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的人生可谓高开低走，充满了波折和苦难，他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高级工程师，而母亲则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商人。在10岁之前，他一直过着优渥、体面的生活，从来没有为衣食住行发过愁。

然而，谁都没想到的是，就在50年代中期，遇父突然受到一场政治风波的牵连，被错误划分为“右派分子”，随即遭到猛烈的批斗和打击；遇母对此很是不满，于是便挺身而出为遇父辩护，结果她也很快被划分为“右派”，不仅工商联委员的职务被撤销，就连家产也尽数被抄没。

此次变故深刻影响了遇罗克的人生，他在一夜之间，从一个高门大户的公子哥沦落为整个无产阶级的“死敌”，渐渐地，他开始被亲朋好友孤立，每次他去上学，同学们都故意躲着他，不和他玩耍、说话，老师也一直对他翻白眼，对他爱搭不理。1960年、1962年，他两次报名参加高考，均取得了极为优异的成绩，但却没有大学敢录取他，无奈之下，他只能放弃继续求学，转而到大兴某农场“插队”当知青。

1963年，遇罗克开始提笔搞创作，一口气写了十几篇诗歌、散文，但报社、杂志社碍于他的身份，根本不敢发表他的作品，于是便委婉拒绝他的投稿。1964年，他终于被特许返回北京市区，不久后被分配到某机械厂当学徒工。动荡爆发后，遇罗克因为出身问题再度遭到针对，不断被揪出来批斗、抨击，有一次他甚至被当众打得鼻青脸肿，但他却并未因此屈服，更没有承认居心叵测者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

1967年初，遇罗克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写出了一篇极具争议的文章《出身论》，其中言辞激烈的批驳了当时流行的“血统论”、“成分轮”，同时呼吁大家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平白无故“扣帽子”，更不能肆无忌惮的搞迫害。

这一观点受到了很多干部和群众的支持，有些人甚至开始同情、怜悯遇罗克，打算写信给党中央为他求情。但谁料就在此时，中央高干戚本禹突然站出来反对《出身论》，直言遇罗克是妖言惑众、误导大众。此举再度将遇罗克推上了风口浪尖，他紧接着又受到了群众的质疑和责问，这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几乎让他崩溃。

1968年初的某一天，遇罗克在供销社买了几斤面粉，正准备回家，结果却突然被几个人按倒在地，抓进了监狱。遇罗克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没有发表任何争议性言论，更没有参加过什么阴谋活动，他实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抓，于是便向看守他的狱警询问理由，可狱警支支吾吾地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这让遇罗克愈发觉得不对劲，他担心自己会出什么意外，索性便写了一封求救信给党中央，结果却并未收到任何回复。

1970年，遇罗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拉到工体进行公审，他对此始料未及，连声高呼冤枉。可法官根本不听他叫冤，直接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早已等候多时的法警马上将遇罗克押到一处空地上，当众枪决，这一年他仅仅才二十八岁。

1976年4月，北京的学生、工人在天安门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会，大家高喊着遇罗克的名字，要求党中央重审此案，为遇罗克平反、恢复名誉。然而某些居心叵测者担心给遇罗克翻案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前途，索性便组织一些社会闲散人员，用暴力驱散了集会的群众。

动荡结束后，遇罗克的母亲和妹妹开始四处奔走为遇罗克喊冤，北京有几家尚存良知的媒体也一再发布有关遇罗克的报道，想要借助舆论帮他一把。最终，在大家一再努力下，此案被发还北京市一中院重审，法官们在复核了遇罗克的卷宗后，确认他根本没有犯任何罪行，于是便宣判他无罪。随后，遇罗克的母亲和妹妹前往相关机构领回了遇罗克的骨灰和遗物，并将其安葬在京郊一处山清水秀的陵园中，颠沛了半生的遇罗克终于迎来了安息。

至于导致遇罗克惨死的主要推手戚本禹，他在1968年被隔离审查，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刑满出狱后他转往上海定居，一直过着低调、普通的生活，2016年他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