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底，开国中将、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刘飞突然昏倒在办公室，后来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可谁也没有想到，经医生诊断后发现，刘飞患上了胃癌。

尽管刘飞仍然觉得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一把子力气，但胃癌的病痛却无时无刻在折磨着他，考虑到将军的脾气个性，身边的人都自觉向他隐瞒了病情，刘飞后来被送进手术室，切掉了大约五分之四的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到上海视察时，还特意去看望了这位老部下。

看着老战友消瘦的身形，许世友心里也很难过，但他并没有把情绪表露在脸上，而是高兴的上前打招呼：

“刘胡子，身体怎么样？还能不能工作。”

刘飞展颜一笑，高兴地回答道：

“没问题，再跟着你许司令打仗也不会掉队。”

开国中将刘飞的名字或许在绝大多数人看来，确实是名声不显，但他身上传奇的事儿太多，以至于后来还被写进了样板戏里面，《沙家浜》里的郭建光，原型就是刘飞，只是将军从来不承认。

据刘飞将军的儿子刘凯军回忆称：

“父亲常常说，我不是郭建光，我不过是其中一员。《沙家浜》是文艺创作，是文艺作品。它是新四军的军民鱼水情升华出来的戏剧，来教育人民的，我怎么能贪天功一样的。”

老一辈儿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许世友与刘飞关系莫逆，两人从土地革命时期就认识。

据说有一次，身为连长的许世友下部队，有意要考教战士们的功底，于是让战士们轮番上来和他较量。

不过，许世友当兵多年，更兼在少林寺学过武，一般人轻易近不了他的身，连续几名战士上来和他较量，都被他掀翻在地，这也不奇怪，以许世友的身手，在战场上轮开了大刀，十几个人也近不了身。

“还有谁想试一试吗？”

就在这时，一个瘦削的战士从人群中走出来：

“报告，我想试试。”

这个年轻的战士就是刚参军的刘飞。

许世友看着眼前瘦弱的战士，心里满是狐疑：

“你确定你要试一试，不后悔？”

“报告，我不后悔。”

“好，那你上来吧。”

从某种程度而言，许世友这一会儿确实是轻敌了。

刘飞上台后与许世友两下一交手，许世友立马就察觉了不对劲儿，眼前的这个战士虽然瘦削，但力气却很大，但他没学过系统的武功，所以上来以后完全是属于那种“三棍子打死老师傅”的野路子。

可就这么较量了一会儿，许世友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滴了下来。

大概有个十几分钟，许世友被刘飞一把抓住空档，直接掀翻在地。在场所有人都开始叫好。

许世友很大度，一贯也只是服气比自己强的人，一个骨碌爬起来，朝着战士竖起大拇指：

“你这小子不错，有一身的蛮力，还懂得如何使用技巧，不错不错军队就需要你这种人才。”

许世友也是后来才知道，刘飞十几岁的时候，就到了码头扛大包，一个百斤重的大包，他一只手就能拎起来，也因为这个缘故，刘飞锻炼出了一身蛮劲儿。

不过，许世友也看出刘飞没有武术底子，于是平常有事没事儿，都把他叫过来指点，两人后来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有很多个版本，还有不少文章中称，刘飞对许世友自我介绍，就是叫刘飞。

要说起来，刘飞将军原来其实不叫这个名字。

1905年12月，刘飞出生于湖北黄安八里湾罗家田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里有兄弟姐妹私人，父亲刘焕昆本身也是受苦出身，但为了能给儿子取个好名字，特意请了同村有文化的秀才，秀才翻阅典籍，考虑了一会儿，最后告诉刘焕昆：

“就叫刘松卿吧。”

因为出身贫苦，刘松卿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学习文化，一直到参军以后才慢慢开始学识字。

不过，苦日子这才刚开始，刘松卿3岁时，父亲去世，据说是因为给地主家盖房子，不小心从屋顶摔下来，没钱治病去世，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在母亲身上，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两个姐姐也被迫送人，早早的便也去世。

1923年秋，刘松卿背井离乡，到了汉口以后，刘松卿干过旅馆活计、干过码头苦力。

大革命时期，北伐军打进了汉口，刘松卿在汉口加入了工会，积极揪斗恶霸。

不久之后，家乡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刘松卿急忙回乡探母，当时革命的浪潮已经席卷全国，老家周边也组织了各种农会，只有家乡八里湾的农民始终不敢站出来革命，关键时候，是刘松卿主动站出来振臂一呼：

“种粮的没粮吃，织布的没布穿，挣钱的没钱花，有理的没理讲！如此世道，天理不容！”

在刘松卿的带领下，八里湾罗家田村的农会是办的最好的一个，也是声势最大的一个。

到后来国共合作破裂后，刘松卿又在当地积极领导了自卫队，袭击当地反动武装，不久之后又率领农民自卫队参加了黄麻暴动。

1930年1月，红十一军31师（原黄麻起义后成立的工农红军鄂东军改编）的队伍扩红，刘松卿率领本乡本村3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成为了红十一军31是第二大队的一名战士。

当时，征兵的干部问他的名字时，刘松卿摇头表示不会写，于是征兵的干部就自作主张写了“刘松清”三个字。

等到刘松卿弄清楚“卿”和“清”字不同的时候，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儿了。

后来刘飞两次改名，都和陈老总有关。

一次是1939年5月初，根据中央的决定，叶飞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在苏南东路地区与江南抗日义勇军会合，因当时国民党当局蓄意挑起摩擦，新四军处境艰难，当时六团的干部都在国民党当局挂了号，于是在陈毅的建议下改名，当时叶飞也改名叫叶琛。

临出发前，陈毅找到了时任六团政治部主任的刘松清嘱咐：

“现在革命形势很严峻，你的名字也上了‘名单’。改个名字吧，说说你想叫什么？”

刘松清闻言称：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抗日需要，改名可以，改姓可不行。”

“你倒是颇有大丈夫气概。”陈毅沉思了一阵，对他说：

“那就头脚不动，改叫刘清吧。”

刘飞将军第三次改名，是抗战胜利前夕。

1945年4月，刘清在友邻部队配合下打掉了途经周庄的一支伪军部队，因战前计划周密，此战大获全胜，军长陈毅得知消息以后，又把刘清叫到了身边：

“我要重新给你改个名字，你是新四军里的张飞，我看你以后就叫刘飞好啦！”

刘飞的大名从此跟随了将军一生。

刘飞参军以后，在红十一军31师第二大队，当时许世友恰好在第二大队任连长。

许世友喜欢勇猛善战的战士，一下子就注意到了人群中的刘飞，刘飞虽然没有学习过文化，但因为常年受苦，锻炼出来一把子苦力气，据说能徒手把一根青毛竹拧裂，许世友不信邪，这才有了后来的军中较量。

显然，如果比掰手腕子，许世友不是刘飞之敌，但如果较量武艺，刘松清就不是许世友的对手。

1931年6月中旬，徐向前指挥红一军一师进攻杨家寨车站，这一战刘飞手持大刀冲在最前面，连续砍翻了数名敌人，荣升副班长，并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下旬，一师攻打杨家寨以东的杨平口，刘飞又是手持大刀冲锋在前，一下子砍翻了数名敌人。

据说战后刘飞血染征衣，仔细检查后才发现，他身上全是敌人的血。

不过，在战斗中，刘飞也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

从1930年下半年，红一军连续打了几场吃力不讨好的攻城拔寨的作战。

刘飞注意到，每次仗打的正激烈的时候，军首长就会下令撤退，这也让他很不理解，后来他才明白，一场战争光是他一个人勇猛是没什么用的，因为红军整体实力不足，缺枪少弹，硬拼伤亡大，战果小，得不偿失。

刘飞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后，每逢闲暇之余，就缠着部队文书认字，文书给他缠的受不了：

“你不好好休息，哪有力气打仗。”

刘飞哈哈一笑：

“我有的是力气，就是没文化。这样吧，我卖力杀敌，你用心教字，我杀一个敌人，你教我一个字，怎么样？”

就这样，刘飞与文书约定，每杀一个敌人就换一个汉字，基本上每次战斗，刘飞都能学到20来个字，就这么陆续的交换，刘飞从文书那里学来了几百个常用字，总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化水平的不足。

抗战爆发以后，刘飞进入抗大，得以接受系统的学习教育。

当然，刘飞身上最出名的，还是《沙家浜》里的故事。

1939年5月，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与江南抗日义勇军会师后，改称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叶飞、刘飞（当时叫刘松清）继续兼任原职务。与此同时，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纵指挥部，刘飞任政治部主任。

江抗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极大的不安，他们暗中授意苏南东路地区的“忠义救国军”下手。

1939年9月22日，江抗部队与“忠义救国军”战于江阴县顾山镇，激战中刘飞左胸中弹，身负重伤被抬下了阵地。更为严峻的是，江抗主力在敌人的压迫下，生存很艰难，不得已之下只能转移到扬中休整，这群伤员就只能继续留在原地。

当时，江抗的医疗条件是很差的，在阳澄湖设立的后方医院连手术器械也很短缺，根本就没办法取出子弹，因被敌人围追堵截，刘飞带着这部分伤员就只能钻进阳澄湖的芦苇荡中躲避。

刘飞之子刘凯军后来也回忆称：

“他这个后方医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医院，就只有几艘小船，情况好，船到岸边，到老乡家里住上一晚，情况不好的话，就在芦苇荡里。”

1939年10月，刘飞和在医院养伤的六团作战参谋、“江抗”五路司令夏光接到上级指示，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新“江抗”），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刘飞带着这支只有几十人的队伍继续活动在阳澄湖地区，反击日伪顽军。

刘飞的伤很重，特别是子弹没有取出，给他的健康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子弹打穿了肺，所以刘飞每咳嗽一声都会吐血。

以至于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以刘飞的伤势，他活不下来了，但他最终还是以顽强的毅力撑了过来。

与此同时，新“江抗”不断发展壮大，先是一个排，后来又发展为一个连，在太仓、昆山一带，到处都流传着“江抗”的事迹，以至于老百姓道路纷传：

“‘江抗’没有走，还有大部队在这里经过。”

不过，陈毅那时很记挂着刘飞的伤势，后来派人找到他，打算将他送到上海去治病，刘飞满怀担忧的问了一句：

“我要走了这支队伍怎么办啊，谁来带？”

当时，陈毅指定夏光在刘飞走后，出任江抗东路司令部司令员。

夏光后来也成为《沙家浜》郭建光的原型之一。

只是很遗憾，刘飞被送到上海治病，其实已经有些迟了，子弹深深的嵌在肌理，难以取出，因为冒险取出风险太大，所以医生建议保守治疗。

1940年2月，刘飞归队。

刘飞归队时，谭震林已经负责了苏南东路党政军全面工作，并担任着江抗东路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夏光任参谋长，刘飞伤愈归队后，出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因刘飞之前便担任过江抗政治部主任，与地方武装头目有很多往来。

在刘飞的努力下，江抗很快发展起来，人数扩编至5000余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央宣布重建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刘飞任十八旅53团团长兼政委。

随着部队陆续改编，刘飞没有再离开“江抗”，陆续出任了第54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旅长兼苏中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苏中军区教导旅旅长。解放战争开始以后，教导旅改称新四军第一纵队第2旅，刘飞任旅长，扩编为师后，刘飞继续担任2师师长。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爆发，当时刘飞已经担任了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因纵队司令员叶飞因病休养，因此刘飞以副司令员的身份，指挥全纵队作战。

当年年底，淮海战役尚未结束，刘飞便在硝烟中接受了随军记者崔左夫的采访。

采访过程中，刘飞指着2师指战员说：

“看这些战士，别看现在人这么多，当初只有36个。都是一点一点拼出来的。我建议你写一写我们这个二师。”

崔左夫一听这个故事，大受震撼，回去后写下了《血染着的姓名》一文，后来上海沪剧团看到这篇文章后，以此为蓝本，改编为话剧《芦荡火种》，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改编为京剧《沙家浜》。

刘飞自从胸部中弹后，身体情况便一直不是很好，建国后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

1949年9月，刘飞因身体原因，卸任第20军军长职务，一直到1950年11月，才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出任皖南军区司令员。

1955年9月，刘飞调任南京军区公安军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过去工作忙碌的时候，刘飞就一直有写回忆录的想法，据说崔左夫写《血染着的姓名》文章时，刘飞还将自己撰写的一部分材料给他参考。

1964年3月，刘飞因积劳成疾休养后，准备查阅资料写回忆录，把当年江抗时的经历写一写。

可没想到的是，《沙家浜》大火了。

对于上海沪剧团创作《芦荡火种》，刘飞一开始是很支持的，他本来的意思也就是想宣传宣传江抗战士们英勇奋战的历程，可没有想到的是，1964年5月，沪剧《芦荡火种》在北京演出，受到了毛主席的喜爱，并以此为蓝本移植给了京剧。

京剧《沙家浜》在全国热映，引发了观众们一直好评，更有了解当初那段经历的人，对外都不约而同的宣称：

“刘飞就是《沙家浜》里的郭建光！”

刘飞担心如果自己此时写，不免让人认为自己这是在摆资历，讲功劳，思来想去，他决定暂时搁笔。

当年写下文章《血染着的姓名》的崔左夫建国后还几次上门拜访刘飞，想为他撰写回忆录，但都被将军拒绝：

“我刘飞个人算不了什么。”

一直到去世，刘飞也再未执笔。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遗憾。

1964年3月，刘飞因病休养，医院确诊为胃癌，许世友后来听说此事后，还下令给医院，要求医院全力救治。

刘飞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身体情况略有好转，许世友到上海探望时，他又立即提出了工作的请求，许世友也很高兴：

“好啊，来当军区副司令员吧，给我当副班长。”

不过因身体缘故，刘飞拖了两年没去，一直到1966年8月，才动身前往南京。

当时，南京军区两次上报中央军委，请求任命刘飞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但不知道为何，始终没有获得批复，因此刘飞在无职衔的情况下，在南京军区工作了许多年，一直到1980年5月，才被任命为南京军区顾问。

1984年10月24日，刘飞病逝于南京，享年79岁。

刘飞去世是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遗产，他生前就常说一句话：

“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这洋房、汽车、家具统统是公家的，连我这个人都是党的。我死后不会给你们留下什么遗产……”

唯一留下的是那枚嵌在胸前的弹头，是刘飞将军的夫人朱一请求医生专门拿出来，准备给子女留作纪念的，后来这枚弹头被将军的家人捐给了苏州革命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