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并不相同。历史上，曹操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才能值得肯定，他统一北方、安定边境等功绩的描述，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文武兼备的非凡人物。

而三国一脉的作品中却始终坚持“尊刘抑曹”的创作观念，单极的评价几乎引导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曹操的偏见。那么曹操的性格到底如何，他所创作的诗集又是什么风格？

乱世之中，枭雄与英雄竞相显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英雄，或不是英雄的一生，都通过故事叙述的方式得以重现，其影响亦绵延至今。

“英雄史观”认为英雄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英雄是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产生的，在东汉末年即表现为权力倾轧和改朝换代。

人人都有“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不几与草木同腐乎！”的理想抱负。所谓时势造英雄，人人都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渴求，在时代中开辟一方自己的天地。诸侯争霸、纵横不败，文治武功得以显现的同时，他们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无穷无尽的。百姓遭殃，实乃当时之势不可避免。故《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观，必须放置在那时的历史环境下，我们也需对此作具体的、辩证的判断。

较处于正面形象的刘备、关羽、张飞而言，曹操形象具有更为明显的两重性。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诸侯割据。董卓废少帝，拥立献帝，独掌朝政。在这样的情形下，曹操个人的雄才谋略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封建阶级的军事家，曹操的计谋不可胜数，时常举一反三，以少击多，从而使得魏国势力得以在诸侯混战的局面中获得话语权。

一些文学家在创作中流露出不赞成由曹操来统一天下的倾向，但同时也肯定曹操在反对诸侯割据、门阀士族中的功劳。就这方面，曹操可以称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然而，当他起兵大肆征讨，杀尽徐州人民，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奉为圭臬之时，也说明他是一代虎狼英雄。曹刘等人与民众是对立的，而曹刘所处的这个阶级中，曹操和刘备、关羽、张飞等人又是对立的。作品对各类英雄人物也持有明显不同的态度，基本表现为“拥刘反曹”，曹操在作品中即为反面奸雄的形象，此处的人物处理体现了英雄人物道德评价上的多重性。

相较于真实的历史形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人物更饱满也更偏离史实。犹记得五十岁的曹操酒至微醺时，横槊在船头，对着诸将说：“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

今对此景，甚有慷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不论是志得意满，还是人生有憾，都是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演义》作为文学作品展现了丰富的艺术性，但也有把曹操形象夸张化、特征扩大化之嫌，因而有人评其是“历史的歪曲”“曹操的谤书”。诚然，三国演义是一种艺术创造，它并没有原模原样地复刻历史。

曹操有奸诈凶狠的一面，杀许攸，斩边让，可见一斑；同时他又有真诚豁达的一面，放魏种，释陈琳。奸诈一生，死见真性。在他的遗嘱中，甚至更体现出其儿女情长的一面，尽是唠叨了一堆繁琐家务事。但我们需明确的一点是，英雄史观不等同于历史观，不能以艺术来匡定历史。由此，《三国演义》当中的英雄史观是基于一定现实基础的艺术化表现，必然与反映时代的社会特征密切相关，也必然要表现一定的学术个性。对于曹操真正的历史形象，则还需客观以待。

曹操的诗歌在继承先秦两汉民歌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开辟了建安时期梗概多气的现实主义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创作有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歌具有三大艺术特色：悲凉慷慨的艺术风格；雄劲奋发的艺术风格；质朴明快的诗歌语言。

悲凉慷慨的艺术风格在曹操每一类题材的诗歌中都有所体现，如战争题材的《苦寒行》：“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又如他晚年热衷的游仙诗《秋胡行》：“不戚年往，忧世不治”。

年华易逝，壮志难酬，征战悲苦，社会忧患等忧愁心绪在这些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深感有心无力之殇。但悲凉氛围中还能让人感受一些雄劲奋发的斗志。虽然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无奈，但是“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就不仅只是单纯的无力的哀愁，而是努力排解自己的忧思的积极表现。

并且曹操擅于用质朴明快的语言来直抒胸臆，见其诗如见其人。例如他会在《对酒》诗中用直接的语言来描述他心中政治理想的蓝图：“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肱骨皆忠良……”

“建安风骨”的开创离不开曹操，曹操正是开一代诗风的人。所谓“建安风骨”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展现社会广阔生活画面的诗歌中体现出的既悲凉又慷慨、既刚健又爽朗的风格特征。曹操之所以对“建安风骨”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正在于他的作品能用朴素的语言描写战乱生活，充分呈现出悲凉慷慨、刚建爽朗的艺术特色。

仅以曹操被称为“诗史”的《薤露行》诗篇为例，我们说他是“建安风骨”的开创者，他也是当之无愧的。此外，在建安作家中，曹操居于高位，权势又极盛。他名虽为相，却敢以“挟天子以令诸候”，可见他是当时北方实际上的最高权势者。由于位高权重，曹操的创作无疑会对他所统治地区的文人形成巨大影响。

曹操留存于世不多的诗歌，对于五言诗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总体上来说曹操的五言诗数量并不多，但其地位不容小觑。严格来讲，曹操是最早的五言诗作者，在他的诗作中，诗歌体裁已经显示出由四言向五言的转变。

在这一时期，自《诗经》以来的中国诗歌以四言为代表的偶言历程才走向终结，而以五言诗为起点的奇言历程伊始，尽管此前也曾出现过五言诗，但和曹操的诗作相比却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局部突破，他的五言诗标志了五言诗走向成熟的历程。曹操的第一首五言诗《薤露行》，使用虚字来凑足五个字，处于五言诗发展的初步探索阶段。

但写于建安三年的《蒿里行》，却能够真正被称为五言诗。诗歌由言志向抒情的转型已在曹操的五言诗中露出痕迹，这成为后世山水诗意象写法的先驱。曹操五言诗的艺术手法与表达方式，都对建安诗坛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魏晋的其他一些作家受曹操影响也开始了五言写作历程，五言诗就这样在魏晋时期达到了鼎盛。

从曹操本人的诗歌中不难看出曹操的性格特点：既有伤时悯事的人文关怀，又有豪侠慷慨与求贤若渴的政治抒怀；既有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又有英雄迟暮的悲叹哀婉。一个有着诗人般柔情，却志向高远、雄浑霸气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曹操的真实历史形象难以得出确凿的评价，但其作品中的生命意识和英雄情怀却是能够考证的。中国古代文论在品评文章之时往往将文体之辨和政治人才之辨、人品之辨等因素结合起来。曹操的诗歌被赋予“慷慨悲凉”四个字的评价，在内容上或反映汉末战乱的现实苦痛及人民遭受的无端灾祸，或彰显他本人的雄心壮志和统一天下的政治主张，如《蒿里行》《短歌行》。

其诗风的“慷慨悲凉”之评是由于他的诗体——对汉乐府诗的继承和发展，延续了“敢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在反映现实的基础上有深刻的感慨，语言的古朴率真更是为已经僵化的四言诗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历史的角度看曹操的身份，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还为其他的文人提供了施展文学才华的机会，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从文章的功用角度来看曹操的文章，便可觉出他对文的实用价值的强调和政治化色彩的铺绘。他的文章中频繁出现治国理政之事，亦对时势加以针砭，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都不缺少言论载道之句。罗根泽先生曾说：“称文章为‘不朽之盛事’当然期许甚高。

但一则与‘不朽之盛事’以前，先誉为‘经国之大业’，则其价值仍然不全在文学本身，而在文学之有‘经国’的功能。”从文章“经国之大业”的作用来说，曹操诗文指出了社会的病要，评述了汉末的社会现实，并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治国伟略。另一方面的体现则是曹操以文号令天下，进行社会治理、选贤授能，从而完成经国大业。

从严格意义的纯文学观念言，曹操诗文的审美特质并不甚突出，因此锺嵘也仅把曹操的诗放在下品之中，这是由于曹操主要借诗文来传达安邦经国之策，而不注重表现文学的审美价值，借经国之业和经世之叹来笼络文士才是他的主要目的。“慷慨悲凉主要指一种内蕴着悲伤的激昂情感。这种情感表现于外，是气魄的宏大、境界的开敞。与此同时慷慨悲凉又充满着对人生的领悟，具有历史的厚度。”

曹操诗歌内容在悲意象之外还悲民生，在悲贤才的同时也悲壮志，从而奠定了悲凉壮阔的基调。正如敖陶孙在《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操的诗歌展现了各色的悲，但他却不一味沉浸于此，他于悲凉中前进，于动乱中力争，他虽处于多方割据之时，却始终坚守雄心壮志，展示了英雄悲壮的性情和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