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越唱越凶的对台戏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到武汉解决问题，林彪等人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却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
七月十三日，周恩来决定亲自飞抵武汉，为毛泽东到武汉打前站。
就在这一天，吴法宪通知武空的刘丰说，今天有一架一级专机要在武汉的机场降落，你们做好迎接专机的准备……
七月十四日早晨，周总理乘飞机到达武汉。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的刘丰把周恩来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
周恩来从走下飞机时起，一直不见我和钟汉华，便问武空的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同志哪里去了?”
刘丰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周恩来让刘丰立即通知我们，我们才赶到武汉空军司令部，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七月十三日，吴法宪在林彪的授意下，两次打电话给武空的刘丰，要他把武空某军的领导人，以最快速度召到武汉来。
如果说，让武空的刘丰把某军的领导人召到武汉来，是为了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的安全，或是他们与解决武汉问题有关，这还不难理解。那么，与保卫毛泽东，周恩来安全和解决武汉问题毫不相干的南空的江腾蛟，也奉命急匆匆由南京窜到武汉，这就令人奇怪了。
一般来说，有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一切行动都应听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没有必要再设别的指挥班子。但李作鹏等人却另搞一套，在王家墩机场设立了一个“三军指挥部”。
毛泽东、周恩来到武汉后，对于如何解决武汉问题，已经有了具体的指示和安排，如让武汉军区承认错误，保我和钟汉华过关等。可谢富治、吴法宪却同毛泽东、周恩来继续唱对台戏，把刘丰和某军的领导人召集在一起，让武空坚决支持造反派，支持造反派打倒我和钟汉华。
另外，王力的武汉之行，也是莫名其妙的。
据我事后得知，周恩来动身来武汉之前，即七月十三日，曾经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谢富治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工作，并没让也在重庆的王力一同前来。
可是，王力一听到这个消息，连夜同关锋通了电话。他们经过密谋策划，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来。周恩来考虑到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武汉造反派听中央文革小组的，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便同意谢富治、王力一起来到武汉。
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背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到武汉的大街上看大字报不可，并指定让刘丰给他们带路。
王力在车上问刘丰:“你们空军的观点，是不是和军区一样?”刘丰没有马上回答。
坐在车上的一位空军领导人，忙替刘丰回答说:“有不同意见。”
汽车行驶到湖北大学门口，谢富治、王力有目的地下了车，同一群造反派谈起话来，公开了他们的身份。
于是，在七月十五日，武汉地区的造反派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以示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口口声声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活动，把武汉广大军民搞糊涂了。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也被这一行动震动了:谢富治、王力来到武汉，我们没听见任何消息，他们造反派是怎么知道的?
谢富治、王力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却象是换了另外两个人，真可谓“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了。
在七月十五日至十八的四个下午，在周恩来召集的汇报会上，当我们汇报时，谢富治、王力坐在那里，盛气凌人，态度蛮横，若不是周恩来在场，我很有可能当场就和他们干起来。
当我们的汇报不合他们的口味时，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我们刚讲一条，他们马上就反驳一条，致使汇报难以进行下去。
谢富治恶狠狠地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他讲到这里，似乎想起上街看大字报时作过的一番所谓“调查研究”，便不无挖苦和威胁地接着说，“街上的几岁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
在谢富治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对他顶得也比较厉害，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各有各的说法，各讲各的道理。
我记得，在他让军区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曾有人声嘶力竭地插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副司令员韩东山，当即进行了反驳:“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讲，要说出个道理来。”
谢富治听了，气得眼睛都瞪圆了，大声喊道:“你反对林副主席!”
我们从他们的反复发言中，已听出了他们解决武汉问题的调门儿。所以，在汇报会的第二个下午，我就和钟汉华商量，既然他们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已经定好了，汇报不汇报都是一个样，便决定着手修改毛泽东来前写好的检讨材料，反正迟早是要用的。
谢富治、王力在武汉公开身份之后，周恩来也无可奈何，为了顾全解决武汉问题的大局，只得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谢富治、王力就象想吃冰遇到下雹子，高高兴兴地做他们的“文章”去了。
七月十五日、十六日的两天夜里，谢富治、王力首先到了造反派的据点，接见造反派，并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对造反派表示亲切的慰问和支持。
七月十七日夜间，谢富治、王力等人来到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对“百万雄师”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一到，就让“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立即开出一张“头头们”的名单，等到这张名单开好之后，谢富治就把名单装进了衣袋，算是完成了此行的真正任务。
到了七月二十七日，开在这张名单上的十三个人，全被加上种种罪名逮捕了。他们其中的八个人，一直关押到一九七二年，才被批准“保外就医”放出来。
王力在“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说:“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解释说:“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才这样。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让回去，我们‘百万雄师’表示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去……”
王力听到这里，说:“你们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别人嘛!你们怎么管得了别人呢!”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回答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就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他们这样做两派的“工作”，必然导致严重的后第二天，“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向所属各组织传达了王力的指示。不传达情况还好，一听传达群众都跳了起来，坚决反对王力的讲话。
在这段时间里，王力还多次同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谈话，声称中央要对解决武汉问题公开表态，“百万雄师”和四川“产业军”是同类型的保守组织，对他们当中搞武斗厉害的头头要处理。
王力还别有用心地煽动说，陈再道的问题严重，一九六七年还在保刘少奇，认为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支左”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作检查。武汉问题这么严重还算好的，其他省的问题更严重，这主要是军队的问题，等等。
更为严重的是，王力把毛泽东七月十六日、十七日的谈话记录，擅自拿给北航“红旗”的造反派看。这些人便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办法，添油加醋地告诉了武汉的造反派。而且，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兜售王力的黑货，以达到“浪头越大越好看”的目的。
武汉的造反派听到这些消息，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便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表明谢富治、王力是支持她们的。
就这样，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非但没有得到缓和，反而一天比一天加剧了。
七月十七日，“百万雄师”也有针对性地贴出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等等。
这之后还公开点出了王力的名字，要他下连当兵、到工农群众中去!
对此，谢富治、王力还嫌不够。七月十八日夜间，周恩来离开武汉之后，他们更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
谢富治、王力到机场送走周恩来，急得连住地东湖宾馆都没有回，便迫不急待地直接遇到了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
他们一到达这个造反派总部，先戴上了造反派袖标，又是视察据点、工事，又是慰问武斗负伤的人员，并召开大会发表了讲话。
王力近似疯狂地喊叫: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王力的喊叫尚有余音，谢富治又让刘丰表态。过去曾经埋怨抓人抓得太少，要“多抓几个造反派”的刘丰，此时竟判若两人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小学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错误，希望造反派帮助纠正，以后要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
七月十九日，造反派以无数个高音喇叭，在武汉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播放了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什么要为“工总”平反，什么造反派是革命派，什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听到这些，武汉军民怒不可遏。
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的街头巷尾。
有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群众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爆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已成为爆发“七二O事件”的导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