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武康路与湖南路交汇口，有一幢西班牙风格的花园洋房。因为门牌号为“湖南路262号”，因此也被叫做“湖南别墅”。
站在洋房外，只见一道一丈多高的砖墙和竹篱笆围墙，将这幢别墅遮掩得严严实实，外人很难看到里面的布局。据知情者说，洋房总体为假三层，坐北朝南，呈L形布局。主楼的一楼是客厅、餐厅等，二楼是卧室，三楼是客房和储藏室。卧室外面有大阳台和外露台，高墙环绕中，草木葱茏，是一个适宜休养的安静所在。
这幢洋房的主人，无一不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郑振铎、周佛海、陈毅等人先后在这里居住过。
在这栋洋房里住得最久的人，是曾经叱咤风云、被誉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从搬进这栋别墅到去世，她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
贺子珍为什么喜欢这栋别墅？她的外孙女孔东梅曾说过：“武康路上的这幢房子有两个特点；一是隐蔽，从墙外无法窥见墙内的情况，这对于幽居在上海的外婆来说确实很保密；二是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栽满了花草树木，一棵白玉兰婷婷玉立，外婆非常喜欢。”
一、
毛泽东与贺子珍于 1928 年 6 月结为革命伴侣，一直到 1937 年底贺子珍离开延安去往莫斯科，两人的婚姻延续了十年之久。
毛泽东虽然比贺子珍 年长16 岁，但两人还是在共同的战斗中结为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两人的婚姻十分和谐。即便是在毛泽东经历的一系列政治风云里，贺子珍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当好毛泽东生活上的助手。
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又恰好患了疟疾，遇到了人生中的低谷。贺子珍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精心照顾他的生活，还陪毛泽东一起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
尽管环境恶劣，但两人的精神世界却非常充实。闲暇时，毛泽东还常给贺子珍讲《三国演义》、《水浒》，还“逼”贺子珍读《红楼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夫妻关系的融洽。
长征出发时，贺子珍已经怀孕，但她不仅不要组织的特殊照顾，还主动承担了很多照顾伤病员的工作。宿营后，她还要抽空帮毛泽东抄写电报、整理文件，甚至因为产后得不到休养，身体落下了病根。
长征中，红军在贵州盘县遭遇敌机轰炸，贺子珍为了保护伤员，不顾个人安危，扑倒在伤员身上，自己身体多处中弹。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去抢救，自己也在第一时间来看望。看到躺在担架上的贺子珍，毛泽东禁不住流下热泪，坚定地对贺子珍说: “我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的！”这段经历，也深深地铭刻在贺子珍一生的记忆当中。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贺子珍的婚姻却开始出现了裂痕。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还是两人个性都要强，加上频繁的生育，给贺子珍带来了很大的生理负担与痛苦。
和毛泽东一样，贺子珍也有着倔强执拗的脾气和反叛精神。比如在她成长的那个年代，女孩子是不允许下水游泳的，不然会被别人说成“伤风败俗”，但贺子珍偏偏带着妹妹到家门前的禾水中游水、嬉戏，引得岸上闲言碎语鹊起。父亲贺焕文气得脸都青了，大骂她们有辱风俗，贺子珍却毫无悔改之意，针锋相对地回应说：“我们要做新青年!”
来到延安后，有一次吃饭，贺子珍炒了一碗毛泽东十分爱吃的辣椒，当时生活依然艰苦，所以毛泽东准备分作几顿吃。第二天贺子珍感觉辣椒已经变质了，便将剩下的那些倒掉了。晚上吃饭时，毛泽东不见了那碗辣椒，便问贺子珍，贺子珍告诉他已经倒掉了。毛泽东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一把把洗脸盆里面的水全泼到了地上，贺子珍见状，心里也来气，一赌气便跑了出去，到晚上才回家。
贺子珍是位坚定的革命女性，她渴望为革命事业作出一番贡献。到达延安后，她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但不久却因为再度怀孕不得不中断学习。这种情形下，她感到了无法忍受，与毛泽东的感情也产生了隔阂。1937 年，贺子珍远走苏联治病，从此替自己的婚姻画上了一个句号。
二、
贺子珍在苏联经历了很多的艰辛，然而在异国他乡的她，还是尽到了一个母亲的责任。她把早年被送到苏联的杨开慧烈士留下的两个孩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以及后来送到苏联的李敏都接到身边，患难与共。直到 1947 年东北解放后，她才带着 3 个孩子回到哈尔滨。
由于江青出面阻挠，回国后的贺子珍，一直见不到毛泽东。1949 年上海解放后，她便来到上海，和哥哥贺敏学一家生活在一起。
据贺子珍的侄女贺小平回忆，那时的贺子珍住在虹口区溧阳路1267号公寓，并让贺子小给自己做伴。后来她的妹妹贺怡在替贺子珍寻找失落的孩子时，因车祸去世，贺子珍的精神也遭到了重大打击。
贺怡之前找到了十几个有点像贺子珍失散在民间的孩子，贺怡死后，贺子珍让人将这十几个孩子都送到上海，想自己辨认，却又无法确定哪个才是她的孩子。于是她将孩子们全部留在家中，直到1951年2月，贺敏学怕贺子珍的精神再出问题，这才将孩子们遣散。
贺子珍并不知道，毛泽东一直关心远在上海的她，甚至提出从自己的稿费中支付贺子珍的赡养费。毛泽东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的否决，陈毅的理由是：我们偌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
三、
1952年，出于工作需要，贺敏学和贺子珍搬到南鹰饭店附近一处三层小楼居住。贺子珍的卧室，在二楼一排第一间。
住进这栋小楼后，贺敏学怕贺子珍没事干闷出病来，于是便给了贺子珍一个任务，当她当家。没想到生性豪爽的贺子珍实在不是当家的料，经常半个月就花光了全家的生活费，一家人经常到了下半月就揭不开锅。
据贺小平回忆，姑姑一向出手大方，不太在意钱。有一次逛街看到一件灯笼袖真丝衫，便一口气买了十来件，除自己留了两件外，其余的全都送人了。贺子珍也知道自己这种性格，确实不适合当家，于是两个月后主动提出她不当这个家。
在与哥哥一家人同住期音，贺子珍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都要抽很大一部分时间来看报纸。她尤其爱看《参考消息》，对上面的每个新闻都不放过，看完了喜欢与哥哥一家人讨论报上的新闻。讨论中，她还特别较真，非常反感别人不同意她的观点。
1953年，时任江西省长的邵式平告诉贺敏学，他们在江西找到了一个叫朱道来的青年，与贺子珍失散的孩子各方面情况非常吻合。贺子珍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激动，连忙催江西方面将朱道来送到上海。
一见到朱道来，贺子珍就坚信这是她与主席的孩子毛毛。之后她还和朱道来去做了血型检测，两人的血型也是一样的。贺子珍非常激动，可没想到朱道来的母亲朱月倩后来也来到了上海，声称朱道来就是自己的孩子，甚至将这事闹到了中央。最后还是主席出面说：无论这是谁的孩子，都是红军的孩子，那就把他交给组织吧。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这件事对贺子珍的刺激很大，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像丢了魂一样，令贺小平等人十分担心。其实也不怪贺子珍，在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10年里，贺子珍虽然生了六个孩子，可不幸的是，其中的五个孩子不是因环境恶劣夭折，便是在战争中交给当地的老百姓抚养而找不到下落，只有女儿娇娇(李敏)一个孩子留在了她的身边。作为一个母亲，她怎能不思念自己的孩子呢？
这次事件后，为了让贺子珍安静地养病，经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安排，贺子珍搬进了位于武康路的湖南别墅，并指定华东医院组成以院长王赞舜、内科主任肖文炳为首的医疗小组，对贺子珍的病情进行治疗和照顾，还给她配备了专门的贴身护士和护工。
四、
1959 年 7 月，在毛泽东的安排下，两人终于在庐山再度见了一面。对于这次会见，李敏有过一段回忆： “爸爸见到了妈妈，妈妈也见到了爸爸。可结果呢? 双方的心里都不痛快，反而更增加了对彼此的怀念、牵挂，增加了彼此的忧虑、悲伤和彼此心灵上的痛苦。我觉得，他们双方那旧日心灵的伤痕又重新被撕裂开来，鲜红的血又汩汩而出，这撕裂般的疼痛，更加厉害，犹如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这次庐山相会后，贺子珍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接下来的几年中，她每年都要上庐山呆一段时间。虽然她嘴里不说，可身边人都知道，她是在幻想能在这里再次见到毛主席。
1966年，贺子珍最后一次上庐山，住在庐山第四招待所。据所长胡春娥回忆，贺子珍对吃饭不讲究，但一天要抽一两包烟，尤其是晚上抽得很多。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她静静地坐在床头，一根接一根地抽。每天白天，她都要重去当年与毛主席交谈的那栋楼，在楼下伫立良久，不时发出阵阵叹声。
幸运的是，贺子珍和在她身边工作的人相处得很好。她的保姆吴丽娟为陪伴贺子珍，连爱人从外地回来也顾不上回家；母亲去世，为了不引起贺子珍不愉快，黑纱也不戴。护士小徐为照看贺子珍，谈成的对象也吹了，直到30多岁还没找到爱人。他们忠心耿耿，日夜陪伴在贺子珍身边，白天陪她聊天，晚上陪她看电视，这也稍稍减轻了她的孤独感。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的逝世，给了贺子珍精神一个很大的打击。接连几天，她一直呆呆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北京群众悼念毛主席的每一个镜头，喃喃的对身边人说：“毛主席终于被江青害死了。”
主席逝世后的一个多月，贺子珍一直在后悔一件事：1966年9月，贺小平和一帮人要到北京串联，有消息说有可能被毛主席接见，贺子珍便产生了和贺小平一起去的想法。但贺小平怕她受刺激，推说上海市委不会同意。贺子珍解释说：“我到北京去住娇娇那里，他当他的主席，我不去找他，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可最终贺子珍还是没有去成，这也成了她非常后悔的一件事。
五、
1979年，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当她得知这一喜讯时，高兴得像个孩子，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将五斗橱上的花瓶插满鲜花，又让护士小徐推自己到花园里看看。她高兴的是，在她的晚年，党中央还没有忘记自己！
不久后，贺子珍又迎来了一个更大的好消息：经组织上批准，她可以由娇娇夫妇陪同，去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组织上唯一的要求是，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她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
对于这个纪律，贺子珍坚定地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她说，我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我听组织的话。
9月27日，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贺子珍在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外孙女孔东梅等人的陪同下，从解放军总医院出发，前往毛主席纪念堂 。孔东梅注意到外婆的右手上，紧紧握着一条白手绢。
来到纪念堂后，贺子珍向毛主席坐像献上了一个心形花圈，上面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随后，贺子珍缓缓来到瞻仰厅。她一边看，一边拼命地咬着那块白手绢，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良久之后，贺子珍冲女儿、女婿点了点头，两人将她缓缓推出纪念堂，坐进车里。这时，贺子珍又扭头望向窗外的纪念堂，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六、
这次从北京回来后，贺子珍的身体状况便每况愈下，不得不住进了华东医院。
1981年的一天，贺子珍的老战友何长工来到华东医院，看望贺子珍。
当何长工走进病房时，贺子珍的两眼闪动着惊喜的目光。两人的手紧紧相握，谁也说不出话来。战友久别重逢的喜悦，让贺子珍十分兴奋，泪珠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何长工轻轻拉着贺子珍的手问道：“子珍，这些年你还好吗?”
贺子珍用力地摇一下何长工的手说：“好，还好，你看，我不是很好吗?”
那天，贺子珍与何长工聊了很久。从贺子珍还是小姑娘时跟随农民暴动队伍上井冈山投奔袁文才、王佐，聊到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聊贺子珍当上女游击队长打仗的岁月，贺子珍的脸上一直挂着兴奋的笑容。照顾她的护士回忆说，这是贺子珍住进华东医院后，最开心的一天。
1984年3月，贺子珍的病情突然恶化。虽然中央办公厅派专机送来北京的专家进行会诊，并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但贺子珍还是在1984年4月19日下午与世长辞，终年75岁。一个曾经陪伴毛泽东生活了10年，为中国革命流血奋战的伟大女性，走完了她坎坷的一生。
参考资料：
贺小平：《姑姑贺子珍的沉寂岁月》
凤凰资讯：《孔东梅回忆：晚年贺子珍“毛主席纪念堂”之行》
《党史天地》（1994年07期）：《贺子珍在上海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