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人皆知抗战时期无数革命志士出生入死，但鲜有人知在1941年的安阳县，曾发生过一段特务告密的离奇故事。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当地地下党员李业茂正准备就寝，突然院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康生元。令人意外的是，这位早已投靠日伪的老同学，此刻却是来报信的。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有人递交了一份黑名单，名单上赫然写着李业茂的名字。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份黑名单意味着什么？更令人好奇的是，这个投靠敌人的特务，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来通风报信？
一、庞家湾村的地理位置与战略意义
1941年的庞家湾村，地处豫北平原，位于安阳县城东面约二十里处。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却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村庄北靠太行山区，南临黄河故道，西接卫河水系，东连黎吉平原，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沟通太行、冀鲁豫、冀南三个抗日根据地的重要节点。
日军侵占安阳后，为了切断抗日力量之间的联系，在安阳城内设立了多处检查站。但庞家湾村凭借着复杂的地形地貌，成功避开了日军的主要盘查路线。村子四周农田纵横，沟渠密布，杨树林立，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护。
1940年秋，中共地下组织在评估多个据点后，最终选定庞家湾村作为地下交通站的驻地。这个决定不仅考虑到了地理因素，更看中了当地群众的革命基础。早在1938年，庞家湾村就有不少青年参加了抗日武装，村民们对抗日力量普遍持支持态度。
交通站成立后，主要承担着三项重要任务：一是负责接待往来干部，为其提供临时住所和接应工作；二是传递各类情报文件，确保三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络畅通；三是协助运送军用物资，支援前线斗争需要。
1941年初春，八路军一二九师某部一批伤员需要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庞家湾村的交通站成功组织当地村民，用多辆马车将伤员伪装成运送年货的商队，巧妙避开了日军的盘查，最终安全转移到了太行山区的医院。这次行动不仅挽救了十多位抗日战士的生命，也证明了庞家湾村交通站的重要价值。
随着交通站工作的开展，这里逐渐成为革命力量的重要中转站。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上半年，就有数十名重要干部经过此地。其中包括了八路军某部政委王风梧、冀南区党委委员郝淑斋等人。他们往往白天隐蔽在村民家中，夜幕降临后再继续赶路。
然而，随着交通站活动的频繁，也引起了日伪特务的注意。他们开始派人暗中打探，并在周边村庄安插眼线。这些特务活动给交通站的工作带来了严重威胁，也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埋下了伏笔。
二、李业茂与康生元的往事
1931年的春天，安阳县立高级小学里，十三岁的李业茂与康生元同坐在教室的后排。那时的康生元因为在家中排行第四，大家都习惯叫他＂小四＂。两个少年因为都爱看《说岳全传》这本书而成为了好友，常常在放学后一起去学校后面的小河边，你一段我一段地讲述岳飞的故事。
1934年秋，两人都考入了安阳县立中学。那时的安阳已经能明显感受到战争的阴云。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而学校里的进步思潮也越发活跃。李业茂加入了学校的读书会，接触到了大量抗日救亡的进步刊物。康生元则跟着他的堂哥经常出入商会，认识了不少地方上的商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两人的人生道路开始出现分歧。李业茂在一位进步教师的引导下，暗中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而康生元则在其堂哥的介绍下，进入了安阳城内的粮食行当，开始经营米面生意。
1938年初，日军占领安阳后，康生元因为与日伪当局的粮食采购人员有业务往来，逐渐被拉拢进了伪组织。起初他只是负责一些简单的粮食统计工作，后来因为做事谨慎，被调入了新民会。新民会表面上是一个文化教育团体，实则是日伪特务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业茂得知老同学的去向后，按照组织要求，刻意减少了与康生元的来往。两人偶尔在街上相遇，也只是点头示意。但在1939年的一次偶然机会中，李业茂发现康生元私下里仍在帮助一些困难的老同学。当时有位同窗的父亲被日军抓去当劳工，康生元利用职务之便，设法让那位老人免于被送往外地。
新民会的日常工作中，康生元主要负责收集各村镇的情报信息。他每天要处理大量来自各地的报告，其中不乏一些检举告密的内容。在这个位置上，他逐渐了解到了日伪特务机关的运作方式。新民会采用了一套严密的档案管理制度，所有的情报材料都要经过三级审核才能上报。
1940年底，新民会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康生元被分配到了文书科。这个部门专门负责处理各类文件的流转和归档工作。正是这个职务的变动，使他后来有机会看到那份关于李业茂的黑名单。
值得注意的是，新民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除了像康生元这样被形势所迫而进入的人员外，还有一些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些人隐藏在不同的岗位上，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着有价值的情报。而康生元所在的文书科，恰好是各类信息汇集的关键环节。
这种复杂的人员构成，为后来康生元冒险通风报信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掩护。毕竟在新民会内部，类似的文件去向不明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份文件的遗失并不会立即引起怀疑。
三、黑名单背后的隐情
1941年4月3日，梅福村的王家修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到安阳城内的新民会。这位曾在日伪当局担任乡村联络员的汉奸，带来了一份密封的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写有三个名字的纸条，这就是后来引发一系列事件的黑名单。
王家修在递交名单时声称，这三个人都与八路军有密切联系。他特别提到李业茂的名字，说这个人经常深夜接待可疑人员。为了证明自己情报的可靠性，王家修还详细描述了李业茂家的院落布局，甚至说出了他家后院种着三棵枣树的细节。
收到这份名单的是新民会情报科的田主任。按照惯例，这类重要情报要先交由文书科存档，再转交特高科处理。当天下午，这份名单就经由送件员送到了文书科。
恰在这时，康生元正在整理档案。他注意到送件员放在桌上的文件夹里露出了一个眼熟的名字。等到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康生元仔细查看了这份名单。除了李业茂外，名单上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梅福村的老支书，另一个是附近杨庄的一位医生。
就在当晚，新民会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前往这三个地方进行搜查。康生元作为文书科职员，按规定要誊写三份逮捕令。在抄写过程中，他发现这次行动由特高科直接负责，而且日方很可能会派人参与。
4月4日白天，康生元借故请了半天假，骑车去了城东的集市。他在那里转了一圈，确认没有人跟踪后，又绕道去了自己的一个远房表弟家。这位表弟在梅福村附近种地，通过他打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原来王家修最近在村里欠了不少赌债，急需一笔钱周转。
当天深夜，康生元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他利用职务之便，将那份黑名单暂时藏了起来，然后趁着夜色来到庞家湾村。这个决定意味着他将面临严重的后果，一旦事情暴露，等待他的很可能是死刑。
第二天一早，特高科的人来文书科调取文件时，康生元告诉他们档案柜出了点问题，需要一点时间整理。这个托词为李业茂等人争取到了宝贵的转移时间。当天上午，新民会的人搜查了三个地方，但都一无所获。
事后的调查中，新民会怀疑是王家修提供了虚假情报。王家修在质询中说出了真相：他确实是为了五百大洋的悬赏才提供的这份名单。但实际上，他对这三个人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很多细节都是道听途说。
这起事件之后，新民会加强了文书管理制度，所有重要文件必须由两人共同经手。而康生元的这次冒险，成功地挽救了三条生命，也为地下党组织赢得了宝贵的转移时间。在李业茂等人安全转移后，地下党组织随即对王家修展开了调查，为后续的行动做准备。
四、紧急转移与周密部署
1941年4月4日深夜，李业茂家的后门被轻轻叩响。打开门后，他看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康生元。仅仅十分钟的谈话，让李业茂立即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当晚，他便通过地下交通线通知了其他两位被列入黑名单的同志。
为了不打草惊蛇，转移行动分成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李业茂由地下党员张四妮和她丈夫护送，装扮成去东村走亲戚的农户。他们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途经三个村庄后，在清晨时分到达了太行山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梅福村的老支书则换上了一身商人的打扮，跟随一支运送棉花的商队向北撤离。这支商队的领队实际上是地下党的交通员，专门负责掩护同志们转移。他们走得很慢，时不时停下来谈生意，看起来与普通商队别无二致。
杨庄的医生采取了最巧妙的方式。他打着给邻村看病的名义，骑着他那辆经常用来出诊的自行车，带着医药箱不慌不忙地离开了村子。一路上，他还真的给几个村民看了病，开了药方，让整个转移过程显得非常自然。
但是，转移只是行动的第一步。地下党组织随即展开了一系列周密的部署，以应对日伪势力可能的报复行动。首先，在三位同志原来的住处都安排了关系可靠的群众临时入住，制造出一种房主只是暂时外出的假象。
其次，组织在安阳城内布置了多名交通员，密切注视着新民会的动向。这些交通员装扮成小贩、脚夫等身份，在城内各个关键路口来回走动，及时传递着敌人的动向信息。
同时，为了防止王家修继续进行告密活动，地下党组织在梅福村派出了两名同志，专门负责监视他的行动。这两名同志白天在村里干农活，实则是在收集王家修的日常活动信息。通过细致的观察，他们发现王家修经常出入村东头的一家赌场，而且每次都输得很惨。
4月6日，新民会派人搜查三处住所无果后，立即加强了对周边村庄的排查。他们在各个村口设置了临时检查站，盘查来往行人。但此时，三位同志已经安全到达了各自的目的地。李业茂到达太行山区后，立即投入到了根据地的工作中。老支书则在北方的一个村庄暂时隐蔽，以教书先生的身份继续开展地下工作。那位医生最终辗转到了一个偏远的山区医院，成为了当地游击队的随队军医。
为了转移日伪当局的注意力，地下党组织还策划了一个巧妙的行动。他们让一些可靠的群众散布消息，说看到有几个可疑的人向西逃窜。这个假消息很快传到了新民会，导致他们将主要搜索方向转向了西面，而实际上三位同志都是向东北方向转移的。
这次转移行动的成功，不仅挽救了三位同志的生命，还保护了地下交通站的安全，使得这条重要的交通线得以继续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行动，地下党组织获得了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为后续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五、后续的历史轨迹
1941年5月，新民会内部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人事清查。康生元因为在黑名单事件中的可疑表现，被调离文书科，改任伙食采购员。这个看似降职的调动，反而为他提供了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每天出城采购物资时，他都能将新民会的最新动向传递给地下党的联络员。
同年夏天，王家修因为赌债缠身，开始四处寻找新的告密对象。一天，他在村口遇到一个自称做布匹生意的商人，这个商人实际上是地下党派来的同志。通过这位＂商人＂的引导，王家修逐渐暴露出了更多的罪行。
1942年初，新民会在日军的要求下，开始筹建一支地方武装。康生元被任命为后勤组的副组长，负责统计各类物资的进出。他利用这个职务，定期向地下党提供日伪武装的人员构成、装备配置等重要情报。
在这期间，李业茂已经在太行山区站稳了脚跟。他先是在一个村办小学任教，后来被组织安排到县大队担任文书。那位转移到北方的老支书，成功建立了一个由十几个村庄组成的地下情报网。至于那位医生，则在山区医院里培养了一批医护人员，为游击队的战斗提供了重要的医疗保障。
1943年的一天，康生元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任务：协助新民会核查一批即将运往日军的军用物资。在清点过程中，他发现这批物资中包含了大量冬季御寒用品。这个信息被及时传递出去后，地下党组织判断日军可能在当年冬天发动大规模＂扫荡＂。
1944年春，新民会的一次内部整顿中，康生元因为账目不清被关押审查。在狱中，他遇到了同样被关押的王家修。这时的王家修已经欠下了巨额赌债，甚至开始打起了新民会内部人员的主意。康生元在关押期间，通过狱警秘密传出了一份重要名单，这份名单记录了新民会内部的几个关键特务分子。
1945年初，日伪政权已经显现出土崩瓦解的迹象。新民会的很多人开始设法为自己寻找后路。康生元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辞职，返回家乡。这个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因为当时新民会已经无心过问这些人事变动。
抗战胜利后，康生元主动向政府说明了自己在新民会的一切经历。组织对他的表现进行了认真的调查。那些年来他提供的大量情报，都得到了相关人员的证实。李业茂也专门写了一份详细的证明材料，说明康生元在黑名单事件中的关键作用。
至于王家修，他在抗战结束前就在赌场的一场斗殴中丧生。据说是因为欠下了无力偿还的赌债。他生前告密害死的那些人，很多家属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被谁出卖的。
1946年，李业茂调任专区工作，老支书回到了梅福村继续担任村干部，那位医生则留在了山区医院。康生元在组织的安排下，到了一家粮食收储站工作。这些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