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人们在遵义城北新街罗家坟山上找到了一座特殊的坟堆。

据当地村民回忆，这个墓的主人是老红军，牺牲于1935年的遵义战役。红军走后，当地一个叫罗徽五的地主曾挖开坟墓察看，看见里面是个军官，但并没有什么随葬品，就给重新埋上了。

57年，这座坟墓再次被当地的政府工人员打开时，棺木已经腐烂得差不多了，但还是可以看到金属衣扣、毛衣碎片和帆布胶鞋这些遗物。

经贵州省军区政委石新安、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孔宪权仔细辨认，并经骨科医生认真检视，墓主人的身份最终水落石出。

贵州军区很快就把这个消息汇报给了国防部，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得知消息，立刻电告遵义地委：厚葬，我要亲自去遵义，为他扫墓。

为此，遵义地委专门组织了招待彭总的工作小组，委托专人向彭总汇报墓地发现的经过。但是由于事务繁忙，彭总最终未能成行，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不过，彭总还是抽空为墓主人写了一份《简历》，并为他亲笔题写了墓碑。

这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能惊动省军区的主要领导，甚至惊动了国防部和中央？

要搞懂事情的原委，需要我们把时间拨回新中国成立之初。

1952年，遵义会议建设会委员成立，这个委员会不仅负责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还担负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使命：找到在遵义战役中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的遗骨。

5年的苦苦寻找，却毫无结果。1957年，时任海军政委的苏振华上将（他是红三军团的老战士）再次联系遵义地委书记，说：“中央军委很关心邓萍同志埋葬处的事情，你们要全力以赴办好这件事。”

在巨大的压力和动力下，遵义地方政府组织了有力的班子多方探访，寻找知情人和线索，结合当地的各种传说，终于找到了一座疑似邓萍墓的坟堆。

据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回忆，邓萍参谋长是在1935年2月27日头部中弹牺牲的，当时战况紧急，同志们只好用门板把他的遗体抬到附近的一个村子，从一户人家那里买了一口杉木棺材，简单地进行埋葬。

大家打开坟堆后，发现那些接近腐烂的棺木正是棺木。金属衣扣、毛衣碎片和帆布胶鞋这些遗物，也符合老同志们当时的记忆。

时任贵州省军区政委的石新安得知消息，立刻赶到了现场。他曾是邓萍的部下，红三军团机械科科长。他手捧烈士遗骨，看着头骨上那个子弹留下的致命伤，不禁泪流满面说道：“老首长，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孔宪权，他曾是红三军团的侦察连长，他仔细辨认后也认为这就是邓萍首长的遗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将头骨送到了遵义的一家骨科医院，在向医生介绍了邓萍的面部特征后，医生断定，此人正是邓萍。

邓萍的遗骨被清洗完毕后，工作人员将用丝棉将其缠好，再包上几层白绸，然后放入铺着红绸被褥的新棺木中，择期重新安葬。邓萍墓里的遗物，则被送到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了土地革命展厅的重要文物。

消息传到彭老总那里，彭老总也感到非常高兴，他为邓萍撰写了生平简历，并题写了墓碑，还说自己要亲自来扫墓。

得知消息的张爱萍上将也送来了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并附诗一首：

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济国端。

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助烽焰。

“围剿”粉粹苦运筹，长征转战肩重担。

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倚马哭奇男。

在1935年2月的遵义战役中，邓萍参谋长就是在张爱萍怀里牺牲的。当时他和张爱萍一起去前沿阵地观察地形，由于此战不容有失，他们前探得过于深入，来到了城外50米的一个小土坡。

侦查期间，一个小通信员跑来向邓萍汇报情况，结果暴露了邓萍、张爱萍的位置。这么近的距离，敌人的子弹扫来，邓萍头部中弹当场牺牲，他的鲜血染红了张爱萍的衣服……

张爱萍在电话里向彭总汇报了邓萍牺牲的经过，彭总在电话那头勃然大怒，发了好大的脾气，最后他哀伤地说道：“革命的路还很长很长，你们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

邓萍将军是长征期间，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他的牺牲让全军陷入巨大悲痛。第二天，红三军团的指战员们高呼着“为参谋长报仇”的口号，发起了对遵义城的进攻，取得了此次战役的胜利。

2019年，经过上亿民众票选，邓萍被选为“100位为新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80多年后，人们还是无法忘记这位血洒遵义城下的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