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周光召在深圳第三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高新技术论坛上。（视觉中国/图）

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会议，曾每年轮流在中美两国召开。1986年之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每次都担任中方主席并亲自参会。外方主席仅是美国能源部主管高能基础研究方面的负责人。外事部门中有人觉得周光召级别过高，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这是一个科学性很强，又很重要的中美科学方面的合作，不能用级别高低来对待”。

这是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在一篇文章里记叙的细节。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周光召的一生担任了许多职务，扮演了多个角色，但他的底色，始终是一名科学家。

在更多普通人的心目中，周光召是“两弹一星”元勋。他还是科研人员心目中的中国科技事业领航者与战略科学家。业内多位人士评价，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周光召让中国科学界少走弯路，努力行驶在正确的航向上。

2024年8月17日晚，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原院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院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在悼文中写道，“光召先生的一生，科学成就傲世、领导业绩闻达、为人堪称典范。我们任何人，在这三者之中做到了一件，应属了不起的人生。”

柳怀祖说，周光召生性温和，是位儒者。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也曾评价周光召，“视野宽阔，影响力深远……是一个完美的儒家思想践行者”。

柳怀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70年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都曾数次问起周光召的情况。这是因为，“在进入核物理领域之前，光召在学术上也是很有造诣的”。

时间回到1957年，28岁的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周光召，被选拔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他很快展露天赋，在苏联期间，发表了33篇论文，两次获得研究所科研奖金。

杨振宁曾撰文写道，“我第一次知道周光召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那时候美国所有高能物理领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中国年轻的研究员，是当时最杰出的、最有新思想的一个物理学家。周光召那时候发表过的好几篇文章我都曾仔细研究过”。

但周光召没能继续自己的基础研究事业。1960年，他回国进入原子弹研究的核心部门，担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贺贤土那时刚毕业，分配到理论部。他撰文回忆，尽管周光召以前研究基本粒子，与核武器物理完全不同，但因基本功深厚，很快入行。在给新分配的大学生补课时，周光召不用讲稿，在黑板上推导公式，讲解清楚，使人能很快抓住要点。

1961年至1962年初，原子弹设计一度陷入困境。理论计算表明，炸药爆炸后内爆产生的压力总是小于苏联留下的数据。一连9次反复计算都是如此。周光召从炸药能量利用率着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证明苏联的数据是错误的，结束了将近一年的争论。

在攻关氢弹时，周光召等科学家定期召开学术鸣放会，一派平等的学术氛围。贺贤土记得，当时年轻人喊周光召“老周”，叫邓稼先“老邓”，常常就科学问题讨论得面红耳赤。

后来，一支小分队取得了突破，周光召并没有因为不是自己提出的方案迟疑，而是立即转换研究方向，集中力量讨论演算，使氢弹方案更趋完善。

周光召日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一次贺贤土在会场上见到他，依然称呼他为“老周”。贺贤土的老师李文铸有些不高兴，“你怎么没规矩，不叫周院长”。但贺贤土知道，周光召不喜欢别人喊他“院长”。

郭传杰在文章中写道，在中国科学院，甚至全国科教界，无论是同事还是下级，凡是认识周光召的人，对他多是直呼“光召”，少有人称呼他官职。不少青年科研工作者第一次见到他，难免有些拘谨。他总是笑着说，“不必客气，叫我光召”。

贺贤土说，平等民主的学术氛围，更容易涌现创新成果。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院的作用受到质疑，甚至有人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实质上就是要取消中国科学院。

1984年，周光召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3年后担任院长。他以“进攻的姿势”“适应新形势”，提出“把科学院的主力投入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的改革方针。

紧跟着的是系列具体措施。后来周光召撰文总结，科学院通过组织冶炼黄金、提高粮食产量、培育科技型产业这3项具体工作，解决了国家的当务之急，初步改变了社会对科技不能有效支持经济发展的印象。

“所长负责制”也从1980年代起，在中国科学院试行并延续至今。这一制度赋予研究机构干部人事管理上的自主权，科研院所可以自主决定内设机构和人事管理事宜，充分尊重和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近30年以来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确立所长负责制。这个改革，对于中科院的发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作用。”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不少研究所兴起搞承包、办公司的浪潮后，一次周光召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小范围的会议上问，“科学院能不能有一个研究所不办公司？”当时在场的郝柏林回答说，“明白了,那就是理论物理研究所。”

郝柏林是已故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光召的合作者。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理论物理研究所是一个从事基础研究的小所，在那场改革中想办法创造一个安静的基础研究环境，没有来回折腾。

尽管面临外界压力，周光召在1988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仍指出，科学院的单位类型多样，研究的对象也千差万别，同时这些单位的发展历史、所在地区和人员规模各有不同，要让各单位在认真分析环境和自身优劣势的基础上，自行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模式。“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再三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搞一刀切”。

1996年，周光召再次提及中国科学院的定位问题，“不是中央表个态，国家队就永远是国家队”。在他看来，如果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中国科学院作出的贡献不能与所处位置相当，“就还会发生问题”。

但他强调，“把经济效益作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准，把科研活动还原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则是不正确的”，这会削弱长远性基础研究。

2008年6月9日，北京，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建院30周年庆典。图中从左至右分别为杨振宁、周光召、李政道。（视觉中国/图）

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科技人才的严重断层。

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还是原第二工业机械部总工程师的周光召选拔了6位青年业务骨干出国进修，目的是培养视野开阔、了解国际前沿的学者，贺贤土是其中一员。但当时国防科委以保密为由，不予批准。

“本以为出国的事就这样黄了。”贺贤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没想到1980年周光召应邀到美国讲学，又通过李政道联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物理教授，安排贺贤土作为访问学者。

但当两年后，贺贤土准备赴美时，计划再次因故取消。到了1984年9月29日——贺贤土清楚记得这个日子，他接到周光召夫人郑爱琴电话，要他赶紧送去简历和部分发表的论文。周光召准备在次日的中国科学院建院35周年冷餐会上，把材料转交给华裔科学家吴京生。

当年10月1日，贺贤土接到吴京生要求面谈的电话。两人见面后，吴京生当场决定邀请他去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由于周光召等人力挺，历时一年半后，贺贤土最终获批出国访问，成为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第一位出访学者。

贺贤土用“睁眼看世界”形容出国的感受。当时国内计算机每秒只能计算100万次，但美国的计算机每秒能计算1亿到2亿次，速度提高了一百多倍。这让他有了危机感。

在当时周光召选拔的6位青年骨干中，算上贺贤土，如今已有4人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到了1991年，中国科学院在年度工作会议上，将“培养大批跨世纪优秀科技人才，顺利实现科研重担的代际转移”，确立为科学院三大战略任务之一。在3年后的一次会上，周光召仍将其称为“严峻课题”。那时，中国科学院已有3万多名青年科技工作者，数量并不少，缺少的是学术、技术和管理上的带头人，个别研究所连35岁以下的副研究员都没有。

周光召要求各级领导和中年以上骨干，把尽快培养合格的年轻接班人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但他也指出，光靠年龄优势是不能接好班的，必须在品德和水平上达到高标准。为此，中国科学院决定从1994年起实施一项人才计划，采取公开招聘的办法，在更大范围内选拔一批优秀人才，计划在20世纪末选拔100位左右的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副校长吴岳良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为防止学术界近亲繁殖，当时博士毕业后要先去国外经历锻炼。1995年，在美国大学工作的他回国参加学术会议，周光召透露，“应该让年轻人来担任科学院领导了，我慢慢要退下来”。两年后，周光召卸任科学院院长一职，出任中国科协主席。

饶毅曾说，“周先生任人唯贤”“支持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线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发明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就撰文写道，有段时间，中国量子信息实验研究尚在起步阶段，需要与世界上优秀的科研团体合作，他常在国内外两头跑。这招致了外界对他“假回国”的质疑。

但周光召力排众议，提名当时年仅三十多岁且无任何头衔的潘建伟，作为“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候选人。而在此之前，获奖者多是包括“两弹元勋”和载人航天功臣在内的杰出科学家。

2005年，潘建伟获得“求是奖”。颁奖仪式上，周光召拉着他的手说：“你从此以后做事要低调一点，安心做学问，不浮躁，要潜心于你的研究工作。”

1982年，吴岳良考取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生，跟随周光召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他读研期间，周光召升任科学院领导。如今，很多导师甚至未必每周与学生见面，但周光召在担任院领导后，与以前一样，仍坚持每星期到所里与两位研究生讨论。吴岳良说，当时经常看到导师带着一帮人来开会，但并不知道周已成为院领导。

吴岳良现在回想起来，在他1987年赴德国留学前，周光召问自己“将来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能不能服从国家的需要，放弃自己喜欢的事业？”其实那时周光召正面临这一抉择——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当领导，还是继续做学术？

他认为二者只能取其一。在带完这批学生后，周光召就没有再招收研究生，也没有再用“博士生导师”的头衔，发表的文章数量急剧减少，直到最后停止发表理论物理的研究论文。

哪怕是在带研究生时，“要是对文章没有贡献，他都不会署名”。吴岳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即使已经推导过一遍公式，在讨论完善时，周光召还是习惯重新推导。他曾问过周光召，老师的解释是，如此操作能换个角度获得启发，同时又是一次验证。

在2024年5月举行的周光召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孙昌璞当年向周光召提到，自己的一些学生能力不错，他和学生共同完成了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周光召提醒他说，“你现在还年轻，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还是要亲力亲为，不能过分地依靠学生。”

在担任领导职务前，由他牵头的“闭路格林函数研究”项目已获国际好评。理论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几次推荐评奖，都被周光召以“我当着领导，叫人家怎么评”为由挡了下来。直到卸任院长3年、项目结束15年之后，周光召才同意申报，项目获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90年代初，他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推动领导中国工程院的筹备工作。在酝酿首批工程院院士30人名单时，他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

改革开放后不久，周光召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提出了“开放、流动、竞争、联合”的办所方针。2008年，他又提出了“开放、交融、求真、创新”的办所理念。如今这16个字仍分别挂在研究所北楼和南楼的墙上。

随着时代发展，周光召的理念有所调整，但他总把“开放”摆在最前面。

周光召口中的开放，既指研究所和实验室人员的流动，也指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间的联系，还包括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2005年，在周光召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成立了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戴维·格罗斯为主席的国际战略发展委员会，周光召担任委员。

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周善贵记得，2006年到2011年间，耄耋之年的周光召每年都参加委员会会议，“每天从早到晚听取汇报，参加讨论”。

意外发生在2011年11月15日。

当天周光召参加了“973计划”（即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专家顾问组会议。会上，周光召说，科学发展走追踪的路子会越走越窄，如果没有最基本的创新能力，把精力都放在追踪上面，就会越追踪离核心问题越远。

他认为，在“973计划”中追求的，必须是真正的创新。“至少要有人敢去创新，哪怕是失败，”他说道，“一定要下定决心走一条超越的路，不然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却对快速发展的技术没有什么贡献。”

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撰文写道，当时讲话刚刚结束，周光召就突发脑出血，昏倒在他身旁。在经过3次大出血和2次大手术后，周光召再没能康复过来。这有时让徐冠华感到自责，“如果那天不请他来作报告，或许他不会累倒”。

柳怀祖说，就在周光召昏倒的半年之前，他曾去看望过。当时，周光召正在为国内科学界的浮躁现象感到忧虑。

早在1990年代，周光召就多次在各类大会上表态：“在计划立项、论文署名、成果评审等方面，假冒伪劣也时有滋生，令我们每个正直的科学工作者深恶痛绝。”“我们听到反映，有人当选院士后，脾气见长，不能平等待人。这种现象虽属个别，但值得注意。”

让周光召忧心的是，十多年过去，情况并没有得到改观。

郭传杰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2014年春节前，国务院分管科教工作的领导来到医院，站在周光召的病床前说：“光召同志，你早点好起来吧，中国科技界需要你啊！”

吴岳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97年最后一次与周光召合作，两人围绕统一场论的问题讨论了大半年。有天早上7点多，68岁的周光召打来电话，“昨天聊的问题，我想到办法解决了。”

21年后的2018年，在早年两人合作的基础上，吴岳良取得突破，创建了超统一场论。他来到周光召的病床前，向老师汇报了很长时间。吴岳良说，周光召的眼睛一直望着他，有时笑笑，捏捏他的手，像是对他的成绩感到高兴。

这次，周光召真的走了。吴岳良会想起以前去老师家里，屋内放着俄罗斯音乐，周光召戴着隔热手套，招呼他们吃现烤的面包。

（南方周末实习生李頔赛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参考了周光召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上的讲话和文章）

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杨艾艾 蔡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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