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狗的历史:越无用,越高级

最爱历史说 2024-08-02 02:29:24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等来了人生最后的宣判。

这位名相一生都在追逐权力,最终还是吞下了苦果:他被判处腰斩于市,并诛灭三族。走出牢狱,奔赴刑场,李斯想起了自己身为一介小吏的时光,他对二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说罢,父子双双流泪。

一年之后,刘邦进入咸阳。他看到“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之后,便流连于秦宫。幸亏张良苦劝,刘邦才还军灞上。

汉初定天下,论功行赏,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大,诸将不服。刘邦说,打猎时追杀猎物的,是狗;发号施令的,是人。萧何便是在后方出力的人。

狗,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其身影很早就频繁出现在历史之中。它虽不如牛马般受重用于农耕战事,能够影响一国之兴衰,但早已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1

古代的狗大概有三种类型:吠犬、食犬、田犬。

吠犬善叫,可以看家护院。比如老子的理想社会就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食犬用于食用。《孟子》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左传》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吏人之与叔孙居于箕者,请其吠狗,弗与。及将归,杀而与之食之。”有一个差役向贵族讨要一只吠犬来吃,贵族不给。等到贵族要离开时,便杀了这只狗与差役共食。在《睡虎地秦简》中,常出现某日不可食六畜的字眼,狗乃六畜之一,这说明人们平时吃狗肉已成习惯。西汉时期,文学家枚乘在《七发》中列举天下美食,其中就有“肥狗之和,冒以山肤”。这应该是一种狗肉羹汤。

田犬能飞奔,嗅觉强,用于狩猎。春秋战国时,北方诸国基本都以狗马为盛,多产优质犬,比如赵地就有三宝:代马、胡犬、昆山之玉。

狩猎是贵族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汉武帝时,天下奢靡成风,从上至下无不沉迷于犬马之乐。皇帝喜好田猎,在上林苑豢养了一群优质犬。丞相田蚡奢僭无度,“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皇室鲁恭王刘余好狗马。世家子弟、富贵人家也争相斗鸡走狗。

《西京杂记》载:“杨万年有猎狗,名青狡,卖直百金。又曰:茂陵少年李亨,好驰骏狗逐兽,或以鹰鹞兔,皆以为佳名狗,则有修毫、厘脻、白望、青曹之名。”这些纨绔子弟不仅肯花大价钱购买猛犬,还热衷于给狗取名。狗并不值多少钱。《居延汉简》中有“狗一,直贾五百”的记录,边地对猎犬的需要量大,价格高,即便如此也才五百钱一只,那么长安的犬价理应更低。而杨万年之流花百金购买猎狗,可见社会风气之奢靡。后来,汉武帝自己也看不下去了,下令世家子弟互相揭发,牵连者多达数千人,史称“株送徒”。

自犬马之乐盛行以来,批评之声便不绝于耳。东方朔便说过:“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直到东汉末年,年轻的曹操“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年轻的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都被认为是堕落的行为。反过来看,也说明斗狗之风气一直兴旺不息。

【宋】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局部)。图源:网络

02

在汉代,狗还被视为祸端,常与政治大事联系在一起。

高后八年(前180)三月,吕后举行完祓祭,回宫路过轵道。一只像苍犬的动物突然出现,袭击了吕后,咬伤或是抓伤其腋下,转眼就不见了。吕后受到惊吓,占卜此事,卜者认为这是赵王如意在作祟。此前,吕后鸩杀赵王如意,将其母戚夫人做成“人彘”。不久之后,吕后因病去世。《汉书》曰:“太后持天下八年,病犬祸而崩。”

《汉书·五行志》载:“言之不从,是谓不艾……时则有犬祸。”所谓言之不从,就是皇帝说的话不顺应民心天道,所以无人听。皇帝不德,必然天降异象。

七国之乱前,就发生过三次异象。汉文帝时,“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时人看来,犬主守御,角乃兵象,妖狗生角就说明齐地有人要动刀兵。一年之后,又有“天狗下梁野”。景帝时,邯郸发生了“狗与彘(猪)交”的事件。后来,吴、楚叛乱,齐地、赵地纷纷响应,正应了“犬祸”之象。

刘贺在做昌邑王时,看见一条无尾大白狗戴着方山冠。刘贺赶紧询问郎中令龚遂,龚遂对回答道:“此天戒,言在仄者尽冠狗也。去之则存,不去则亡矣。”言下之意就是,上天降下启示,朝中有奸佞小人,正如穿着衣冠的走狗一样,必须要远离他们。

刘贺为帝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二月,天象“牂云如狗,赤色,长尾三枚,夹汉西行”。占卜结果为“牂云为乱君”,也就是有大臣要废皇帝。果然刘贺才当了27天皇帝,就被霍光所废。

说起“犬祸”,不能不提“天狗”。《汉书》载:“天狗,状如大流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坠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如数顷田处,上锐,见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按现在的认识,“天狗”很可能指的是流星。人们面对宇宙的伟力束手无策,只能将其视为不详之物。一旦“天狗”出现,就是大凶之兆。

这种恐惧也蔓延到了后世,不过祸首从狗变成了官。

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建康城盛传一种叫做“枨枨”的鬼物专取人肝肺以祭祀天狗,百姓陷入恐慌之中。二十五年之后,一场更大的恐慌降临建康,当时有谣言说梁武帝“取人肝以饴天狗”。百姓最害怕的两样东西——官府和鬼怪合流在一起。于是人人警惕,一到晚上就关门,拿起武器防卫,数月之后才停止。

天宝三载(744),一颗流星坠落,再度掀起人们的恐慌。百姓议论“有官遣枨枨杀人,以祭天狗”,畿内震动。唐玄宗派人安抚民心,才止息这场恐慌。

【宋】李迪:《猎犬图》。图源:网络

03

魏晋之后,人们越发热爱狗这一物种,不只在于其“用”,更在于其通人性的一面。从这一时期开始,狗有灵性的记载渐渐多了起来。

《三国志》载,吴国大臣孙峻要杀诸葛恪,设下鸿门宴,邀请诸葛恪前来饮酒。前一天晚上,诸葛恪整晚无法入眠,早晨洗漱穿衣时,水和衣服都是腥臭的。诸葛恪非常奇怪,换水换衣,其臭如故。等到出门之时,有一只狗咬着他的衣服,不让前行,诸葛恪说道:“犬不欲我行乎?”于是坐下,过了一段时间又起来,那只狗依然过来咬着他的衣服。最后,诸葛恪下令驱逐这只狗,前去赴宴,结果被杀。

《晋书》载,陆机有一只骏犬,名叫“黄耳”,带在身边。他居住在洛阳时,非常想家,便开玩笑式地对爱犬说:“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狗摇尾作声。陆机便将书信装在竹筒里,系在爱犬的脖子上,狗寻着故乡的路就走了,最后将信送回了江南老家。此后,“黄耳”便成了信使。

《南史》记有一则感人的故事:张彪原为梁元帝的部属,后来又投奔了王僧辩。当时,王僧辨被陈霸先所杀,张彪起兵反抗,因部下背叛,吃了败仗,仅有数人追随。张彪怀疑其中有叛徒,把他们都赶走,最后只有一只名叫黄苍的狗跟随在他左右。陈霸先派人去抓捕张彪,追兵到时,张彪还在睡觉,黄苍大叫,见人便咬,还杀了一人。后来张彪被害,黄苍在主人尸体前走动,号叫声有如悲泣。

人与狗之间的情感有了相通之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魏晋乃乱世,人情冷漠,相互背叛,毫无信义可言。狗本牲畜,却十分忠诚,具备了许多人都不具备的高尚品质。其二,佛教盛行,万物有灵、不杀生的观点深入人心。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人对狗态度的转变。《周书》载,村子有人遗弃小狗,张元看见了,便收养之。他的叔叔怒骂道:“何用此为?”说完被要丢弃。张元回答道:“有生之类,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杀,自然之理。今为人所弃而死,非其道也。若见而不收养,无仁心也。是以收而养之。”叔叔觉得此言有理,便同意了。没过多久,一只母狗叼着一只死兔子,放到张元面前,随后离去。

狗的价值不在于有没有用,而在于自然之理,在于情感的寄托。千百年来,狗能成为人类最好的伴侣,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也是从此时开始,人们食狗肉的行为有所减少。《太平御览》载:南朝宋元徽年间,吴县有一户人家,家中养了一只黄犬,生了一个白犬。犬母将其喂养大。一日,主人患病,需要白犬肝,于是将这只白犬杀了熬汤。犬母跳跃嗥呼,倒地复起,累日不息。这家人将狗肉与客人分食,犬母便将人们吃剩的骨头衔走,在树下掘土埋之,日夜对着树嚎叫。然而,主人家的病没有因为吃狗肉而好转,临死前说后悔杀了那只狗。此后,主人家的弟弟再不吃狗肉。

然而,不食狗肉只是富贵人家的做法。一来,狗寄托了主人的情感。二来,他们养的基本上是骏犬,吃了不划算。下层的百姓依然喜欢食用狗肉。

农民通常会养一只看门狗,迫不得已才会宰杀。但是,生活多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每当荒年,农民就会将狗宰掉,端上餐桌。在这一点上,看门的狗和耕地的牛、驼物的马是一致的。本质而言,老百姓实在太缺乏肉食了,与其说狗肉好吃,倒不如说肉好吃。而狗肉又是可以廉价获得的,所以民间吃狗肉一直是惯例。

【清】艾启蒙:《十骏犬图》之雪爪庐。图源:网络

04

盛唐时,外来的物种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引起了人们近乎狂热的兴趣,从而改变了唐人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两种名犬得到了贵族阶层的喜爱。

其一是波斯犬。波斯犬是一种大型犬,尖吻,细腰,长腿,身材高大,性格凶猛,可日行七百里,为狩猎而生。

《北齐书》载,南阳王高绰尤为喜爱波斯犬,有人劝他不要玩物丧志,他暴起将狗悉数杀死,把劝谏之人吓得不敢再言。后来,他看见一个抱着小孩的妇人,便将小孩夺走喂狗。妇人痛哭,高绰纵犬咬妇人,可是恶犬不食,他将孩童之血抹在妇人身上,恶犬便撕咬之。当时,整个北齐皇室都是波斯犬控,北齐皇帝高纬甚至还封了一只波斯犬为“逍遥郡君”。

入唐之后,粟特人建立了广泛的商业网络,引进了不少异犬。比如武后时期,他们献上了一只两头犬,被宋人认为是“犬祸”,象征着二圣临朝。波斯犬是当时主要引进的骏犬。虽然历史中缺乏记载,但是在唐朝贵族的墓中有大量有关波斯犬的壁画和唐三彩。最有名的是懿德太子(唐中宗长子)墓中发现的《架鹞戏犬图》。

懿德太子墓中的壁画《架鹞戏犬图》。图源:网络

只见一英俊男子,左臂上架一只鹞子,脚边有一只猎犬。猎犬身形细长,颈系项圈,左前爪搭在男子的腿上,仰视着主人。

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收藏有一幅据说为阎立本所作的《锁谏图》。该画为元、明摹本,但依然能看出唐人风采。画中故事说的是,汉国君主刘聪为宠妃大修宫殿,臣子陈元达冒死进谏,刘聪下令将他全家处斩,后被刘贵妃解救。画中,陈元达用铁链将自己锁在树上,以行劝谏,刘聪怒目而视,两只猎犬逡巡其间。

《锁谏图》(局部)。图源:网络

其二是猧子。猧子是一种小巧可爱的狗,又称“拂菻”。经过学者蔡鸿生考证,猧子应该就是哈巴狗。

《唐会要》云:“武德七年(624),(高昌)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一尺余。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唐人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日,唐玄宗和哥舒翰下棋,杨贵妃在旁观看。唐玄宗眼看要输,杨贵妃便把猧子抱到坐侧,猧子跳上棋盘,把棋子弄乱。见此情形,唐玄宗大悦。在《簪花仕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只黑白相间的小狗,极有可能是猧子。

《簪花仕女图》(局部)。图源:网络

这种毛茸茸的小狗,可以说是百无一用,但却因其乖巧可爱,成为妇女儿童喜爱的宠物。

王涯《宫词》之十三有云:“白雪猧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猧子尚能对着萤虫叫,而女主人只能等着情郎的归来。女诗人薛涛在《十离诗·犬离主》中写道:“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着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猧子曾经惹人怜爱,如今失宠。其实说的也是深闺女子的处境。

可以看出,猧子总是和满腹心事的女主人出现在一起。这些贵族仕女心有幽怨,常常一人独处深闺,很容易爱上猧子这种可爱的生物。敦煌文献中有一首《父母恩重经讲经文》,里面说:“婴孩渐长作童儿,两颊桃花色整辉。五五相随骑竹马,三三结伴趁猧儿。”可见,孩童也常常与猧子嬉戏。

和现代社会一样,宠物点缀了人们的生活,为平淡的人生增添了些许乐趣。

05

宋太宗也是一个猧子迷。

他在世时,养了一只桃花犬,乃是猧子的名贵品种,常陪伴其左右。宋太宗死后,由这只桃花犬守陵。当时,李至有一首诗《桃花犬歌呈修史钱侍郎》云:“宫中有犬桃花名,绛缯围颈悬金钤。先皇为爱驯且异,指顾之间知上意。珠帘未卷扇未开,桃花摇尾长生至。夜静不离香眠,朝饥只傍御床喂。彩云路熟不劳牵,瑶草风微有时吠。”宋太宗为这只狗打扮,脖子挂上金铃,简直是现代人的做法。

宋仁宗时,宫中有变,平息之后,侍御史宋禧上书:“畜罗江犬以备盗”。罗江犬是蜀地名犬,赤而尾小者。这一提议太过惊世骇俗,众大臣纷纷反对,认为此举“削弱朝体,取笑四方”,宋禧因此获得一个“宋罗江”的绰号。

苏轼也非常喜欢养犬,其《江城子密州出猎》曰:“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黄”就是猎犬。他曾养过一只名叫乌喙的狗,还为其写了一首《咏犬》,诗云:

乌喙本海獒,幸我为之主。食余已瓠肥,终不忧鼎俎。

昼驯识宾客,夜悍为门户。知我当北还,掉尾喜欲舞。

跳踉趁童仆,吐舌喘汗雨。长桥不肯蹑,竟渡清江浦。

拍浮似鹅鸭,登岸剧狮虎。盗肉亦小疵,鞭笞当惯汝。

再拜谢思厚,天不遣言语。何当寄家书,黄耳定乃祖。

海獒可能是獒的一种,应是一种凶猛的大型犬。乌喙白天能识宾客,夜晚能看门,见到主人还会舞蹈,难怪得到苏轼的喜爱。

宋代经济发达,生活的趣味也多姿多彩。时人李觏曾说:“今也里巷之中,鼓吹无节,歌舞相乐,倡优扰杂,角抵之戏,木棋革鞠,养玩鸟兽。”世人养宠物成风,甚至还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东京城内,“若养马,则有两人日供切草,养犬则供饧糟,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这是喂养行业。再如“胡麻面啖犬则黑光而骏”,用胡麻面涂抹在狗身上,狗毛会变得光滑俊美,这是养护行业。

【宋】毛益:《萱草游狗图》(局部)。图源:网络

学者李华瑞说过:“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宏、 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雅清瘦而精致细腻。”犀牛、大象、骏马成了过去时,狗、鹤、猫这种乖巧可爱的动物变成时代的宠儿。

入清之后,养小狗之风习越来越盛行。诗人黄竹堂曾说:“拂菻狗极小,今为京师土产。其种之佳者,值数十金。畜养家怜惜爱护,甚于童稚。”当年从西域而来的“拂菻”,已成为中国土著。

慈禧最爱哈巴狗。据《御香缥缈录》的记载,慈禧的狗“多半是真正的北京小种狗”,她自己说:“最先它们也是跟我们一般是从关外来的,它们的原名,唤做哈叭狗,这是满洲人的土名,现在很少有人提到它了。因为这种狗的身量都是很小的,所以它们是决不能守夜或做别的工作,它们只能供给人们搂在怀里,或捧在手内,当一件小玩意儿玩玩。后来我们进了关,差不多满洲人家里都蓄着这种狗,而我们又都是住在京内的,于是外面的人见了这种狗,都唤做北京狗,此刻就唤出名了。”

慈禧对这些“小玩意”十分上心,每个都取了名字,一见便能叫上名来。在风云诡谲的深宫之中,哈巴狗能带来一种别样的生趣。

人们之所以爱狗,正是因为投射了内心的情感。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参考文献: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

官德祥:《汉文化中“狗”的角色》,《中国农史》,2018年第5期

丛振:《西域“猧子”与唐代社会生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刘朴兵:《略论中国古代的食狗之风及人们对食用狗肉的态度》,《殷都学刊》,2006年第1期

王戈:《帝王家的狗》,《紫禁城》,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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