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对北宋政治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时期也是北宋由盛到衰的转折期，表现在货币制度上就是货币政策浮动不定，货币区域特色明显以及缺少稳定的货币调节机制。

在澶渊之盟后，宋代的政治经济进入一个平缓阶段，也是宋人所津津乐道的四圣百年时期。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宋仁宗时期政治多有兴革，对宋代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一些被后人所称道的祖宗家法因此而形成。

所悖论的是，这一时期的货币制度却少有兴革，甚至还有倒退，这表现在：首先货币政策起伏不定，兴革勇气不足。

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国内市场基本形成，政治环境基本稳定的情形下，货币应发挥促进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早在宋真宗景德年间实行的新铸铁钱已运行不便，并建议改革，一些措施也在实行。

其二货币政策上因循犹疑，反复无序。澶渊之盟后，无论是赠奉辽国之需，还是榷场经济需要，也或是国内经济所需，货币需求量的增多是必然的。但在这种形势下，仁宗朝却选择了错误的做法，一方面变相抑制铜钱的铸造和更新。

如景祐三年（1036）九月，采纳东头供奉官钱逊建议，以信州铅山所产石碌为铜原料，以解决池、饶、江三州钱监“阙铜铸钱”问题，而且明确“试验以闻”。

另一方面出于财政需要，更革了币型，扩大了铁钱的适用范围，如庆历元年（1041）八月，采纳知永兴军范雍建议，“于河东产铁州军铸大钱，以助陕西军费”。

同年十一月又令江、饶、池三州铸铁钱卷十二《仁宗本纪三》，扩大了铁钱的适用范围.和前述的做法，看似不冲突，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货币政策上的反复。

其三货币的区域性政策阻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仁宗时期，货币使用区域色彩明显，有铁钱使用区域，有铜钱使用区域，有铁钱铜钱混合使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货币使用也不完全相同。

如果说四川铁钱有其历史继承性的一面，那么西北和两淮、荆湖的铁钱则完全出于政府的财政需要。这种政策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交流。

宋代缺少必要的货币调节机制，而多采用硬性的行政手段，以致出现了为应付货币危机而采用的饮鸩止渴的作法。

在了解宋仁宗时期的货币政策后，不能不对宋仁宗时期的货币种类、货币政策以及对商品经的影响做一了解。下面分别介绍之。

（一）货币种类

宋仁宗时的货币种类很多，不仅有铜钱、铁钱、银钱、金钱以及在四川等地实行的纸币—交子，而且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实物货币，由于朝廷的推行，还有度牒等变相的证券货币。

首先谈到铜钱和铁钱。这是宋仁宗时期两种主要的货币，从全国范围讲，前者是主要货币，而且铜钱是宋代标准的价值尺度。

不仅商品的价格主要以铜钱来表示，其他各种货币也都以铜钱为标准来确定其购买力。实际上后者的适用范围也有渐趋推广之势，不限于“铜钱行于天下，铁钱止于川峡”的说法。如前所论，在经过一定的争执后，交子最终获得了合法地位，并得到推广。

由于货币的供应不足，以及一定程度上货币信用程度的降低。度牒等证券货币的作用也突出了。

其四金银钱，金银钱除了在宫廷流通外，在一些地区也有流通，但范围极为有限，某种程度上是不受鼓励的。如宋仁宗时张瑰任职淮南“三司下诸道责羡财，淮南独上金九钱，三司使怒，移文谯切，（张）瑰以赋数民贫对”。卷八十九《张瑰本传》不难看出，宋仁宗时期货币的种类还是很多，即使同一种类，也存在当三钱、当五钱、当十钱等之分，可见种类之多，地区货币政策的差异使种类更为复杂。

（二）货币政策

宋仁宗时期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讲是不系统的的、散杂的，但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毫无起色，除了前述施行货币区域化政策外，严谨盗铸和维护铜币的货币地位则是其值得注意的主要政策。

首先严谨盗铸，以实现“禁盗铸钱者，趣使为农，物价既平，商贾遂通”卷三百九十九《郑戬本传》的目的。

盗铸之所以屡禁不止，既是因为利益至大的缘故，也是和一些地域的特殊情况密不可分的。以河东为例，“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卷一百六十八皇祐二年五月戊子对于如何治理，官员可谓费尽心机。

如针对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以至市易不通”情况，以“见行当三大铜钱、大铁钱并当小铁钱之二本路官员已支三月俸者，即计其数贴支”的作法，实现“盗铸乃止”的目的。

对于关中“行当十铁钱，盗铸不可计”的现象，官府的做法可谓毒辣之极。“时州县已散二百八十万缗，亟下令更为当三。民出不意，荡产失业，多自经死，然盗铸遂止”。卷八十九《傅求本传》就是在向市场投放货币的同时，通过货币的升值来防止盗铸，以维系铜币的低位。

其次维护铜币的货币独特地位。为防止辽国等化铜铸兵器等做法，宋仁宗朝采取了严格的禁止铜钱外流的措施，严防铜钱流出境外。庆历元年（1041）五月下诏：“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远恶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卷一百三十二庆历元年五月乙卯。

同时为维护铜钱独特货币地位，不断因时对铜币铸造进行更革，宋仁宗宝元、庆历年间，因战事紧张，为制止盗铸，“以折十大钱杀为折五，盗铸不已，又杀为折三，所获之利犹博，刑辟尚多，不得已而以一大钱折二小钱，盗铸稍息。”卷五百十二元符二年七月癸卯，这种手段最终达到了维护铜币地位的目的。

宋仁宗时期的货币政策对之后的影响是很大的，一定意义上讲，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使之后的北宋货币形势雪上加霜，甚而捉襟见肘。

宋神宗时期熙宁改革虽不乏神宗、王安石等人的躁进之态，但其近于激烈的改革，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恰恰说明是对宋仁宗政策的反动。

即如纸币交子而论，在陕西废罢后，引起极大不便，“访闻陕西自罢滥钱后，军民交易，尚为兼并之家不肯以省样铁钱与铜钱一般行使，亏损官私，深属不便。”卷二百七十七熙宁九年七月丙子，但之后由于货币形势所逼，又在商州等陕西地带，恢复交子的使用。

其便宜正如所言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红崖、清远铁冶所收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卷二百五十九熙宁八年四月戊午，这种做法似乎也没有得到坚持，甚而被予以限制，只是作为铜铁钱的辅助品而用。

“诏秦凤等路都转运司相度所铸大铁钱，约补足所废监钱数及充交子本钱外，不须广铸，委熊本总制营办”卷二百六十一熙宁八年三月丁酉，实际上，纸币—交子—作为便利的货币，具有很大的优点，对于北宋经济发展，根治经济积弊有莫大的作用。

本来如皮公弼所言，完全可以进一步设想，以铜铁钱作为纸币称提物，发展现代准备金制度。但由于受限于宋仁宗的货币观念，不仅纸币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铜币被铁币所取代的呼声甚嚣尘上，到宋徽宗时更是江河日下，以陕西为例“时议更陕西大铁钱，价与铜钱轻重等”，而官员赵遹却认为“铜重铁轻，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谁信之？以人夺天，虽厉其禁，终不可行也。”卷一百七《赵遹本传》语气和宋仁宗前述言语何其相似乃尔。

在货币制作上的随意又加重了这一认识，据崇宁间，对于“大泉当十”货币几经更革与禁止，但仍“私铸如云，论罪至死。虽命官决杖、黥配，然不能禁。”最终“废为当五，旋又废为三。初，熙宁间铸折二钱，故崇宁大泉始亦号折十。已而群阉谓徽宗乃神宗第十子，而折非佳名，遂称当十。已而遂降旨云先君又言改当十为当五也”。

卷下货币制作的反复随意处处烛照着宋仁宗年间的影子，这种祖宗家法的继承使北宋末年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加速了北宋的灭亡，从货币政策来讲，宋仁宗时的货币政策难辞导致北宋灭亡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