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曹叡在实施法治、专制用权这两个主要方面，都与秦始皇、汉武帝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刘晔、陈寿的见解信而有征。另据《三国志》卷二一《傅嘏传》，傅嘏任陈群司空掾，著文批驳刘劭考课法云：

自建安以来，至于青龙，神武拨乱，肇基皇祚，扫除凶逆，芟夷遗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给。及经邦治戎，权法并用，百官群司，军国通任，随时之宜，以应政机。

傅嘏的本意在于说明曹魏自创业以来，军事繁忙，制度未立，考课之法难以实行，但他提到“经邦治戎，权法并用”，表达了对曹魏治国方针的看法。个人认为，就一般情况而言，以“权法并用”来概括自曹操以来曹魏治国方针的共同特征，是可行的。然而，曹操、曹丕统治时期的治国方针，各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内涵，却不是“权法并用”所能充分表达的；“权法并用”一词最适合于曹叡统治时期的治国方针。

魏明帝在运用权、法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失误。以下我们对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略作考察。

首先，修治宫室，极尽奢华。太和六年（232），明帝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这是他修治宫室之始。青龙三年（235），明帝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望见孟津，因辛毗劝谏而止。由于崇华殿火灾，复立崇华殿，更名为九龙殿。其时“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

其次，用法峻急，率意而行。《三国志》卷二四《高柔传》载：“是时，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又任用校事，“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景初间，宫室盛兴，民失农业，期信不敦，刑杀仓卒”，王肃为此特意上疏劝谏。明帝“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规谏，明帝置之不理。上述两个方面，都是明帝专制用权而扰乱民生之弊政。

再次，在统御百官方面，明帝宠信近侍，疏远大臣。文帝在位时，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共掌机密。明帝即位后，更加宠任刘、孙二人。据史载，“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蒋济为此上疏，剖析宠信“近习”的危害，指出“人君犹不可悉天下事以适己明，当有所付”，即应当将权力适当下放给大臣。明帝虽然褒奖蒋济“忠诚”，似乎并未接受其劝告。这里需要指出，明帝是按照“料简功能”的一贯原则来任用、驾驭大臣的。冗从仆射毕轨推荐辛毗代王思为尚书仆射，明帝不从，因为辛毗虽然“亮直”，却不及王思能“效力”。陈群以司空录尚书事，侍中吴质对明帝称“陈群从容之士，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明帝深表赞同，发切诏督责陈群。陈群历仕曹操、曹丕，累当重任，虽说是“从容之士”，短于事功，但在群臣中深孚众望，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明帝仅以“功能”一项标准看待他，自然失之偏颇；而以陈群的声望，发切诏责之，更有失君臣和谐之道。从另一方面说，明帝统治后期，司马懿专擅疆场，主持对蜀战事并率军讨平辽东，也是因为司马懿擅长用兵，而明帝坚持“料简功能”的用人原则使然。但是，当时明帝已对司马懿是不是“社稷之臣”产生怀疑，却不考虑对其权势有所裁抑，而是任其发展，视其坐大。这不能不说是明帝昧于形势，用权不足。

最后，在维护皇权方面的失误。以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为代表的曹氏、夏侯氏宗族是曹操创业过程中的一支骨干力量，以后成为曹魏王朝的重要支柱。明帝即位后，继承了这份遗产。但是，曹休、曹真在太和二年（228）、五年相继去世后，曹魏王朝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亲皇室势力对军权的控制极大减弱。客观形势要求明帝作出必要的反应。太和五年八月，明帝下诏，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领嫡子一人朝聘，始开解除宗室禁锢之端。太和六年二月，改封诸侯王，以郡为国。这表明明帝已经注意到曹休、曹真过世后亲皇室势力削弱的现状，试图有所举措。后来，明帝又诏孙资云：“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明帝所说的“亲人”，主要是指上述曹氏、夏侯氏宗族；至于宗室，他仍存有疑虑。实际上，明帝确实在这方面有所安排。当他病重时，最初拟定的辅政班子中，以燕王曹宇为首，有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曹宇是曹操之子，他被明帝授予辅政重任，事出仓促；一旦刘放、孙资搬出“藩王不得辅政”的“先帝诏敕”，明帝便将他罢免。其余四人中，夏侯献、曹爽、曹肇都属曹氏、夏侯氏宗族，秦朗则是曹操的“假子”，都占据着中军要职。然而，仔细考究，明帝在培植亲皇室势力方面所做的工作是相当不够的。他在位期间，宗室王公“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禁防壅隔，同于囹圄”的情况并无实质性变化。这显然是承曹操、曹丕创制著令之余绪，不愿因诸侯预政而败坏朝纲，事既出于“公心”，我们当然不宜过分指责。但是，在发挥曹氏、夏侯氏宗族的匡辅作用方面，明帝是可以有更大作为的。查《三国志》卷九《诸夏侯曹传》，曹氏、夏侯氏宗族子弟中，具文武才略者颇不乏人，如果有选择地加以培植，授以重任，应该能形成相当势力，拱卫皇室。再就上述占据中军要职的夏侯献、曹爽、曹肇、秦朗等而言，除秦朗曾在青龙元年（233）率军出击鲜卑外，其余三人都不曾有领兵作战的经历，因而很难形成持久有效的权势。各种情况表明，明帝在亲皇室势力明显削弱的形势下，虽然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却不敢大胆决策，着力扶植亲信势力，表现出权谋不足的缺陷。

以上考察说明，魏明帝实施“权法之治”，在“宰官治民”方面的确存在一些弊政，但他注重法制和吏治，依法管理官吏，基本上保证了当时政治的清明，应该予以肯定。

与“宰官治民”相比，魏明帝在处理统治集团上层关系，维护皇权方面的失误较为显著。当他病重，拟定辅政班子时，这方面的弊病便彻底暴露出来。在确定辅政班子的全过程中，除了刘放、孙资等近臣，夏侯献、曹爽、曹肇等曹氏、夏侯氏宗族子弟外，竟无一位大臣参与，而明帝改变初衷，最终确定以曹爽、司马懿辅政，则完全是刘放、孙资一手操纵的。明帝亲近侍、疏大臣的弊端，在此关键时刻看得最为清楚。待到明帝去世，齐王继位，魏室衰微之势已是积重难返，终于被司马懿迁移政鼎。后人批评明帝“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是中肯的。

对比以上两个方面，我们也更加相信，魏室之亡并非由其政治腐败而丧失民心，实是统治集团上层权力斗争的结果。

本文节选自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增订本）》中篇第二章“论魏明帝的‘权法之治’”，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