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军败局已定，大批高级将领开始规划后路，与我方保持联系伺机起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形势所迫，但这些人的做法，还是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减少了军民损失，是一种贡献。1949年5月，时任国军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奇伟中将，秘密联络一部分粤系军官，决定弃暗投明。

吴奇伟出身北伐“铁军”第四军，抗战时他态度积极，在淞沪会战、万家岭战役、鄂西会战时都有很好的指挥表现。而解放战争中，吴奇伟也没有与我军过多积怨，49年选择起义是很明智的。原本这样的事情，应当高度保密、低调进行，但吴奇伟非常尊重和信赖粤系首领张发奎，起义前他专程去见对方，并将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请示”这位老上司的意见。

张发奎在国军高层，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他虽然是国民党陆军上将、粤军大佬，但却与我方渊源极深。张发奎一贯不认可蒋某人，同时也不打算继续留在大陆，事实上他的晚年主要在香港度过。吴奇伟是张发奎嫡系爱将，听闻对方的想法后，张发奎并不吃惊、也不反对，而是语重心长地叮嘱了一句：你过去以后，好好找一找剑英！都是第四军出来的兄弟，我想他还是会照顾你的。

吴奇伟非常感慨，他对张发奎所言深以为然。后来吴奇伟通电起义，并且得到我方厚待，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务，还当上了广州大学董事长。叶剑英在建国后恰好主持华南地区工作，吴奇伟主动拜访过他多次，二人的关系不错。张发奎很关照吴奇伟，其实也一直欣赏、记挂着叶剑英，正如张发奎说的那样，他们3人都是第四军的代表人物。

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张发奎麾下的国民党第二方面军里，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曾多达2000余人，这还不算没有入党、但受到我党实际控制影响的左派官兵，数量极为庞大。张发奎早年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并且是个性情中人，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较真诚友好。第四军乃至国民党二方面军，是我方官兵在那一时期最好的“实训基地”，培养出来的人才很多。

1927年南昌起义发生时，叶剑英名义上是张发奎的部将之一，担任第四军参谋长。这场起义是我军建军的开端、意义宏大，但对张发奎本人的冲击却非常严重：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当时都在张发奎二方面军建制之下，南昌起义抽走了张发奎一半以上的精锐官兵，他本人被蒙在鼓里，实力大为折损；更关键的是，直接惹上了“通共”嫌疑，个人处境十分艰难。

但张发奎为人，还真是“够意思”。1927年8月3日起义部队开始撤离南昌，8月7日张发奎的主力才“追”到这里，给起义军留下了充足的转移时间；此后张发奎也没有难为自己部队里的共产党员，让他们全部离队，并且给予路费。张发奎晚年回忆，情况最复杂的时候，自己没有抓过共产党员、也没有下过杀手。从一个国军高级将领的角度而言，绝对算是仁至义尽了，毕竟阵营不同，很难再找到像张发奎这样的例子。

叶剑英了解张发奎，知道他内心不想难为我党官兵，又需要做出样子划清界限，以保全自身。机智的叶剑英，在南昌起义发生后，用巧妙的方式当众劝说他：与其追击南昌起义部队、拼个鱼死网破，倒不如借这个机会南下，趁机把队伍开进广东。粤系将领都支持这一提议，可以扩大势力范围、还能杀回老家，何乐而不为？于是张发奎便顺坡下来了，采纳了叶剑英的方案。

总体来说，张发奎是一名是非观念很强的爱国将领、民族大义无缺。解放战争期间，他基本没有率部跟我军直接交手，与我方的一些重要官员，也保持着过往“和而不同”的微妙关系。1980年张发奎在香港病逝后，重情重义的叶剑英元帅，专门向他的家人发去悼念电，言辞情真意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