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知堂按：本文为转载，原作者郑杰文，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过长，有删节。

《尚书》主要有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两个系统，西汉成帝年间还出现过“百两《尚书》”；至东晋时，又出现过梅赜古文《尚书》。

我们主要依据《尚书》《墨子》所引“逸书”文句，来考察墨家与战国时期所传《尚书》的关系，并兼及梅赜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

汉初济南伏生首传今文《尚书》29篇，后散失1篇。《墨子》引《尚书》可与今传伏生今文《尚书》28篇比对者如下。

（1）《兼爱中》：“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注后之邸，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墨子间诂》99—102）

今案：此所引内容与今文《禹贡》所述类似，而文句和结构顺序则与今文《禹贡》有异。

（2）《明鬼下》：“然则姑尝上观乎《夏书·禹誓》曰：‘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尔马之政，若不共命。”

今案：此引与今文《甘誓》相较，内容相似而文句多有差异：《墨子》“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今文《甘誓》作“乃召六卿”；《墨子》“有扈氏威侮五行”前仅一“曰”字，而今文《甘誓》作“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墨子》“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今文《甘誓》脱；《墨子》“左不共于左”下，今文《甘誓》有“汝不恭命”四字；其他还有“若”作“汝”、“共”作“恭”等文字通假等差别。

（3）《尚同中》：“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唯作五杀之刑，曰法。’”（76—77）此引与今文《吕刑》相较语词差别较大：《墨子》“苗民否用练”之“练”今文《吕刑》作“灵”，“折”作“制”，“杀”作“虐”，清儒多以通假解之。

（4）《尚贤中》：“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皇帝清问下民，有辞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德威维威，德明维明。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

（56—57）此引与今文《吕刑》在较大差异者为：《墨子》“有辞有苗”，文《吕刑》作“鳏寡有辞于苗”；《墨子》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今文《吕刑》无；其他还有“名”作“命”、“哲”作“折”等文字通假类差别。

（5）《尚贤下》：“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传以遗后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王曰：‘於！来！有国有士，告女讼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择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62—63）

此引与今文《吕刑》相较，既有《墨子》“国”今文《吕刑》作“邦”、“女”作“尔”、“哲”作“折”等文字通假类差别，又有《墨子》“有士”今文《吕刑》作“有土”、“讼刑”作“详刑”等字形相似而导致的差别。

鲁恭王怀孔子宅，出古文《尚书》。孔安国将其与伏生今文《尚书》对读，多出十余篇，刘歆请立古文《尚书》时曰“十六篇”（见《汉书·楚元王传》录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因而被称为“逸《书》十六篇”。

《墨子》所引《尚书》文无可与此比对者。

古文《尚书》之“逸《书》十六篇”，《墨子》未见引用。又据刘起釪统计，先秦可 靠 文籍20种中，引用《尚书》之“逸《书》十六篇”者仅《孟子》、《礼记》、《逸周书》3种，3种书中仅引用8次，其中《孟子》5次、《礼记》2次、《逸周书》1次；而今文《尚书》，有18种可靠先秦文籍曾予引用，且引用次数高达115次，其中《孟子》12次、《礼记》20次、《逸周书》5次。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

含《尚书》之“逸《书》十六篇”在内的出于孔壁中的古文《尚书》，仅是战国时所传《尚书》中流传很不广的一种选本，它仅为思孟学派所保存；因其流传不广，故孟子等出于论战辩难需要，也较少引用它。而它却作为孔子家传本的一种，被藏于孔壁中而流传到汉代。《荀子·非十二子》载荀子批思孟学派所说的“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或许就包括此一情况。

据王充《论衡·佚文》以及《汉书·儒林传》等，西汉成帝年间还出现过东莱张霸所上“佚《尚书》百篇”，各篇并有托名孔子的《序》，后来《序》被编为两篇，故合称为“百两《尚书》”。

然“成帝出秘《尚书》以校考之，无一字相应者”，故被考定为张霸伪造而废止，但其《书序》却在学界流传起来，由马融、郑玄为之注，孔颖达《尚书（尧典序）正义》中保存其篇目至今。其篇目中包括伏生今文《尚书》28篇但析成31篇，包括“逸《书》十六篇”但析成24篇，它们与《墨子》引《书》的比对已见上述；余45篇之篇目见于《墨子》称引者计2篇11次，其具体情况如下。

（1）《非命上》：“《仲虺之告》曰：‘我闻於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

而今传梅赜古文《尚书》之《仲虺之诰》则有“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繁有徒。”虽然语词和文句有异，但仍可看出二者间的联系。

（2）《非命中》：“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作之。”此与第（1）则所引梅赜古文《尚书》之《仲虺之告》语基本相同。

（3）《非命下》：“《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阙师。’……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此亦与第（1）（2）则所引梅赜古文《尚书》之《仲虺之告》语基本相同。

（4）《尚同下》：“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于先王之书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今传《泰誓》三篇无可与此比对者。

（5）《兼爱中》：“‘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此文王之事。”（102—103）此虽不言出自《泰誓》，然与《兼爱下》之引文比对，当出自《泰誓》。今传《泰誓下》有曰：“呜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18】文句不同，但文义可作比对。

（6）《兼爱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111）此引与（5）所引基本相同。

（7）《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无廖（fěi）务。天下。天亦纵弃纣而不葆。’察天以纵弃纣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186—187）“天下”二字，毕沅曰“疑衍”。（187）今传《泰誓上》有曰：“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悔。”【19】相比句数有异，但文义可作比对，可寻绎出两者间的联系。

（8）《非命上》：“于《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天亦纵弃之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纣执有命也。”（246—247）此引与（7）所引基本相同。

（9）《非命中》：“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下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武王以《太誓》非之。”（250—251）此引与（7）（8）所引基本相同。

（10）《非命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20】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255—256）今传《泰誓中》有曰：“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鉴惟不远，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21】两相比较，有相似或相同的语句，可寻绎出两者间的联系。

（11）《非命下》：“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256）【22】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256）今传《泰誓》三篇无可与此比对者。

我们就以上所引梅颐古文《尚书》之《仲虺之诰》和所收《太誓》与《墨子》的比较，来研究梅赜古文《尚书》是否曾从《墨子》中“剿袭”文句。

在《墨子》中，《仲虺之诰》出现3次，为同一引文，其文意可与梅赜古文《尚书》之《仲虺之诰》比对。《墨子》所引《仲虺之诰》共5句，其中“布命于下”、“龚丧厥师”2句，与梅赜古文《尚书》之《仲虺之诰》“以布命于下”、“用爽厥师”基本相同；其中“人矫天命”和“帝伐之恶”2句，分别与今传伪“古文《尚书》”之《仲虺之诰》“矫诬上天”和“帝用不臧，式商受命”有意义上的联系。这些基本相同的或者有意义关联的文句，证明了先秦所传《尚书》中确有《仲虺之诰》存在、确有此一类语义的内容在流传。但《墨子》所引“我闻於夏”或者“我闻有夏”句，又为今传枚赜“古文《尚书》”之《仲虺之诰》所无，这说明今传枚赜“古文《尚书》”之《仲虺之诰》，没有从流传的《墨子》中“剿袭”文句。

在《墨子》中，《太誓》出现8次，其中6次可与今传《泰誓》比对，2次所引为今传《泰誓》所无。先秦《尚书》中的《太誓》篇，原在伏生壁中已经断烂。其后所传之《太誓》，马融在《书序》中举5例、刘起釪在《尚书学史》中举23例，而断定“今文《太誓》是汉代伪造的”。【24】釪又说，因《太誓》被马融定为伪篇，故梅颐又重新收集当时所流传的先秦资料造作了《泰誓》三篇。【25】《墨子》中可与今传《泰誓》比对的文句，说明着先秦所传《太誓》中确有此一类语义的内容与今传《泰誓》同，今传《泰誓》自有保存部分失传先秦典籍的文献价值。而《墨子》所引那些为今传《泰誓》所无的文句，说明梅赜古文《尚书》之《泰誓》并没有从《墨子》中“剿袭”文句。

另外，刘起釪考“先秦时《太誓》有散文、韵文二本，皆武王伐纣之词，很可能散文本为伐纣动员誓师之词，韵文本为伐纣胜利誓众纪功之词”。【26】《墨子》所引《太誓》8句，除上引第（11）句难确定内容外，上引第（4）至（9）为散文，第（10）句为韵文。《墨子》所引，也同样证明着先秦时《太誓》有散文、韵文二本在流传。

《墨子》所引《尚书》文句，尚有24节不见于上述汉代“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系统、“古文《尚书》”系统、今传《泰誓》以及“百两《尚书》”篇目，但其中5节可与东晋梅赜古文《尚书》作比对。

刘起釪认为：今传托名孔安国注的古文《尚书》即东晋梅赜伪造的古文《尚书》，共计58篇，含“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但析成33篇，又新造《泰誓》3篇及其余22篇（计18个篇题，因《太甲》为3篇、《说命》为3篇）；刘起釪又说：“十八个篇题显系全部从《书序》百篇中采取，再从当时所传先秦历史文献中搜集一些文句，以剿袭方式拼凑成二十二篇。”【27】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通过其与《墨子》引《书》的具体比对来看这一问题。

（1）《兼爱下》：“且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主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112—113）此引《汤说》与梅赜古文《汤诰》所云“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28】相对比，有诸多相似的文句，说明着两者不当毫无关系。但《墨子》引《汤说》“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来看，此当为天旱祈雨所作，而梅赜古文《汤诰》却分明是向天下民人解释“革夏命”的原因，这是应当注意区别的。

（2）《尚贤中》：“《汤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51—52）梅赜古文《汤诰》有“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之句【29】，与《墨子》此引之前两句相似。刘起釪曰《殷本纪》所载《汤诰》并无此数句，知此非《汤诰》逸文，实为墨家所传另一《汤誓》”【30】，可备一说。

（3）《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惟口出好兴戎。’”（77）此引与梅赜古文《大禹谟》载舜曰“惟口出好兴戎”同【31】。

（4）《兼爱中》：“昔者武王将事太山隧，《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103—104）此引“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句，与梅赜古文《武成》之“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句【32】相似；《墨子》此引“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蛮夷丑貉”诸句，与梅赜古文《武成》之“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33】诸句相似；《墨子》此引“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与梅赜古文《泰誓中》之“虽有周亲，不如仁人”【34】基本相同；《墨子》此引“万方有罪，维予一人”，与梅赜古文《泰誓中》之“百姓有过，在予一人”【35】相似。

（5）《非乐上》：“为乐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234—235）梅赜古文《伊训》之“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句【36】，与此引相近。

由以上5节《墨子》引《书》与梅赜古文《尚书》的比较可见：

（一）《墨子》引《书》与梅赜古文《尚书》的最大不同，在于《墨子》所引《尚书》的此篇文句，出现于梅赜古文《尚书》的另一篇文章中，如上引第（3）句、第（4）句、第（5）句。而与此类似的问题是，有的《墨子》引《书》文句与梅赜古文《尚书》文句相似，但用途不同，如第（1）句《墨子》引《汤说》与梅赜古文《汤诰》两段文句，一则用于“祷旱”，一则用于解释“革夏命”。

这两种现象形成的原因何在？正如刘国钧先生所言，由于先秦书工具的发展阶段的限制，无论是商汤时也好，还是周武王时也好，都无记录繁杂文字的条件【37】，那么《尚书》所引商汤、周武王的言辞当系口耳相传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为后世人记录下来。

这些被不断记录的先王言辞，由孔子及弟子整理成儒家传承的《尚书》，其中有的版本系统可能在民间流传而为东晋梅赜所见。而在孔子及弟子同时或稍后，其他诸子派别也在整理和引用这些前世文献，因而形成了不同版本、不同内容、不同流传系统的众多的前世帝王诰语、训词等的流传，故有以上所引这种相同文句而被用于不同流传篇章的情况。

（二）以上《墨子》所引《尚书》内容，有的同时见于先秦其他书所引。

如第（1）句汤天旱祈雨的内容，同时见于《吕氏春秋·顺民》，其曰：“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38】《国语·周语上》亦曰：“《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尸子·绰子》亦云：“汤曰：‘朕身有罪，无及万方。万方有罪，朕身受之。’”【39】《论语·尧曰》亦有“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之句。《荀子·大略》也有与此相似的汤祷旱的记述。又如上引第（4）句中“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诸句，与《论语·尧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十分相似。

这些与其他先秦书所引《尚书》内容相似的《墨子》引文，既说明着这些《尚书》篇章在春秋战国时曾广为流传，同时又证明着《墨子》引用《尚书》文句的可靠性，也证明着梅赜古文《尚书》传本的某些可信性。

《墨子》所引《尚书》文句，尚有19节之篇名及文句均不见于上述《尚书》诸传本系统。它们可分为如下四种情况。

其一，谓出自“先王之书”且能确指篇名者5节。

（1）《尚贤中》：“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51）

（2）《尚贤下》：“于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曰：‘日希夫圣武知人，以屏辅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选择贤者以为其群属辅佐。”（63）

（3）《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卿【40】大夫师长，否用佚也，维辩使治天均。’”（78）

（4）《天志中》：“又以先王之书《驯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维天，临君下土。’则此语天之贵且知于天子。”（180—181）

（5）《公孟》：“故先王之书《子亦》有之曰：‘亓敖也，出于子，不祥。’此言为不善之有罚，为善之有赏。”（417）

以上5节，均标明出自“先王之书”，且有些可与先秦书中文句相比照，如（2）节所引“圣武知人”可与《逸周书·皇门》“元圣武夫”【41】相比照，又如（4）节所引“明哲维天，临君下土”可与《诗·小雅·小明》“明明上天，照临下土”【42】相比照。这些文句，当系出于春秋战国时流传的“上古之《书》”即《尚书》。

其二，标明出于《夏书》《殷书》《商书》或《周书》但未指明篇目者5节。

（1）《七患》：“故《夏书》曰：‘禹七年水。’”（25）

（2）《七患》：“《殷书》曰：‘汤五年旱。’”（25）

（3）《七患》：“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27）

（4）《明鬼下》：“然则姑尝上观乎《商书》，曰：‘鸣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允及飞鸟，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异心ꎿ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宁。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216）

（5）《非命下》：“在于商夏之《书》【43】曰：‘命者，暴王作之。’”（251）

以上5节，均标明出自某代《书》，且有的引文可与其他先秦书引用相比对，如《七患》所引“禹七年水”、“汤五年旱”，《管子·山权数》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说明着这些引文当出自春秋战国时流行的《尚书》。

其三，笼统谓“先王之言”等者4节。

《墨子》中另有一些引文标明“先王之言”等称谓者，刘起釪先生也以为属于“无篇名的逸《书》之列”【44】。今依是说而列此类引文如下。

（1）《尚贤中》：“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则不窕，小用之则不困，修用之则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58）此以下连接引文“《周颂》道之曰”云云（58），而此条引文标明出自“先王之言”，所以此引文应当出自“上古之《书》”。

（2）《非命上》：“先王之宪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241—242）此引文前有曰“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241），据此可知“先王之宪”即“先王之书”，“福不可请”云云亦应当出自“上古之《书》”。

（3）《非命上》：“先王之刑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242）此引文前有曰“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242），语气紧承上文“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而来，然则“先王之刑”即通常所谓的“先王之书”，所以此引文亦应当出自“上古之《书》”。

（4）《非命上》：“先王之誓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242）此引文前有曰“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242），语气亦承前文“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云云而来，然则“先王之誓”亦即通常所谓的“先王之书。”

这4节引文，或标明出自“先王之言”，或标明出自“先王之宪”，或标明出自“先王之刑”，或标明出自“先王之誓”，均指通常所谓的“先王之书”，当出自春秋战国时流传的《尚书》中的某些篇章。

其四，标明篇目但不明确指出是出于古《尚书》者5节。

（1）《非乐上》：“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45】，天用弗式。’”（236—237）孙诒让《墨子间诂》引惠栋曰：“此逸《书》。叙武观之事，即《书序》之‘五子’也。《周书·尝麦》曰：‘其在夏之五子……’五子者，武观也……《墨子》述其遗文，《周书》载其遗事，与内外《传》所称无殊。且孔氏《逸书》本有是篇，汉儒习闻其事，故韦昭著《国语》、王符撰《潜夫论》，皆依以为说。”（236）依此考说，此《武观》当战国时流传之《尚书》篇章。

（2）《明鬼下》：“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玑无小，灭宗无大。’”（224）孙诒让《墨子间诂》引崔灏曰：“《逸周书·世俘解》有秦艾侯之语，当即此《禽艾》。”（224）此引可与《逸周书·世俘解》所载秦艾侯之语比对，此《禽艾》亦当为战国时流传之《尚书》篇章。

（3）《非命中》：“此言纣之执有命，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今《三[代]不国》【46】亦言命之无也。”（251）孙诒让引苏时学云：“所引盖古逸《书》。”（251）

（4）《非命中》：“于召公之《执令》亦然【47】曰【48】：‘敬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251）此引文与以上第（3）节引文连接在一起，而（3）（4）节引文之前，为古《尚书》之《泰誓》引文，之后为“在于夏商之《诗》《书》曰……”云云，（251）由此行文体例看，《泰誓》与《诗》《书》中间所夹的这两则引文，亦当为战国流传的《尚书》篇章。

（5）《非命下》：“曰何书焉存ꎿ《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254—255）此引《禹之总德》，前曰“昔者暴王作之，穷人述多，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后紧接引今文《尚书》的《仲虺之诰》篇，亦当为战国流传的《尚书》篇章。

总之，以上这5节《墨子》引文，都应当出自战国时流传的各种各样的“《尚书》”。

由以上《墨子》引《书》，我们可以看出墨家与战国时期所传《尚书》的关系，以及墨家所用《尚书》的选本系统。

（一）《墨子》引《书》共计40节，其文字可与今文《尚书》比对者5节；其篇目可与汉代新出之“百两《尚书》”之篇目比对者、其文字可与新出《泰誓》比对者，计11节；可与东晋梅赜古文《尚书》比对者5节；共21节。而《墨子》所引不可与今传所有《尚书》系统比对者19节，几占一半。

这是否可以说，墨家所传先王之《书》，自有独自的选本系统。先王之《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广为流传的记载先王言论兼及少量行事的上古典籍，孔子及其弟子曾予整理，成为战国时期流传最广的选本；同时，也有此种选本之外的本子或散篇在流传。墨家所传先王之《书》，便是儒家选本之外的墨家自己的《尚书》选编本。

（二）以上《墨子》引《书》文，除5节与梅赜古文《尚书》比对的文字，可在《汤诰》、《大禹谟》、《武成》、《泰誓》、《遗训》5篇找到零星相应的文字外，其余35节中，5节与今文《尚书》可比对的文字仅出于《禹贡》、《甘誓》、《吕刑》3篇，11节与“百两《尚书》”之独特篇目45篇可比对的文字仅出于《泰誓》、《仲虺之诰》2篇。而今存儒家所传《尚书》共有篇目100篇，文字58篇。《墨子》仅引过儒家所传《尚书》58篇中的10篇题目和文字。墨家引《书》所占儒家传《书》比例如此之小，再一次证明墨家所传先王之《书》，与儒家的《尚书》选本确实不同，墨家确有自己的《尚书》选本系统。

（三）《墨子》引《书》，除10节无法归类外，其余计引《虞书》1节，引《夏书》6节，引《商书》9节，引《周书》15节【49】，呈现出1∶6∶9∶15的篇数按年代递加的比例状态。这与今传儒家《尚书》各系统所呈现的篇数按年代递加的比例状态相似今传今文《尚书》28篇，计《虞书》2篇，《夏书》2篇，《商书》5篇，《周书》19篇，呈现出2∶2∶5∶19的递加比例；今传梅赜古文《尚书》58篇，计《虞书》5篇，《夏书》4篇，《商书》17篇，《周书》32篇，也约略呈现出5∶4∶17∶32的篇数按年代递加的比例。

这主要是因为，越是往古的典籍，流传存世的比例越小。这种与儒家《尚书》各系统所呈现的递加比例状态相似的《墨子》引《书》的递加比例状态，说明着战国墨家所传先王之《书》，不但有自己的选本系统，而且这一选本系统与儒家选本系统同样具有篇数按年代递加的合理性，即与战国所传《尚书》篇数的现实比例相合的合理性。

由以上《墨子》引《书》，我们还可以考察儒家今传《尚书》诸系统的真伪等问题。

（一）《墨子》可与伏生今文《尚书》比对的5节文字，既有字词差别，也有文句差别，更有语序和结构差别，但内容却相似，这说明着流传至今的伏生今文《尚书》确为战国古本。

（二）《墨子》所引《书》中没有可与古文《尚书》之“逸《书》十六篇”比对的文字，且先秦可靠文籍中仅《孟子》、《礼记》、《逸周书》3种引用过古文《尚书》之“逸《书》十六篇”。

可见含古文《尚书》之“逸《书》十六篇”在内的、出于孔壁中的古文《尚书》，仅是战国时所传《尚书》中流传很不广的一种选本，它可能仅为思孟学派所保存，而后来作为孔子家传本的一种，被藏于孔壁中而有幸流传到汉代。

（三）《墨子》引《仲虺之诰》3则，引《泰誓》8则，其文意大多可与梅赜古文《尚书》比对，但文句、字词甚至语序又与《墨子》所引不同。这一方面说明梅赜古文《尚书》与《墨子》所引战国时期流传的《尚书》具有相同的材料来源，另一方面又说明着梅赜并没有从《墨子》中抄袭《尚书》文句以“造作‘古文《尚书》’”。从这一点看，自清代以来的“梅赜造作古文《尚书》”的习惯说法应当重新审视。

（四）梅赜之古文《尚书》没有“剿袭”《墨子》中的《尚书》引文，这是否是因梅赜所处的东晋时代《墨子》不流行呢？

《晋书•刘传》载刘《崇让论》中有“孔墨不能免世之谤己，况不及孔墨者乎”之语，《晋书•夏侯湛传》载夏侯湛《抵疑》中有“讲儒墨，说玄虚”之语，《晋书•孙蕙传》载孙蕙以“秦秘之”之名写的书信中有“窃慕墨翟、申包之诚”等语，《晋书•范宁传》载其论世俗虚浮风气时有“是非成于儒墨”等语，《晋书•袁乔传》载袁乔给褚裒的信中有“染丝之变，墨翟致怀”诸语，《晋书•郭传》载张天锡给郭信中有“孔圣车不停轨，墨子驾不俟旦”等语。并且，据《晋书•鲁胜传》载，鲁胜曾注过《墨子》中的《墨辩》。还有，《太平御览》卷八○载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中有“墨子以为，尧堂高三尺”云云，《太平御览》卷五八一载《傅子》中有“马先生能使木人吹箫，比妙般输、墨翟”等语，张华《博物志》卷二曾转引《墨子•节葬下》载义渠国的“登遐”之俗。

所有这些都可看出，《墨子》在两晋时期是广为流传而被知识士子所看重的。那么，梅赜所献之古文《尚书》若真为梅赜所伪造，他是不会舍弃《墨子》而不加摘用的。但梅赜的古文《尚书》并没有从《墨子》中摘抄《尚书》文句，这说明着自清代以来的“梅赜造作古文《尚书》”的习惯说法的确让人生疑。

（五）据刘起釪先生统计，先秦可考文籍20种中计引《尚书》335次；其中引今文《尚书》者有先秦文籍16种计115次，引孔壁古文《尚书》“逸篇十六篇”者有先秦文籍3种计8次，引“百两《尚书》篇目”中除以上两类外其余篇目者有先秦文籍9种计49次；除此3大类外，引《尚书》逸篇逸文者有先秦文籍16种计163次【50】。

这163节引文皆与今传梅赜古文《尚书》58篇中的文字不同【51】，而其引文所自出的16种先秦文籍，即《论语》、《国语》、《左传》、《墨子》、《孟子》、《荀子》、《管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礼记》、《谷梁传》、《教经》、《尸子》、《吕氏春秋》、《逸周书》诸书，又都在两晋时期流传；但清代以来习惯认为梅赜造作的今传古文《尚书》中的《泰誓》3篇及其余22篇文字，却与这正在流传中的16种先秦文籍所引《尚书》文不同。

那么，刘起釪先生总结前人考证而作的结论，即今传《尚书》中，除今文《尚书》之外的所谓“古文《尚书》”，是东晋梅赜从“《书序》百篇中采取”“篇题”，“再从当时所传历史文献中搜集一些文句，以剿袭方式拼凑成”的诸论【52】，便让人生疑了。所以说，孔颖达《尚书正义》所引《晋书》中所述的《尚书》在魏晋时的传授系统及梅赜所献《尚书》事件，乃至梅赜所献之古文《尚书》的可考性等，便不能简单否定，而应重新研究。或许，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是一个民间所藏、所传的古文《尚书》的战国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