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春天，那得算杜聿明的“高光时刻”，是年3月的13日和14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光亭同学，连续获授“青天白日”勋章和三等云麾勋章，校长的嘉许和恩宠溢于言表。照这个架式，杜聿明非常有可能，紧随他的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肩膀上再缀一颗星，那绝对是光宗耀祖的事啊！

（杜光亭）

校长授勋当然是有理由的，杜聿明虽然不是东北的军政主官，而是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的军事副手，可熊大主任不太擅长作战指挥，亦知杜聿明极受信任，故对行营下属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诸般事务，尤其是仗怎么打基本是不插手的，只管闷头卖官捞钱，“东北二瘸”也算配合默契。

自率军进入东北以来，杜聿明仅以数个美械军或者半美械军，从山海关一路杀到长春，迫使东北我军节节败退，堪堪在松花江两岸形成对峙。期间校长承诺的援兵，也因关内战场四处缺兵而告吹，如此不叫苦还挺能干的将军，在废物群体中已经算是出类拔萃了！

理论上说，杜聿明这个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级别跟战区司令长官（抗战期间）和绥靖公署主任（抗战以后）是差不多的，都属于行营（行辕）的下级单位。既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已于1945年10月3日晋任“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杜聿明当然也是有机会的。

只不过呢，杜聿明跟那位“天子第一门生”相比，得到特别重用和叙任陆军中将，都慢了整整一大拍，在论资排辈的国民革命军将领方阵中，必须再等等，因为杜聿明在胡宗南挂上三颗星之前，刚刚晋升为陆军中将，他在整个抗战期间挂的二颗星，其实始终是“水货”。

来自陕西的黄埔一期生杜聿明，正式叙任“陆军中将”的准确时间，是1945年2月20日！

（胡寿山）

一、小杜的开局不是那么顺利

北伐尚未开始的1925年春，杜聿明黄埔刚刚毕业，分配到何应钦的教导第一团任副排长，正在广东追着陈炯明的叛军狠揍，淡水之战，曾跟陈赓联袂率先登上城头，如无意外，必将跟胡宗南、关麟征等人一起，在黄埔系中央军中稳步晋升。

不料在遥远的张家口，此时发生了一件事，足以影响杜聿明早期军事生涯的大事：冯玉祥跟苏联好上了！此前老冯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突然倒戈，配合张作霖搞垮了曹锟吴佩孚，一度控制了京城，还从紫禁城赶跑了末代皇帝，好不威风。

岂料张大帅入关后，凭借奉军势大，跟段琪瑞达成合作排挤冯玉祥，老冯无论是在军政两个舞台上，都玩不过“奉张皖段”组合，于1925年初被撵出了京城，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国民军也改番号“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

（老冯）

这自然就是“西北军”名号的由来，老冯此间深感上当和屈辱，痛定思痛着手改变套路，决定向苏联靠拢，一边选派24名青年军官赴苏培训，一边在苏联的协调下，与广州政府逐步结成了盟友关系，基本等于跟北洋政府撕破脸了。

为了整训西北军系统，冯玉祥还特电广州，请求派一批黄埔师生来北方，协助改造部队，陕西籍的杜聿明“有幸”入选，于1925年3月奉命北上。事后看来，这个差事不仅耽误了杜聿明的军职升迁，还差点要了他的命。

期间经历非常复杂，总之混在北方的一年多，杜聿明过得很不开心，一直到北伐誓师的1926年7月，杜聿明终于得以南下归队。不料刚行至南京，即被军阀孙传芳的稽查队抓获，关进了老虎桥监狱，差一点点就给毙了。

（陆军中将杜聿明）

也不知道怎么逃出来的，总之杜聿明“越狱成功”一路向西跑，不久北伐军占领武汉，杜聿明联系到黄埔老师邓演达和张治中，辗转在黄埔武汉分校的学兵团第一营，当上了一名连长，而此时他的黄埔一期同学们，当个营长都嫌丢人了。

阴差阳错，让杜聿明的早期军旅生涯很是不顺，他当连长时，胡宗南已经是团长；他当营长时，胡宗南已经是副师长和代师长，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到1932年冬，杜聿明升任第25师第73旅少将旅长，人家胡宗南已是第一军中将代理军长了。

因此在1935年军衔整理和首次铨叙中，胡宗南因时任职务较高，实授“陆军中将”是一点毛病没有，而杜聿明只授了“陆军步兵上校”，差着两级呢，小杜夜不能寐时只能自叹开局不利。

二、在东北就差那么一丢丢

长城抗战以后，杜聿明选送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学习，因与关麟征不睦，毕业后没有返回第25师，而是走了老长官徐庭瑶的路子，改行去了交辎学校，成为机械化部队的早期军官班底，曾任陆军装甲兵团第一任团长。

在徐庭瑶的力挺下，杜聿明1936年10月5日得到“补偿”，总算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晋任陆军少将，按照“职务军衔不得高于铨叙军衔两级”的惯例，这次晋升对杜聿明来说，意义非常之大，保证了抗战期间得以不断升职。

抗日军兴，杜聿明担任第200师少将师长尚属“两衔相符”，但是其后在担任第5军中将代理军长、军长、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卫总司令期间，挂的二颗星其实都是“中将职务军衔”，要分清楚。

（抗战期间都是中将职务军衔）

抗战期间铨叙军衔的大面积晋升已被叫停，因此直到1945年2月20日，杜聿明才跟一票同学同步，总算晋任陆军中将，这已经是黄埔一期生当时的最高铨叙军衔。三个月以后，晋升战区司令长官的胡宗南笨鸟先飞，以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挂上了三颗星。

抗战胜利后，杜聿明屡受重用实现了弯道超车，只是苦于刚刚晋升陆军中将，暂时是不方便“加上将衔”的，总得混混时间熬熬资历，尽管其职务基本符合加衔的标准：东北行营所属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司令长官，级别不低军权也重。

所以从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春，在东北战场仍然占据上风的杜聿明，在加衔无望的情况下，连续被颁授各种勋章，这也是校长变相的奖励：先忍忍，一俟时机和条件成熟，肯定给你加上将衔，让你成为黄埔生第二人。

（熊式辉）

可惜我军“101”完全不给面子，自1947年5月中旬起，打响了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在50天的作战中，我军歼敌8万解放城市46座，杜聿明虽然救援四平成功，但毕竟是丧师失地，没被处分就算烧高香了，加衔之事只能继续等。

人不走运喝凉水都塞牙，我军的夏季攻势把杜聿明打到心力交瘁，肾病复发严重，实在不能继续视事了，遂于1947年7月8日离岗，跑到上海治病。期间更是悲催，陈诚鸠占鹊巢，撵走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

陈诚上任就裁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将全部军权收归行辕所有，尽管也给杜聿明安排了个“行辕副主任”的职务，实际已有名无实了，既然不在战区不能领兵作战，加衔一事显然暂时无望了，小杜还得继续等。

（在东北）

三、济南战役令其梦想破碎

1948年8月12日，病愈复出的杜聿明，被校长重新任命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不久以后，兵团司令之职转给了“邱疯子”而专任副总司令，而且在刘峙无能的情况下，掌握着徐州剿总数十万大军的指挥权。

徐州剿总辖地广大，所辖部队也多为中央军嫡系，如果杜聿明任上哪怕有一次上佳表现，以当时的受宠程度，都极有可能加上第三颗星，尤其是在蒋家王朝风雨飘摇的1948年秋，铨叙条例已经遵循的不那么严格了。

1948年9月22日根据所谓的“总统令”，南京晋升了一大批军官的“铨叙军衔”，用以提振低糜的士气，同时调整军队编制：整编军扩充为兵团、整编师恢复为军、整编旅恢复为师，校长用“加官晋爵”的习惯性操作，企图激励将领们继续卖命。

这批次的大规模晋升中，共有114名陆军少将擢升为“陆军中将”，包括读者熟悉的黄埔生李弥、何绍周、侯镜如、郑介民、邱清泉、胡琏等，以及非黄埔毕业的孙立人、罗广文和施中诚等，连陆军骑兵上校好几年的廖耀湘，也晋升为陆军少将衔。

既然第五军多年的直接下属邱清泉，都从陆军少将升为了陆军中将，已经晋中将三年多的杜聿明，在南京政府开始不那么守规矩的时期，应该有机会晋“加上将衔”了吧？毕竟与其职务相仿的罗卓英和林蔚，之前都挂上了三颗星。

土木系“四大金钢”的这两位，罗卓英于1946年6月13日晋加上将衔，时任广东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虽然资历挺深，实际职务和军权并不高于杜聿明，次年也曾任东北行辕副主任，跟杜聿明完全平级嘛。

至于1947年8月9日晋加上将衔的林蔚，时任伪“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一直参赞军事中枢，并没有什么战功，尤其是曾经担任铨叙厅厅长，出于避嫌计，晋不晋“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还真没所谓。

那为啥杜聿明在这次大批量晋升中，依旧榜上无名呢？注意时间点，1948年9月22日，正是济南战役进行期间！此战爆发于9月16日，按战前之部署，一旦华东野战军发起攻济作战，杜聿明须率徐州三个机动兵团火速驰援。

如果杜聿明率领邱清泉、李弥、黄百韬三个兵团，能够解济南之围，让王耀武免于兵败被俘的命运，几乎可以确定，战后杜聿明晋“加上将衔”板上钉钉，从而挂上梦寐以求的第三颗星，校长大概率也是这么想的。

“502”

然而发现我军“502”陈兵运河两岸后，慑于华野打援集团的军威，刚刚晋衔的兵团司令邱清泉、李弥都有点麻爪，黄百韬也慢得像蜗牛爬，无论杜聿明怎样着急上火地拼命催促，三个兵团直到济南城破，也没有接近目标地域，甚至没跟华野爆发像样的战斗。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完全攻进济南府并活捉王耀武，校长在南京捶胸顿足大骂娘西屁，杜聿明肩膀上再挂一颗星这事，彻底凉凉只能来年再说了，事实上，按三大战役期间“校长钦命救火队员”的身份，也确实有这个可能：

1949年上半年，南京曾连续晋了三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包括李汉魂、刘士毅和马步芳，然而我们的“502”再也没有给杜聿明任何机会：1949年1月10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陆军中将杜聿明，在淮海战场被华野战士生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