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七月初四，李鸿藻的嗣母姚氏不幸病逝。依照礼法和传统，李鸿藻需要停职返乡为嗣母服丧并守制（27个月）。此时李鸿藻肩负着军机大臣和同治帝师这两个重要职务，因此他的去留也成了朝堂的头等大事。
七月初七两宫太后召集军机大臣和几位帝师会商此事，众人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意见。
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和军机大臣宝鋆、文祥等认为李鸿藻责任重大，不能轻易离职，需要“夺情”。同为帝师的倭仁、翁同龢、徐桐三人则认为夺情与礼法不合，李鸿藻必须返乡守制。
奕訢应该是早就预料到了这种争执，他拿出了当年乾隆要求朱轼、于敏中夺情的诏令原件，以证夺情是特殊时期的惯例和祖制。虽然倭仁、翁同龢、徐桐三人难以直接反驳，但就是不松口同意夺情之事。
当宝鋆公开讥讽帝师们是“明代酸儒迂腐的弊习”时，两宫太后怕气氛变得愈发尴尬就不待结果草草结束了这场商议，但是两宫太后对这事已经有了主意。
初九两宫太后发出懿旨命李鸿藻“守孝百日后即赴弘德殿授读，仍在军机处行走，遇朝会不必与列”，也就是要求李鸿藻“夺情”。同时为了照顾李鸿藻的名声，以皇帝的名义降恩赐祭并赏白银两千两用以料理丧事。
但是李鸿藻本人却强烈反对，他不接受懿旨并正式上奏朝廷要求返乡丁忧。当月十六日，两宫太后再次发出谕令，要求李鸿藻夺情，而且这次太后们还把先帝咸丰给搬了出来。
太后们的意思是先帝特意挑选你做帝师，临终前还把年幼的皇帝托付于你。现在你怎么能撂挑子不干了，你就是这么回报先帝的恩情？
李鸿藻还是不同意，他再次上奏要求返乡守制，拿出的理由是“忘哀变服者不能为人子”。意思是不守制就没资格做人子，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处理朝政、教育皇帝？同时倭仁、翁同龢、徐桐也发动朝臣们联名上奏，力挺李鸿藻。
李鸿藻和帝师们的死硬态度让慈禧太后很不高兴（慈安对此事没有明确意见），她于七月二十二日在养心殿东暖阁再次召集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等军机大臣和三位帝师商议此事。
人到齐后慈禧上来就先声夺人，质问倭仁、翁同龢、徐桐，李鸿藻连续上奏不同意夺情，是不是你们仨不体谅他的苦衷逼迫于他？如果事事都拘泥常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也不合礼，是不是认为她们两位太后违制？
慈禧这顶帽子扣得很凶也扣得很大，恭亲王奕訢趁势站出来责备三位帝师，醇亲王奕譞和军机大臣们也纷纷责难。倭仁、翁同龢、徐桐三人意识到形势不利，均不敢再反对夺情了，就此朝廷对于李鸿藻夺情之事达成了“共识”。
但是李鸿藻仍然在坚持，即便是奕訢亲自上门以“国家休戚与共”来劝，他也不松口。就这样拖到十月，两宫太后之前说的“百日”之期快到的时候，李鸿藻又上奏朝廷要求返乡守制。
这时御史张观准也参和了进来，他上奏朝廷以“贤臣不易久离”为由，请求两宫太后务必挽留李鸿藻，也就是让他“夺情”。有了这个奏折，慈禧的态度也更加强硬，再次发出懿旨拒绝了李鸿藻的请求（但表示他扶灵返乡时给他批假）。
俗话说事不过三，作为朝堂的重臣，李鸿藻也清楚自己不能再这么和太后们硬“怼”下去了，但是他又不愿意“屈从”，于是搞了个变通的方法 – 以病假代守制。
百日期满后，李鸿藻上奏朝廷称自己身体有恙，恳请朝廷给予假期调养。但病假快到期时，李鸿藻又接着请“病假”。李鸿藻就这样连续请了四次超长“病假”，到同治七年十月十五日才“调理”好身体，销假上班。
那么李鸿藻到底算是“守制”还是“没守制”？
严格来说，李鸿藻并没有守制。首先朝廷在名义上没有同意他守制，所以作为朝廷官员来说他也不存在“守制”这个事实，文牍记录上是病假。其次守制也不是嘴上说说得，它有着一套严格的礼仪规制。别的不说，李鸿藻不能长居嗣母坟前，他自己也不敢说“守制”了。
但是从道义认知上当时很多人又认为李鸿藻“守制”了。毕竟很多人在意的是你有没有“守制”的心，而不是有没有“守制”的事实。装孝子的方法很多，但真正愿意在心里做孝子的人反而没几个。
李鸿藻没有眷念权势地位去寻求“夺情”，虽然最后迫于朝廷压力未能真正“守制”，但他却对自己做了“自我放逐”。这在不少人看来，比那些在家守丧却各种鸡鸣狗盗的人强太多了。
为什么在李鸿藻执意守制的情况下，恭亲王、军机处、太后们却一定要“夺情”？而李鸿藻明知朝廷不允许他守制，却还冒着冒犯太后的风险搞“自我守制”？
其实他们双方争的就是“坚持”。
李鸿藻不但是晚清名臣、三代帝师祁寯藻的得意门生，还是联姻的亲家（李鸿藻的长女嫁给了祁寯藻的孙子）。两人的关系那真是铁的不能再铁了，祁寯藻曾经说过“他日能承我衣钵者，唯有鸿藻”。
祁寯藻之所以这么看重李鸿藻，除了李鸿藻的学识能力外，他们都是传统理学的忠实信徒。思想上均主张复兴理学，对外持强硬态度，非常排斥外来的思想和文化等等。
在祁寯藻的提携和帮助下，李鸿藻不但成为帝师和军机大臣，也承接了祁寯藻的衣钵成为朝堂理学、清流们的领袖。后形成了以李鸿藻、倭仁、翁同龢、徐桐四位帝师为核心的清流团体。
而与他们相对的则是以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军机大臣宝鋆为核心的“洋务派”。这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承认洋夷们在某些方面优于天朝，认为应该主动与洋夷合作学习技术并对皇朝进行改良等。理念上的不同，导致这两派经常争锋相对、攻讦不断。
因此奕訢坚持让李鸿藻夺情并不是弘德殿（同治学习的地方）和军机处缺了他就玩不转了，单纯的就是想通过这件事打压清流和理学派。意思是你们的领袖都破例“夺情”了，你们还坚持什么“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
而李鸿藻死活也要实现“守制”，也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酸腐只认死理。举个例子，李鸿藻是当时京师首屈一指的收藏家，要做到这一点有个前提，得财力雄厚（倭仁就很拮据）。李鸿藻一是靠遍布天下的门生故吏的孝敬，另一个他也很会“投资”做生意，天津的大盐商姚学源就是他表弟。
李鸿藻是要以实际行动鼓舞自己的“同志”，要保有斗志坚守自己心中的信念。
慈禧在参政前期还未在朝堂培植出势力，加上慈安在宗制礼法（皇后）上高她一级，并不能大权独揽。因此她选择与奕訢结成政治联盟，所以在李鸿藻夺情上选择和奕訢保持着一致，而且李鸿藻和帝师们的反复顶撞也确实让她恼火。
但是慈禧（包括慈安）同时也防范着奕訢架空她和同治，她也需要清流、理学派制衡奕訢（这是李鸿藻能成为军机大臣的重要原因）。所以李鸿藻后面阳奉阴违请超长“病假”时，慈禧虽然很不痛快但也故意装作不知，免得奕訢借机上纲上线。
不过李鸿藻的自我放逐实际也削弱了朝堂清流，让他们更难阻挡“洋务派”对皇朝的革新，再加上无法抗拒的时代洪流，国家和民族也走到了和陪伴自己千年的“理学”说再见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