我就向何部长、老头子建议，放弃徐州，把部队拉到淮河以南地区，固守江淮，和共产党对峙些时日，借机构筑长江防线，在江南整训战略后备部队，或可东山再起，反过手来，与共军一争高低。可老头子虽说做出了一些让步，主动放弃了郑州、开封、兰封、菏泽等据点，可却最终下不了放弃徐州之决心。如此这般，徐州不保，江淮不保，恐怕太湖防线也不堪一击，这样下去，江山社稷难保啊。”

白崇禧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为章（刘裴字为章），集中华中、徐州‘剿总’之兵力，或可与陈毅、刘伯承一搏。”

刘裴苦笑一声，说道：“健生老兄，你和陈毅、刘伯承一搏，他们不接你的招怎么办？徐州战局已不可能挽回，再把张淦、黄维拉进去，也不顶事。我敢断言，多投入一个兵团就多送一个兵团。”

覃戈鸣站在那里，接着刘裴的话，说道：“刘次长说的对极了。敌人的优势兵力是集中好了的，我军的各个兵团在空间上、时间上都是分散的，敌人可以集中兵力打一个兵团，然后再打一个兵团。最终变相对优势为绝对优势。而我们华中的部队，要调往华东战场，路程远，交通补给不便，行动缓慢，只要走上三几天，敌人就可以判断出我们部队的动向和企图。这样，敌人就可以在我们部队的预定行进路上破坏交通，迟滞和阻止我军前进，并布置口袋来装我们。而且，刘伯承、陈赓还可能以其飘忽的行动，乘黄维和张淦两个兵团的东调之时，进攻武汉。那时，我们再将东调的各兵团调回，可能在半途中又被敌人截击。被动追随敌人，顾此失彼，不是办法。”

刘裴指着覃戈鸣，对白崇禧说道：“看看，看看，这个小兄弟说得多好。你想合伙打人家，人家就会分兵来对付你的后方，到时候，武汉不保，是不是丢了西瓜，也没有捡起芝麻来？”

覃戈鸣受到刘裴的表扬，正有些受宠若惊之时，但见白崇禧稍稍皱了一下眉头，覃戈鸣知道他们有要事相商，急忙点了一下头，礼貌地出去了。背后，白崇禧已经迫不及待地问刘裴：“任公（李济深，字任潮）是如何说的？”

过了不大一会，刘裴出门告辞，白崇禧从楼上下来对他老婆说：“他们都打败仗，我又有什么办法？”

正在白崇禧犹豫不决的时候，华中“剿总”副参谋长赵援发来急电，平汉铁路信阳至武汉段受到解放军的大破坏。在信阳指挥所的副参谋长赵援正准备部署兵力重新打通这段铁路的交通。呈请白崇禧批复此次战斗行动。

白崇禧急忙找来覃戈鸣，一同分析，覃戈鸣认为：参加这次破坏的解放军兵力有一万余人，应当是刘伯承野战军主力、或有力之一部转用到徐州、蚌埠以西地区参加大战，以有力之一部、或主力牵制华中我军的兵力，妨碍或阻止华中抽调机动兵团到蚌埠、徐州方面去参加会战。基于这种判断，如果我军在华中方面的机动兵团转运到华东去参加“徐蚌会战”，刘伯承有力之一部、或主力以及陈赓兵团极有可能进攻武汉。

白崇禧认为，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两年虽说兵力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失，但其活跃程度并没有减低。时分时合，时东时西，把游击战、运动战打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于是，命令覃戈鸣即刻回信阳，并从孝感和信阳各以约一个军的兵力南北夹击广水、王家店间的共军。

覃戈鸣奉白崇禧命令到了信阳，向赵援等人传达了白崇禧的原话：“我们还要回来的（指不到蚌埠去），应赶快部署兵力，恢复平汉路南段的交通。”

此时的白崇禧已经下定了决心，不接受蒋介石的任命，而回到武汉去，他要在武汉搞一个新局面出来，当然，是有桂系之私心的。

关于白崇禧不接受蒋介石命令，指挥徐蚌会战，后世多有争议，但不外乎两点，一是白崇禧已经判断出徐蚌会战，是一场败局，他无力回天；二是桂系要借蒋介石徐蚌之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至于其他原因，当属于野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