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畑，重庆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摘要：苏轼具有强烈的承道自信和传道意识，苏学一度也被一些士人视为儒学正统。苏学虽然在北宋后期遭到新党集团的严重打击，但最终在南宋崇尚元祐的背景下强势反弹，并在宋孝宗时期达到极盛。在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中，苏轼距离孔庙享祀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苏学在极盛时期进行正统确认的一次制度尝试，也是苏轼进入孔庙享祀最为有利的历史时机，但其结果却最终不了了之。究其原因，既不是缘于皇权的阻挠，也不是因为理学阵营的反对，最为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苏轼思想与当时整体思想氛围之间所存在的扞格。苏轼进入孔庙的失败，是苏学难以在宋代争得儒学正统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苏轼；苏学；孔庙；道统；南宋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中唐韩愈大力重倡儒家道统论，“入宋以后，儒家道统说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尽管对儒家道统的承继看法或有不同，但维护这个道统却成为新儒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宋代知识分子崇尚‘统序’的文化思潮”中，儒家道统论是“关于‘统’的大论战”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也是“宋代儒学的基本预设之一”。在理学、苏氏蜀学、王安石新学这几个宋代主要学派的道统建构和竞争中，学界关注最多的无疑是理学，而苏学则通常被认为是在道统建构上最为消极的一派。其实，苏轼、苏辙的承道意识也相当强烈，并且，在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和理宗端平二年（1235）的两次孔庙祀典礼议中，苏轼也都是孔庙享祀增选名单的讨论对象，尽管最终未能入选。关于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和苏学之盛，张健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彩的分析，但其将苏轼未能从祀配享的原因主要归结于“遭到理学集团的阻挠”，或许值得商榷。本文试图以淳熙四年孔庙礼议为中心，探讨苏学在儒学道统竞争上的思想困境。

宋代学者大多都有强烈的承道意识和自信，不仅王安石门徒“尊之与孔子等”，二程自信“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苏轼、苏辙也相去不远。苏轼记欧阳修曾对他说：“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苏辙自传则说：“《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尝抚卷而叹，自谓得圣贤之遗意。” 二苏自待之重并不在王安石和理学家之下。

北宋后期，苏学的发展受到了政治局势的严重影响。宋哲宗亲政绍述后，新党便开始在政治上反扑元祐党人，宋徽宗崇宁以后更进一步在政治上实施严格的元祐党禁。苏轼、苏辙都名列元祐党籍之中，苏门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概莫能外，并且，苏辙在“曾任执政官”之列，苏轼则位于“曾任待制以上官”的榜首，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则占据“余官”的前面四席，苏门被打击的程度远远超过程颐及其门人。徽宗时期的元祐党禁尚不止于政治迫害，而且还厉禁元祐学术。

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二十七日诏云：“诸邪说诐行、非先圣之书并元祐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生，犯者屏出。” 这尚且只是禁其传习，到次年四月丁巳，则“诏焚毁苏轼《东坡集》并《后集》印板”，乙亥更诏“三苏、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道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进一步扩大了禁书的范围。十一月庚辰，再次强调“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举察，必罚无赦”。这种禁锢一直到宣和后期都还没有松动的迹象，宣和五年（1123）七月甲子，“中书省言福建路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诏令毁板，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者，以违制论”⑩，次年十月庚午，又诏“有收藏习用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从这些禁书毁板的诏令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徽宗时期的文字禁锢重点是打击司马光和苏轼。

不仅如此，政和时期甚至还开始禁习诗赋，这无疑是主要针对苏学。诗赋科的存废是新旧党争的一个焦点问题。熙宁三年，“（宋神宗）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著限以千字”，开始在殿试中罢试诗赋。随后朝中展开了是否彻底罢废诗赋科的讨论，而苏轼则在次年正月上了一封很长的持反对意见的议状，他是当时少有的明确反对罢废诗赋的官员之一。苏轼的反对并未见效，王安石二月丁巳即代表中书奏改科举，希望“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神宗从之。但神宗死后，哲宗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时为侍御史的刘挚即“乞试法复诗赋，与经义兼用之”。元祐四年又从礼部议，“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而哲宗亲政不久的绍圣元年（1094）五月四日，又重诏“进士罢诗赋，专治经术”。有了这一曲折，“诗赋”很大程度上便成了“元祐学术”的一个重要象征。徽宗政和元年（1111）十一月十五日，便有臣僚请求禁绝传习诗赋，以免流为“元祐之学”，于是诏榜朝堂，委御史台弹劾，后来便“著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

不过，新党对于苏学的打压最终随着北宋的灭亡而崩解。赵宋南渡后，在“元祐”成为政治正确的大背景下，苏学和程学都迎来了翻身的机会，而苏学无疑比程学要成功得多，在高宗、孝宗时期甚至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崇苏热”。由于苏学和诗赋本为元祐学术大宗，其在北宋后期被迫害的程度又最为严重，所以一旦解禁平反，其复兴也最为蓬勃。在南宋分科取士的制度之下，苏学几乎可以独占诗赋一科，陆游即曾说：“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甚。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不仅如此，苏学在经义科中同样也可以争得不少地位，连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也肯定苏轼《诗》《书》《论语》《中庸》之说可采⑩。在一些士人看来，苏学即是儒学正统所在，如北宋末胡顺陟就认为“本朝大儒无过于欧阳修、苏洵与其子轼”，后来南宋前期的王炎也说：“昔者欧阳子以古学先天下，而南丰之曾、眉山之苏在其门，天下皆曰欧阳子即韩子也；苏子以文章先天下，而宛丘之张、淮海之秦、济北之晁在其门，天下又皆曰苏子即欧阳子也。”

不仅如此，苏学在政治上也越来越占据优势。宋高宗、宋孝宗都相当尊崇苏轼，这两位皇帝可谓是南宋前期“崇苏热”最有力的推动者。宋高宗在南渡不久的建炎四年（1130），即曾从苏辙之子苏迟处宣取苏轼书，还对臣僚说：“轼书无非正论，言皆有益。” 据说他“极爱苏公文词，力购全集，刻之禁中”。或许是受到宋高宗的影响，宋孝宗也“雅敬文忠，居常但称子瞻，或称东坡”，还于乾道九年（1173）闰正月望日御制了一篇苏轼文集的《序赞》赐赠苏轼曾孙苏峤。他在《序》中自述说：“（苏）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 孝宗先于乾道六年九月壬辰“赐苏轼谥曰文忠”，又于乾道九年二月丁亥“特赠苏轼为太师”，其制词盛赞当时苏学之流行云：“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 这就几乎在政治正确的“元祐之学”与苏学之间划上了等号。在南宋“一色元祐”的用人方针下，朝廷褒录、任用的苏氏亲属、后学相当多，不少人都在高宗、孝宗时期进入了权力中枢，苏学影响也因而遍及朝野。

在此背景下，苏学于宋孝宗时期达到了极盛，魏了翁即说苏学“大显于阜陵褒崇之日”，赵彦卫也曾回顾说：“淳熙中，尚苏氏，文多宏放；绍熙尚程氏，曰洛学。” 南宋前期这股从上到下的“崇苏热”，使得苏轼及与之有关的欧阳修、司马光的地位也都一路走高，苏轼甚至一度在孝宗的支持下离孔庙配享、从祀只有一步之遥。

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宋史·李焘传》有简单记载：“（淳熙）四年，驾幸太学，以执经特转一官。焘论两学释奠：从祀孔子，当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黜王安石父子；从祀武成王，当黜李勣。众议不叶，止黜王雱而已。”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元丰至嘉定宣圣配享议》记载最详，云：

淳熙三年（1176）冬，赵叔达粹中为吏部侍郎，论王安石奸邪，乞削去从祀。上谓辅臣言安石前后毁誉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时李仁父（焘）为礼部侍郎，上与共议，欲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而黜王雱。仁父乞取光、轼而并去安石父子。上又欲升光、轼于堂，仁父上章称赞。且言若亲酌献，则暂迁其坐于他所。疏入，上命三省、密院议之。密院王季海（淮）依违其词。赵温叔（雄）言仲淹自以功业名当时，修亦有微玷，不若止用光、轼。而三省龚实之（茂良）、李秀叔（彦颖）皆以为不可，事遂不行。久之，但除临川伯雱画像而已（四年七月癸丑降旨——原注）。

其《道命录》卷八也有记载，但细节颇有出入，云：

淳熙四年，赵侍郎粹中又奏，乞去王雱，而择本朝名儒列于从祀，诏礼官、学官与给舍议。李文简（焘）时为礼部侍郎，上谕以范、司马二文正，欧阳、苏二文忠从祀，李公以为可。赵卫公在西府尤主之，且欲置范、欧而升司马、苏于堂上，龚、李二参政不以为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临川伯雱画像而已。

叶寘《爱日斋丛抄》则录有两段李焘奏议的文字，云：

李仁甫侍郎，淳熙间因阜陵论先儒从祀当升黜去取，遂奏言：范仲淹佐仁宗谨庠序之教，始遍郡国立学，更取士法，以作新人才。欧阳修倡起古文，攘斥异端，视唐韩愈无愧，嘉祐、治平之间，人才特盛，修所长育成就，为力居多。而司马光及苏轼风节弥高，其学术专务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流离颠沛，之死靡憾，盖似孟子。当安石萌芽，唯光、轼能逆折之，见于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轼著《书传》，与安石辩者，凡十八九条，尤为切近深远，其用功不在决洪水、辟杨墨下，使其言早听用，宁有靖康之祸？悉去王安石父子而取光、轼，斯为允当，并及仲淹、修，亦无不可。

又言：昨蒙圣谕，欲升光、轼配享于堂，辄以陈瓘斥王安石逆像献否，圣谕谓若亲酌献，则暂迁其坐于他所，君臣之分，终有未安，光、轼必不敢当。此理只用世次先后，使继韩愈，亦无降抑。

综合诸处记载，可见掀开此次礼议序幕的应该是赵粹中。

赵粹中于淳熙三年冬请罢王安石从祀未果，接着又于次年初请罢王雱，而代以本朝先儒。其时孝宗将于二月乙亥幸太学、谒先圣，孝宗于是诏礼官、学官与给舍议。孝宗同意罢去王雱，他心目中的人选则是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这明显有他振作朝政的意图在。由此，时为礼部侍郎的李焘奉此意旨而奏疏，但从《丛抄》所录前段文字内容来看，李焘力主的实际上是司马光和苏轼，但也同意范仲淹和欧阳修从祀，他又建议将王安石父子一并罢去。《杂记》说他“乞取光、轼而并去安石父子”，并不全是，但较为符合李焘本来的想法。孝宗接着更欲以司马光和苏轼配享，这在此前已有王安石配享的先例可循，他并主动提出了幸学时解决礼仪问题的对策。但由《丛抄》所录后段文字可见，李焘是出于君臣之分而表示反对的。《杂记》说他“上章称赞”，应该是不可靠的。《杂记》说“疏入，上命三省、密院议之”，其疏未必就是李焘之疏，其时应该还有其他官员参与议论，只是今已不见。不过，礼议进展到这个环节，出现了极大的意见分歧。签书枢密院事赵雄主张放弃范仲淹和欧阳修，而以司马光和苏轼配享。但参知政事龚茂良和李彦颖却表示反对（其时宰相空缺，龚茂良为首参），而同知枢密院事王淮则不明确表态。此事一直拖到七月，终于罢去了王雱，但司马光和苏轼配享从祀一事却不了了之。

在这次礼议过程中，孝宗可谓是最为有力的推动者。他先主动提出以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从祀，又进一步主动将司马光、苏轼由从祀升格为配享，而且主动提出解决礼仪问题的对策。虽然有些不同意见，但基本上附和孝宗并积极推动其事的则是李焘和赵雄。李焘和赵雄分别是蜀中眉州、资州人，他们推崇苏轼自在情理之中，赵雄还于淳熙三年上劄为苏辙请谥，而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其推崇司马光也很容易理解。持反对意见的龚茂良、李彦颖和不表态的王淮则都不是蜀人，三人虽然都没有明确的学派倾向，但他们和理学家确实也都有所交集。王淮和朱熹在乾道四年即已初识，其后一直保持着较为融洽的交往，直到淳熙九年因朱熹弹劾唐仲友案交恶方才断绝往来，而且浙江是南宋理学传播的一个主要区域，他应该大概知道理学一派的道统观。

龚茂良在礼议前不久的淳熙三年六月举荐过朱熹，《宋史全文》载：

甲午，龚茂良奏：“近奉诏旨，欲奖用廉退之士。有朱熹者，操行耿介，屡召不起，宜蒙录用。”上问：“曾为何官？”李彦颖奏：“闻曾历州县官一任，后以密院编修、武学博士召，皆不起。近岁陛下特与改官，见任宫观。”上曰：“记得其人屡辞官，此亦人所共知，今可与除一官。”于是诏除秘书郎。……（朱熹）力辞。会有言虚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辞，即命主管冲祐观。上谓执政曰：“有魏掞之，今安在？”龚茂良等奏：“已物故。”上曰：“……掞之虽死，欲少加旌别，可赠宣教郎、直秘阁。”

可见李彦颖也附和其事，而且孝宗因为朱熹还想到了魏掞之。李彦颖仅说曾闻朱熹之事，而他与张栻的关系则要更直接一些。《宋史·李彦颖传》载其兼皇子恭王府直讲时，“经筵，张栻讲《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时事，语激切，上意不怿。彦颖曰：‘人臣事君，岂不能阿谀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为圣明在上，得尽爱君之诚耳。《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上意遽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应无过。’” 张栻乾道六年十二月兼侍讲，次年六月即罢，胡宗楙《张宣公年谱》系讲《葛覃》事于乾道七年二月。张栻自己将讲《葛覃》一事记录在《经筵讲义》中，但并未记录此中曲折，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李彦颖曾为他在孝宗面前圆场。后来朱熹、杨万里分别为他所作的神道碑和传记虽也都记述了讲《葛覃》一事，但也均未提及李彦颖为张栻开脱的情节。又，据《宋史》龚、李本传，二人都曾在隆兴北伐的时候站在张浚一边，而张浚在被秦桧排挤出政治权力中心后，“专精道学，黾勉身修”，最终倾向于程学，并让其子张栻从学胡宏，最终成为湖湘学派巨擘。以张氏父子在当时的影响，龚、李二人应该也对理学的道统观有所了解。

不过，尽管王淮、龚茂良、李彦颖与理学家都有关系可寻，但诸人并不赞同乃至反对司马光、苏轼配享或从祀，却并非都是站在理学的立场。龚茂良虽然举荐过朱熹，但他和李焘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而且他和李焘之子李塾的关系更是颇为深厚。王德毅先生《李焘父子年谱》于淳熙五年六月龚茂良卒后说：“茂良知（李）塾最深，相期以学，闻其卒，甚哀悼之。” 又，《宋元学案补遗》据李彦颖维护张栻一事而将其列为张栻同调，则未免失之太宽。诸人不置可否乃至明确反对的立场，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司马光和苏轼进入孔庙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从淳熙四年前后的权力中枢格局演变来看，两府的人事调整对苏学其实极为有利。

淳熙二年九月，叶衡罢右相，沈复罢同知枢密院事，两府只剩下参知政事龚茂良、刚从签书枢密院事转参知政事的李彦颖、签书枢密院事王淮。淳熙三年八月，王淮除同知枢密院事，赵雄方签书枢密院事。这正是此次礼议时的中枢格局，其中只有地位最低的赵雄极力支持孝宗的意图。但是，随后的人事调整却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淳熙四年六月，龚茂良罢参政而代以王淮，赵雄则在十一月庚子除同知枢密院事。随后淳熙五年正月，即从侍御史谢廓然言而禁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其后的三月，史浩拜右相，李彦颖随即罢参政而代以赵雄，王淮则知枢密院事，四月丙寅除范成大参知政事，六月乙酉钱良臣签书枢密院事，甲戌又罢范成大，十一月罢史浩右相而代以赵雄，王淮则除枢密使，乙亥钱良臣参知政事。在此权力格局下，当初极力支持的赵雄和“依违其词”的王淮分别统领两府，而持反对意见的龚茂良在礼议尚未结束的淳熙四年六月即被罢去了参政（七月方除去王雱画像），而李彦颖也在次年三月被罢。这一基本格局直到淳熙八年八月罢赵雄右相而代以王淮方才出现变动，而在此期间，请禁程学、新学的谢廓然在七年五月签书枢密院事，次年八月同知枢密院事，九月兼权参知政事，一路高升。然而，在这种对苏学极为有利的权力格局下，司马光、苏轼进入孔庙一事却仅以罢祀王雱而不了了之。

理学在乾道、淳熙时期表现出了强劲的上升势头，而苏学却未能抓住淳熙时期的有利时机实现苏轼进入孔庙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未能借此机会确立自己的儒学正统地位，而接着便是“绍熙尚程氏，曰洛学”了。不过，哪怕直到庆元党禁之后的很长时间，苏学仍然有着广泛而强烈的影响，但理学的势头已经难以阻遏。嘉定四年（1211），李道传奏请解除学禁之诏，颁朱熹《四书集注》于太学，讨论以二程等理学诸儒从祀，但全都由于“会西府有不乐道学者”等原因而没有成功。次年，国子祭酒刘爚“又乞以晦庵《语》《孟》集注立于学官，从之”。

理宗时期，在皇帝偏好、权臣利用、清流议论、思想流播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理学的政治和思想地位不断提升，并最终在与苏学的道统竞争中胜出。理宗即位后的宝庆三年（1227）正月己巳，便立即追封朱熹为信国公。三月庚戌朔，朱熹季子朱在进对时，向理宗建议改革孔庙附祭人选，《道命录》载其言云：“国家有程颐、程颢，又有张载，得孔、孟以来不传之绪，若使之从祀夫子庙庭，斯文幸甚。”据说理宗“嘉纳之”，只是并未施行。绍定末年，增加理学大儒从祀孔庙的议论再次出现，《宋史·朱熹传》载：“理宗绍定末，秘书郎李心传乞以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于从祀，不报。”

及至端平二年（1235），增加本朝大儒从祀孔庙终于进入朝廷的正式讨论程序。《宋史全文》载其年正月甲寅：“礼部尚书兼侍讲李埴奏：‘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乞令经筵、秘书省、国子监参酌熟议。’又奏：‘乞将子思并与升祀，列在十哲之间。’从之。” 《宋史·理宗纪》亦述此事而更略，且无“从之”的记载。后世关于此次礼议的误会不少，其具体过程也难以知悉。《全文》所谓“从之”，当指从李埴“乞令经筵、秘书省、国子监参酌熟议”之请，并非从其增选之议，《续资治通鉴》云从李埴之议，当误，不然就不会有其后淳祐元年诏周、张、二程从祀一事了。《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文肃李悦斋先生埴》又云：“淳祐元年，奏请以周、程、张子从祀。又言：‘王安石虽罢享，而因循未黜，乞亟进三人者以易之。’诏可。”又，清人王梓材已经指出李埴于嘉熙二年（1238）先卒，其请当系端平元年而非淳祐元年，所以端平二年春正月才诏议胡瑗等十位赵宋本朝大儒从祀。不过，《学案》所记李埴之请也与《宋史全文》和《宋史》差别颇大。

王德毅先生《李焘父子年谱》端平二年条述及李埴此奏时引了一段《徐文清公（侨）家传》的记载，对我们了解此次礼议的一些细节颇有帮助。徐侨是吕祖谦和朱熹的门人，《家传》载其端平元年“御笔兼侍讲”。“一日讲毕”后，理宗主动对徐侨说及“二程氏理学之纯”，二人由是展开了一场关于理学的对话，其间徐侨奏云：“二程氏宜从祀于夫子庙庭。王安石学术颇僻，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害政坏法，卒基靖康之祸，愿废勿祀。”理宗“欣然开纳”，“且谓李埴亦请并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徐侨说：“邵雍氏之学，推数以明理，未及诸先生之纯。愿亟俞李埴之请，先以五人列诸从祀。”其后徐侨又请以子思升十哲，理宗“称善”。对话结束时，理宗又命徐侨“与李埴议之”。徐侨其后“以上旨语李公（埴），李公以子思陪祀已定，请且以我朝诸儒先从享”。《宋史·郑清之传》：“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埴、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时号‘小元祐’。” 徐侨、李埴之入朝和讨论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据此，则《宋元学案》所述的李埴罢王安石而代以理学诸儒的奏请似当属之徐侨，而其所谓“三人”实为周、张、二程、朱熹“五人”之误，并遗漏了朱熹。又所谓“诏可”，是误将淳祐元年允五人从祀之诏移植于此，《宋史·徐侨传》云：“请从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以赵汝愚侑食宁宗，帝皆如其请。” 《宋史·理宗纪》在述录以五人从祀之诏后，接着记载说：“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 这个理由也是源于徐侨。又据《家传》，则“又奏”升子思十哲的建议同样源自徐侨。

据《全文》和《宋史》，李埴提出的十人增入名单是胡瑗、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这个名单明显可以分为理学家和欧、苏、司马两组。邵雍和周、张、二程乃所谓理学“北宋五子”，也都是《家传》称理宗说李埴建议的人选范围，但是李埴和徐侨都建议的朱熹却并不在这份十人名单之中。胡瑗和孙复的入选，应该也是出于理学渊源的考虑。弟子曾问“本朝道学之盛”，朱熹说：“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 而苏轼对所谓“庆历三先生”却不太崇重，他在熙宁四年正月反对科举改革罢废诗赋的议状中即曾说：“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 而欧阳修、司马光、苏轼三人，则是李埴父李焘在淳熙四年就曾努力推动过的，李埴仍然未放弃其父的思想，但是他的主张已经明显更加倾向于理学了。李埴自淳熙五年八月即已开始从张栻受学，端平时已受理学浸染极深。《家传》甚至称理宗说李埴建议的人选实为周、邵、张、程和朱熹，本是一份清一色的理学家名单，而这与十人名单相差颇大。今已不知理宗所说乃是李埴原请，其后上奏时增入了欧、苏、司马等人，还是理宗误记抑或有意筛选了李埴的奏请。但不管哪种情况，足可见理学的势头在其时已经盖过了苏学，但尚不足以全面压制苏学，不然苏轼等人就不会出现在这份十人名单中。此事在“令经筵、秘书省、国子监参酌熟议”后就没了下文，应该是这份调和两派的名单引起了巨大的意见分歧，遂致流产。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的淳祐元年（1241）正月甲辰，理宗便御笔诏周、张、二程和朱熹孔庙从祀，并罢祀王安石，理学一派的道统地位正式得到朝廷的制度化肯定，而苏轼享祀一事却再也无人提起。苏学在儒学道统上的竞争，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理学。

宋孝宗相当尊崇苏轼，他也是淳熙四年孔庙礼议的主要推动者，龚茂良、李彦颖作为其时权力中枢的核心成员，他们对这些情况必定是相当清楚的，但他们依然持反对的意见，其原因为何呢？前引几份资料都没有记录龚茂良、李彦颖反对的理由，龚、李二人也没有留下可资考核的线索。王淮的情况要比龚、李二人清楚一些，通过王淮或许也能多少揣度出龚、李的几许理由，并帮助我们窥探苏学在道统竞争上的困境所在。

孝宗乾道九年二月赠苏轼太师的制词就出自王淮之手，他后来又在朱唐事件中以“朱程学，唐苏学”来为唐仲友解围，他显然也深知孝宗对苏轼的偏好，但他在这次礼议中依然没有积极支持孝宗的想法。实际上，王淮对苏轼的看法在其制词中就已经展现得颇为明显，他在开篇说：“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觌，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然而，在他随后对苏轼的描述中，着重点主要都集中在苏轼的文章、政论和名节，其中只有一句“知言自况于孟轲”勉强算得上是对苏轼学术的正面评价。这与崇宁三年以王安石孔庙配享的诏书通篇赞颂其“孟轲以来，一人而已”“孔子之道，得公而明”，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也与其后理宗淳祐元年以周敦颐、张载、二程从祀的诏书称其“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相去很远。

王淮这份制词的基本精神应该还是源于孝宗本人对苏轼的认识。就在赠苏轼太师的前一月闰正月，孝宗御制的苏轼文集《序赞》开篇即说：“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 其后的序和赞全都围绕着文章和气节两个主题展开，全篇竟无一语论及苏轼之学术。孝宗大概在此次礼议之前对儒家道统论并无多少认识，他论苏轼如此，他拒绝赵粹中罢祀王安石的建议，也是因为“安石前后毁誉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落脚点同样在“文章”上。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方面，他都没有涉及王安石与儒道的关系，他大概以为“文庙”即文统之庙而已。而从《丛抄》所录李焘的文字来看，他也仍然是在延续孝宗、王淮的思路，只不过或许由于是孔庙礼议，所以李焘还是放弃了苏轼之文章，而他论范仲淹、欧阳修则重其政事，论司马光、苏轼则重其批判王安石之功绩，所谓“其用功不在决洪水、辟杨墨下”，并将此与欧阳修排辟异端一以贯之。总之，至少从《丛抄》所录文字来看，他仍然完全没有论及司马光、苏轼的传道之功。此前元丰七年孟子配享，荀子、扬雄、韩愈从祀，主要倚仗的是排辟异端之功，但其后王安石父子进入孔庙，显然已经主要是因其传承和发明儒道之功了。朱熹说“配享只当论传道”，应该已经是当时比较普遍的认识，而这正是司马光和苏轼的短板，或者说至少是当时其推崇者所忽略的而又至关重要的一点。

此外，其时对苏轼地位的推崇还有“孟子”这一两难的不利因素。孝宗御制的苏轼文集《序赞》即在开头位置引用了孔子和孟子，王淮的制词又说苏轼“知言自况于孟轲”，李焘也说司马光和苏轼排辟异端（指王安石新学）的功绩和气节“盖似孟子”，总之都逃不开孟子。然而，司马光和苏轼却恰好并不那么尊崇孟子。司马光著《疑孟》自是众所周知，苏轼对孟子要尊崇不少，他序欧阳修文集大力推崇孟子排辟异端之功，认为“以孟子配禹可也”，其《孟子论》则说孟子之“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但是，苏轼对孟子并不全然满意，他在其《子思论》中指责孟、荀、扬人性论之争“起于孟子”，其《论语说》又“与《孟子》辨者八”，后来邵博在其《邵氏闻见后录》中搜罗了很多以往非孟、疑孟的言说，他将苏轼《论语说》中“与《孟子》辨”的八条全都罗列其中。邵博《后录》因以攻击王安石而尊崇司马光、苏氏著称，在南宋流传颇广，该书将苏轼列为非孟、疑孟中的一员应也是广为人知的。其后余允文作《尊孟辨》，其选择的辩驳对象和内容便主要是以《后录》为基础的，苏轼《论语说》八条也在《续辨》之中。

另一方面，孟子的地位在经过北宋的升格运动之后，已经被绝大多数士人所接受，宋高宗甚至在建炎二年就御书了《孟子》。同时，非孟者在南宋高宗朝又屡遭打击，以至一度重新泛起的非孟、疑孟思潮终趋消歇。绍兴六年十二月，陈公辅请禁程学，张浚代笔批旨有云：“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 这一“圣训”对南宋孟子地位的稳固和继续提升影响颇大。绍兴十三年（1143）五月，“辛未，诏左从事郎郑厚自今不得差充试官及堂除。厚尝著书，号《艺圃折衷》，其言有诋孟轲者。驾部员外郎王言恭言于朝，诏建州毁板，其已传播者皆焚之。”可见郑厚因非孟而断送了仕途，其书也被销毁。此后，非孟、疑孟之语便很少再见诸文献，后来叶适“非孟”也只是否定孟子的道统地位而已，其激烈程度与此前的非孟、疑孟思潮是大不相同的。在孟子地位已经无可逆转的形势下，苏轼自身的地位还需要引用孟子来证明，而苏轼又并不那么尊崇孟子，司马光则疑孟更甚，由此而欲升司马光和苏轼于孟子之下配享孔子，说服力实在有些欠缺。

不仅如此，淳熙四年二月孝宗亲临太学时，国子祭酒林光朝所讲的乃是《中庸》，孝宗还对其进行了褒奖。《宋会要·崇儒》载，“（绍兴十年）五月十六日，（高宗）御书《中庸》篇赐秦桧，乞刊石分赐墨本。从之”。可见《中庸》在南宋依然得到从上而下的推崇。然而，苏轼沿袭欧阳修，对《中庸》并不完全肯定。苏轼虽有《中庸论》上中下三篇，但他却在开篇就说：“《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 这也与南宋的思想趋势不符。

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是苏学在极盛时期进行正统确认的一次制度尝试，也是苏轼进入孔庙享祀最为有利的历史时机。此时的苏学不仅在文学和思想上有着遍及朝野的影响，而且具备相当有利的政治条件：既有孝宗皇帝积极支持，也有赵雄、李焘等核心大臣的大力推动。然而，在这样的有利时机下，苏轼依然没有能够获得全票支持，此次礼议最终仅以罢祀王雱收场。并且，此后几年的权力格局对于苏学本来更为有利，但是增选苏轼之议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其间的原因，显然不是缘于政治权力的阻碍，也不太能够看到理学阵营在此次礼议中发出反对的声音，最为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苏轼思想与当时整体思想氛围之间所存在的扞格。苏轼进入孔庙的失败，实际上也是苏学难以在南宋争得儒学正统的一个缩影，理学取代苏学的思想影响几乎是宋代思想演进的必然结果。

本文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24年 第3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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