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过去，毛主席曾写过不少诗给友人，但能够得毛主席赞誉“谁敢横刀立马”，似乎只有彭老总一个人。

那么这首诗是在什么背景下写成的呢？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会师。

标志着红军长征正式落下了帷幕。

尽管已经抵达了陕北，但是红军的处境仍然很危险，尾随而至的国民党军骑兵也已经抵达了根据地大门口，当天晚上，毛主席便召集了彭德怀、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商讨对策。

当时的红军，面对尾随追击而来的国民党军并不占任何优势。一路长征走过来，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十分疲惫，就连饭也没来得及吃上一口，因为物资匮乏，许多红军战士到深秋以后还穿着夏季的短衣短裤，重武器全部丢失，武器弹药短缺。

而尾随追击而来的国民党军，是一支精锐的骑兵师。

“以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在开玩笑。”

也就是在会上，有人主张不打这一仗，一方面是因为红军长征而来很疲惫，物资补给短缺，不适宜作战，另外一个方面，中央红军远道而来，不熟悉地形，打起来会很吃亏。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当时党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还是坚持要打这一战。

“我们决不能把敌人带向苏区。”

就当是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送给陕北苏区人民的一个见面礼吧。

毛主席在会上做出这一决定以后，立即指示红军各部队进入作战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自红一、红四方面军“草地分兵”之后，为了不使得红军彻底分家，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决定，将北上的红一、红三军团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与此同时，成立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

经过此变故后，当时北上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军只剩下8000多人。

需要指出的是，俄界会议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在陕北还有刘志丹开辟的陕甘苏区，一直到激战腊子口、翻越岷山以后，通过梁兴初缴获的几张报纸，才知道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会师了。

高兴之余，毛主席决定立即前往陕北。

可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天赐良机。为了阻止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会师，蒋介石下令给东北军调来白凤翔所部三个骑兵团，连同宁夏马鸿逵集团合击，准备将中央红军最后一支孤军消灭。

10月19日晚，党中央下定决心对尾随追击的国民党军骑兵部队，毛主席在与彭老总仔细研究了战术以后，便决定把指挥权交给彭老总。

陕北地处西北，历史上就是属于穷乡僻壤，因为环境恶劣，许多人背井离乡。

吴起镇周边地形复杂，沟壑纵横，虽然很大，但整个地方只有十一户人家，旧社会时，吴起镇的百姓受尽了军阀以及国民党匪军的盘剥，一见又有军队来，还以为是白军又来了，吓的一个个仓皇躲避。

一直到后来，吴起镇的百姓才发现，这支部队到了以后，并没有侵扰当地的乡亲们，还积极帮助老百姓担水、打扫院子，讲的话虽然都听不懂，但人是一团和气，当地百姓之前都见过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仔细联想后都忍不住猜测起来：

“莫不是老刘常讲的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的红军来了？”

一传十，十传百之下，就连之前躲起来的老乡也都出来，等到问清楚以后，顿时欢欣鼓舞起来：

“咱们的红军来了！咱们的救星来了。”

当地党组织立即闻风而动，召开紧急党支部会议，有个赤卫队员，人称“跑烂鞋”，听说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的消息后，立马跑遍了六区几十个村庄做动员。各个村为迎接红军积极做准备，送军粮，组织担架队。

客观上来讲，当地百姓对中央红军的支持，是吴起镇战役能够得胜的关键所在。

当时，彭老总领受了任务以后，仔细的查看了当地的地形，不由得面露喜色。骑兵作战历来讲究快速奔袭，而地形复杂的环境并不利于骑兵作战，反倒是给我军步兵伏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为了打好这一仗，彭老总压上了中央红军几乎全部的家底。

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就是由原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改编而来，而第三纵队情况比较特殊，主要是由中共中央机关、军委第二、四局、国家保卫局、总政治部构成的，其中最具战斗力的部分则是干部团以及红军总部直属队构成。

彭老总考虑再三，决定将第一纵队摆在最前沿，这支部队战斗力最强，而第二纵队因为长征途中损失太重，战斗力被削弱了不少，因此被安排在头道川埋伏，主要负责从左翼进攻敌军，至于最为重要的第三纵队，则埋伏在三道川，监视从西南方向过来的敌军，为头道川作战的部队提供掩护。

10月21日凌晨4时许，毛主席登上吴起镇西面的平台山（即如今的胜利山）做战前动员。动员会结束后，毛主席也没有离开，而是躺在了一个杜梨树下小憩，临睡之前，还幽默的嘱咐警卫员：

“现在休息休息，枪声响得激烈时不要叫我，到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

就在凌晨时分，沟壑崎岖的山间小路上传来人马嘶鸣声。

国民党军35师的一个骑兵团一路狂飙，已经抵达吴起镇外围，该师是宁夏军阀马鸿逵部，为了争夺头功，当先一步赶到。

等到这支骑兵团进入我军伏击地点时，事先埋伏好的战士们一瞬间开火，敌骑兵团前凸部分因为冲的太快，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横扫，激烈的枪声中，敌骑兵团的马匹开始不受控制起来，人被掀翻在地，受惊的马四处乱奔，又踩死踩伤了不少人。

彭老总如法炮制，又将随后赶来的敌第三十二师、三十六师两个骑兵团包围，一场激战下来，敌三个骑兵团基本全军覆没，我军缴获了大批物资，其中包括战马数百匹，山炮、迫击炮、重机枪数十门(挺)。国民党军第六师师长白凤翔事后回忆，其师下辖所有的重武器，都在这次战斗中丢失、马匹损失800余匹。

吴起镇战役的规模其实不大，但意义绝对非凡，中央红军长征一路走来，终于在吴起镇切断了敌人的追击。

这场被誉为“切尾巴”的战役，后来也成为红军长征时期十大经典战例之一。

毛主席当时就站在吴起镇西面的平台山上督战，看到了彭老总骑着一匹马，指挥部队作战，顿时诗兴大发：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老总当时看到这首诗以后，也不由得哈哈一笑，但他提起笔，修改了诗文的最后一句：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红军英勇”。

彭老总虚怀若谷的品格可见一斑。

因为是在战争年代，毛主席写的许多诗文的原稿并没有保存下来。即便是到了今天，经权威部门认可，在民间口口相传的也不过只有七十余首。

日本毛泽东研究专家竹内实在《诗人毛泽东》一书中这样写道：

“1946年造访延安的英国诗人、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听说有收录70篇毛主席诗词的《风沙集》，他到处寻找也没能找到，有人讲，毛主席在延安开会时，也会随手写一些诗，写完了以后就扔在地上，人们竞相去捡，见到毛泽东以后，他只是说‘那是些马马虎虎的东西’。”

毛主席自己写下的诗虽然不少，但他自己很少保存，多数都是身边的人意外发现或者是捡到。

据说渡江战役后，毛主席在北平香山别墅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但他觉得写的不好，于是揉成一团扔进废纸楼里，是秘书田家英又给捡了回来。

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毛主席诗词的单行本，田家英才把这首诗拿出来，毛主席一见呵呵一笑：

“哦，还有这么一首诗，我都忘记了。”

也因为这些原因，毛主席的诗词，都有不同版本。

比如《七律·长征》，毛主席就曾多次手书，并且有过改动，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就曾建议过毛主席“一首诗中不要出现两个浪字”毛主席还专门给他写了封回信。

回到毛主席给彭老总写的诗《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上来看，这首诗也有不同的版本。

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单行本中，刊载的这首诗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然而就在前一年，即1962年6月16日，彭老总按照自己的回忆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即《彭德怀自述》），这首诗是这样的：

“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很明显，诗的前两句在字上有出入。

也有不少人表示，彭老总的回忆版本其实更符合实际，因为陕北是黄土高原，地貌特点就是沟壑纵横，诗文的首句“沟深”无疑比“坑深”更加准确一些。

不少老红军战士都曾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面，谈到过陕北这种沟壑纵深的地貌特点。

因此，这首诗便有了两个版本的记录，当然如果要算上彭老总修改的版本，那就是有三个。

有意思的是，这首诗在刊载过程中，还意外同林彪有了牵扯。

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编辑部鉴于全国解放形势，决定刊载部分毛主席诗词，也就是在这天，战友报的编辑征集了部分老红军战士的回忆，将毛主席当年写给彭老总的这首诗刊登了上去。

可能是因为处于战争年代，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在刊载这首诗之前，并没有征求毛主席与彭老总的意见。

当时《战友报》刊载的这首诗，就是后来我们所能看到的那个公认的版本。然而在注释上，《战友报》的编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将该诗的历史背景说成是“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以后。

这么一来也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腊子口一战明明是林彪指挥红一军团打的，可毛主席却在战后表扬了彭老总。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错误，后来延续了十几年都没有人改正，甚至在建国后许多年，还有人在刊载这首诗词时，引用《战友报》当年的注释。

激战腊子口的时间比吴起镇战役早一个月。

1935年9月俄界会议以后，毛主席仍然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到陕甘边界打游击，力争打通国际交通线，获取同苏联的联系。

以当时情况来看，红军继续向北是唯一的出路，毕竟南下是不能够，而向西到青海，那里自然环境恶劣，根本不适宜发展，而向东则是有胡宗南率领的国民党精锐。

不过，当时向北通往甘肃的道路也并非是一帆风顺。

蒋介石已经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因此断定中央红军必然走北上一途，北上甘肃一路崎岖，只有一条通路，即腊子口天险。

之所叫腊子口天险，是因为这里唯一的通关山路就只有一条的通道，最窄处不足8米、最宽只有30米，两侧是悬崖峭壁，况且这条路当时还被一条激流切断，中间只有一座简单的木桥连通。

好在国民党内部并不齐心，当时防守腊子口的甘肃军阀鲁大昌一门心思提防蒋介石的中央军，他认为腊子口天险，红军在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极难通过，因此在腊子口并没有布置重兵。

1935年9月15日，毛主席把夺取腊子口这一重任交给了红一军团。

那么，红一军团怎么打这一仗呢？

一开始，林彪考虑的是正面攻坚，因为两侧是悬崖峭壁，几乎呈90度，根本爬不上去，然而腊子口守军虽然只有两个营，但他们凭借坚固工事卡在当道，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炮火，却始终无法突过去。

就在这关键时刻，有人注意到腊子口敌军碉堡没有顶盖，林彪心中一动，这无疑是一个机会。

不过，敌人心里其实很清楚，红军不可能绕过他们迂回到背后，加上四周都是悬崖峭壁，也不可能从天上进攻。

就在众人冥思苦想之际，一个叫云贵川的战士主动站出来，表示自己自幼进山采药，爬山涉水如履平地，后来这名战士爬上了几乎垂直且平滑的峭壁，并从上面扔下绳子接应下面的人上来，在一通手榴弹轰炸下，敌人碉堡被扎了个稀巴烂，腊子口天险被红军攻破。

彭老总没有参加腊子口激战，据说到天亮时，他率领红三军团路过这个地方，看到山崖两侧几乎平滑的绝壁，不由得感慨了一句：

“一军团的英雄们是怎么爬上去的？”

突破了腊子口天险，抵达甘南以后，毛主席才通过报纸知道了陕北的情况，也才有了后来吴起镇会师。

腊子口激战与吴起镇战役显然不是一回事儿。

1954年7月建军节前夕，《解放军报》刊载毛主席这首《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然而在注释上，依然引用的是《战友报》的说法，当时彭老总身边的军事参谋偶然看到了这个情况，立马觉察出是注释出了问题，就报告了彭老总。

彭老总自己也是哭笑不得：

“这是哪跟哪啊，完全不是一回事的嘛，打腊子口是林彪的一军团打的，我没有参与指挥，这诗其实是在第一方面军抵达陕甘苏区后才写的。”

尽管彭老总已经指出了注释上的错误，可那时大家一门心思忙于国家建设，对这首诗中的错误，也没有仔细理会和纠正。

1957年2月，浙江文联主办的《东海》的书刊上，再次刊载这首词，当时该部门的编辑还特意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并在信中专门写了一句：

“……最近还有一个退伍转业的军人寄来您在长征里曾写过的一首旧体诗，希望我们刊登出来。听闻，这是您为了祝贺彭德怀副司令带兵攻下腊子口后写的一份电报，很大地鼓励了当时的部队。自从解放以来，这诗就从未发表了，这次的《诗刊》也没列入，不知是何故呢？……”

尽管毛主席是在百忙之中，但还是专门抽空给浙江文联写了封回信：

编辑部同志们：

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得了毛主席不予发表的指示，《东海》编辑部也就没有在发表。

可在后来历年中，转载刊发这首诗，无一例外都用的是《战友报》的错误注释。

一直到隔了许多年以后，才有人慢慢注意到里面的问题，并予以更正，说到底，这也是在那个消息不灵通的年代里造成的问题。

这首诗因为彭老总的缘故，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被重新提起，据原陕甘支队政委杨尚昆（彭老总任司令员）回忆，肯定该诗写于长征末期，而不是攻打腊子口之后。

1986年，《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被正式收录进《毛泽东诗词选》中，并更正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