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的关键是“正己”，远离奸佞迷惑，保持清醒坚定

孔子说：“政者，正也。” “远佞人。”花言巧语谄媚于人的奸邪小人迷惑君主的方法太多了，不仅不用他，还要驱逐到远方，跟他隔绝，把源头塞住，态度要坚决。无论什么事情，最根本的一件事，无非“正己”而已。“正”最重要的就是要平直真实。对于品德，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授给他官位。对于能力，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让他做事。对于功劳，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颁发奖赏。对于罪恶，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加以惩罚。对于行为，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尊重。对于言谈，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相信。对于物器，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使用。对于事情，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去做。上面万事端正，下面就没有虚伪，古代圣王的道理，不过如此而已。

汉元帝时期的石显弄权

石显，字君房，济南人，弘恭，是沛地人，他们年轻时受过腐刑（惨无人道的刑罚，宦官弄权，也是刑罚不人道的一种恶果），后任中黄门官职，又被选为中尚书。在汉宣帝刘询时期任中书官，弘恭谙熟法令旧事，善于请求、上奏，其才能足以称职。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

汉元帝刘奭继位后几年，弘恭死了，石显继任，担任中书令。当时，正赶上汉元帝生病，无法亲理朝政。同时他正热衷于音乐，又因石显就操此职，在宫中没有外界关系，精神专注值得信赖，于是元帝把各种政务委任石显。政事不论大小，都根据石显的话决定；石显受到的宠幸让他权倾朝野，百官都恭敬侍奉石显。石显为人机灵聪明，能够体会到皇帝心思，极其狡诈，常用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暗中打击别人，一点小事他就治人以严法。

前将军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都担任给事中。萧望之领尚书事，知道石显专权奸邪，劝汉元帝不要重用宦官，元帝没有采纳萧望之的建议，因此萧望之惹得石显非常恼怒。后来萧望之等人都遭到石显的迫害，萧望之被逼自尽，周堪、刘更生被废官禁锢。后来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等人都密上奏章，常在被皇帝召见时揭发石显的短处。石显派人打探其事，定其罪过，京房、贾捐之被弃市，张猛自杀于公车署内，陈咸一人抵罪，被剃去头发，服城旦之刑。后来郑地长官苏建得到石显私信把它上奏皇帝，石显后来便以别的理由判其死罪。从此以后，公卿以下的大臣官员都非常害怕石显，不敢轻举妄动。

石显知道自己专权的事情广为人知，担心一旦皇帝手下人侦知自己的情况，能够离间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所以常常向皇帝主动坦白自己的过错。石显曾出宫到官署征用民力财物，石显事先向皇帝说明，担心宫门关闭不能进来，请求皇帝派人降诏让门吏届时开门。皇帝答应了。石显故意迟至深夜才回来，称皇帝有诏让人开门而入。后来果然有人上书控告石显专权，伪造皇帝诏书私开宫门，皇帝听说，笑着把那上书给石显看。石显趁机哭泣说：“陛下非常偏爱小人，把政事交给我处理，大臣们无不嫉妒，他们老想陷害我；像这样上书害我的事情肯定不止一件，希望圣明的皇帝要了解我的忠心和处境。我低微卑贱，确实没有能力让自己使万众都快乐起来，也担当不了天下人的怨恨，我要求归还掌管国家枢机的重要官职，接受在后宫中打扫台阶的差役，死而无憾！希望陛下您哀怜我，使我能平安的活下去。”皇帝认为他讲的都属实，很同情他，多次慰劳、勉励石显，更增加赏赐。这样，石显得到的赏赐以及众朝臣巴结他而送的礼资多达一万万。

汉宣帝后期，风气逐渐败坏。到了汉元帝时期，国家无事，群臣内部斗争倒是愈演愈烈，争权夺利的多。汉元帝本事也不大，身体还有病，思想就不太正常了。所以，信任一些个宦官来帮助执政，因为宦官没有什么背景，他们所依赖的只有皇帝，而大臣则不然，都有自己盘根错节的势力。所以，自己没有精力处理的朝政都交给宦官处理。可见，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干什么事都是难以干成的。然而，用宦官，大臣们就不干了，宦官虽然对皇帝忠心，但对大臣们就是全凭个人喜好了，评判官员的标准不会是为国家有多大贡献和好处。

汉元帝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敢放权给大臣，用心已经不正，为自己找了宦官帮手和代理人，那么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失去了公正。因为那些人代表皇帝，却又不是皇帝，他们为皇帝的权力负责，却没有能力和觉悟为国家负责。所以，就造成了奸佞当道的情况，从上到下，大家已经把事实如何不当回事了，把是非对错也不当回事了，只要巴结上对的人，一切就都不是问题。风气就是这样的坏了，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所谓的奸佞是片面的，因为“正己”永远是第一位的。

承平日久，人就会穷极侈靡，把这些外物作为追求，人就会向往更多的权力，掠夺更多的资源。与其整天忙于平衡权力，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才能治理好国家，而不是有事没事大赦天下，放出来还得再抓进去。自己没有本事治理，可以找一些真正有才能的人，把真实情况搞清楚，而不能各打三十大板，以奸治奸来维护统治。毕竟，执政的根基在于民众而不是手中的权力多少。

做人也是一样的，三观要正，才能不被外在的纷纷扰扰的奸佞（欲望）所迷惑，从而保持清醒坚定的人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