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作为一种特殊的流通证券，已经退出了我们的生活，对于许多“80后”‘90后”的孩子们来说，粮票这个词可能已经显得很陌生了，但对许多曾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粮票这个词中所包含的感情就太复杂了，有苦涩和辛酸，也有沉重和无奈。方寸粮票上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它是国家在粮食匮乏、商品短缺的特殊年代里，为全国人民吃饭问题而印制的粮食供应凭证，关系着每个家庭的的温饱问题。从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粮食统购统销的命令并发行粮票到1993年全国取消粮食定量供应，40年的风雨历程，共和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结束了票证时代，粮票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社会大舞台。但粮票作为一个历史见证，它所记录的那段中国“票证经济”史，是让人不能忘怀的。

一、票证时代

对于“票证”这两个字，现在人们的理解“票”是指钞票、邮票、电影票、门票等等“证”是指身份证、选民证、工作证、学生证等等。总之，在现在的人们看来“票”是代表价值的“证”是证明身份的。然而，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票证”的概念与现在是不完全一样的，票证一般指政府主管机关发给指定受众群体，用以获取限量物品的票券凭证。它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的配给制的烙印，是计划经济所特有的。

那时的“票证”，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票”就有：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豆腐票、肉票、肥皂票、糖票等等。这些票是按人定量每月（年）发放的，而且是定点供应的。还有一些紧俏物资的票，既不定量也不定时，如手表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还有逢年过节，根据物资的多少，临时发一些酒票、香烟票、香菇票、木耳票、花生票、粉丝票等。以上这些票，多数是发给有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居民的，农民能发到的票只有其中小部分，如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等。“证”主要的是购粮证和购货证。购粮证是和粮票同时使用的，去粮站买粮食缺一不可。购货证主要是买盐(盐也是定量的，每人每月1市斤）。购货证还可以购买临时分配的食品和生活用品，购货以后，要进行登记，以免重购。购货证也发给农民，让他们买盐和其他由供销合作社凭计划供其他由供销合作社凭计划供应的少量的食品和工业品。票证的种类五花八门，涉及各个领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商品就会有什么样的票证。“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指《毛泽东选集》）不用票，买其他东西几乎都要票。”当时人们这样感叹。为了管理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部分地方的商业局还设立票证管理办公室，专人负责票证发放。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吃饭是人们的第一件大事。因此，粮票也就成为所有“票”中最重要的票，被称为“中国计划经济第一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粮食极度短缺，针对日益尖锐的粮食供求矛盾，为了妥善解决好粮食供求问题，保证军需民食、国家建设和政权稳定，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发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政务院于同年11月23日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2月起在全国范围实行了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不久食用油脂也实行了统购统销。1955年国务院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使粮食统购统销逐渐形成制度。国家粮食部在颁布对粮食实行统一收购和统一销售政策之后，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四证三票制”。四证即：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和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三票：即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地方料票。

粮票按年龄和工种进行定量。当时的粮食定量分得很细，比如：县机关干部、教师、医师每人每月27斤，区乡干部33斤，居民24斤，大学生33斤，中学生22斤到24斤，儿童15斤。工人按工种：特殊工种45斤，重体力劳动工37斤，一般体力劳动工30到33斤，轻体力劳动工27斤等等。在每人的定量里包括熟食票每人2斤。用熟食票可以买大饼、油条、包子和饼干等副食品，可以到饮食店买面条和米饭，也可在省内流动使用，因此当时的熟食票是很宝贵的。

如果出差到外地，要用定额的固定粮票，到粮管所去换省内流动粮票和全国流动粮票。出差和下乡每人每天有半斤粮票补贴，到农村付给搭伙的农家每天1.25斤粮票。出差到食堂去吃饭，都要用流动粮票购买饭票才能用餐。缺粮的农民使用农村返销粮票和农村购粮证。还有饲料票，是专门供应畜牧场和少数养猪专业户的。对投售农副产品的农民，按不同的产品、数量进行粮食奖售，发给奖售粮票。

军队也使用“军用价购粮票”。部队凭此粮票，可以直接到任何地方的粮站去购粮，而且不用给钞票。由粮食部门凭此粮票向有关部门结账。

粮票的发行除了国家粮食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级粮食部门、商业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外，一些地市县乡镇、甚至一些学校、厂矿、工区也都有自己的专用粮票，而且品种极其繁多。除常见的通用粮票、流动粮票外，还有定额粮票、兑换粮票、工种粮票、划拨粮票、补助粮票、价购粮票、奖售粮票、行业粮票、蔬菜粮票、副食粮票、侨汇粮票、饲料粮票、比例粮票等。

由于粮票的大量发行和流通，“凭票购粮”便成为当时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粮票无论同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还是同生活消费活动都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便把新中国成立后的4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又称之为票证经济体制，对于粮票大量出现后引发的一些经济现象，称为“票证经济”现象。

从某种程度上说，票证称得上是我国经济形势的晴雨表。经济下滑，物资紧缺，票证就多一些；经济形势好转，票证就会减少。在“三年困难”期间，全国的商品票证达到高峰，据统计，当时每户家庭拥有的票证就有30多种，而到了春节期间，粮食部门还会发放十几种专门的“春供”商品票证。

1961年10月起，全国各省、市、县先后实行了按工资比例，随发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货证的规定，把50余种商品列入凭券供应范围，如搪瓷杯、电池等物，有的地方还发放了手帕票、鞋票，可谓无物不票。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到1965年，除粮、布、棉、油、糖、烟等十几种重要票证外，其余票证已逐渐消失。但十年动乱，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导致了商品的紧缺。商品越是紧缺，票证发行量就越大，而其间发行票证的数量更是空前。

票证体现的是计划经济思路，也是国家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一种社会管理的措施。在这种制度之下，保证了社会总体物资分配的平衡，保证了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票证制度的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它不过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贫困年代，票证制度试图维持某种平等，其实那时候也没谁真正富有，从这点来看，票证制度也在部分掩盖着社会的贫困事实。

票证制度给人们带来心理紧张，搅乱了人们正常生活，也给市场带来畸形消费。物品短缺，使得上街购物成了上战场，动辄排队。“排队”成了当时中国市场一大奇观。人们在路上行走，只要见到有人排队，便赶紧排在后面，然后再问卖什么，如果是已经凭票证买过的，无法再买，怅然若失，也不急于离去，而是四处张望，见到熟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送个人情。如果正是自己想买的，便非常庆幸，身上若没带票证，就先告知前后的人给自己留着位置，再立刻打公用电话，通知家人送来。排队成了家常便饭，白排一气也是常有之事。眼看快排到了，前面忽然传来存货已所剩不多，排在后面的人便揪心似的紧张，眼巴巴地瞅着。也许，恰好轮到自己时，物品卖完了，只好沮丧地回家去，等到下次再买。但是往往再也买不到了。

票证时代，将劳动力紧紧束缚在人们出生、生活的所在地，尤其是农村。由于“非城镇户口”的人们不享受绝大多数票证的“优待”，使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成为不可能。而且，票证发行后，社会上立即出现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有了严格的“世袭制度”。吃“农业粮”的想要嫁（娶）“商品粮”的，几乎没有可能。计划经济本来是要消灭城乡差别的，结果却使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城市户口和粮票在城乡之间挖掘了一条无形的鸿沟。

票证，作为20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历史见证，浓缩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记录了时代变迁，囊括了中国农业、商业、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史。

今天，当我们在进入各种超市、购物中心，驻足于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前时，殊不知，这些在今天我们看来即需即取的日用品，在“票证时代”，恐怕是都需要“票证”的。

改革开放让人们扔掉了各种票证，远离了商品短缺，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票证历史与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紧密相连，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由票证描绘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曲线图。

二、粮票文化

据有关史书记载，作为古代粮票的雏形，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一种用竹片做成的形如令箭的竹签，叫“粮签”。

当时，诸侯王公领用生活口粮时，要凭国君发给的这种“粮签”，到粮库领取米粟。这种充当领粮凭证的粮签，无疑便是我国最早的供给粮票。准确地说这种粮票应该叫谷票或米票，因当时纸张尚未出现，这种粮票所用的质材自然便首选竹片。

到了汉代，“有事军及下县者”，均由国家统一供给“廪食”，官府分月按人供应口粮，并且记入“食者籍”。这里的“廪食”即生活口粮，而“食者籍”则类似于我们今天用的粮本。

以后，又产生了宋代的“粮食要券”“生券”“熟券”，清朝的“粮串”，民国时期的“粮食库券”，抗战时期八民国时期的“粮食库券”，抗战时期八路军发行的“股东饭证”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公粮票”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发行的“地方粮票”是1950年西南区发行的大米票，发行最早的“全国粮票”是我国粮食部于1955年9月公开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全国粮票被戏称为“满天飞”，地方粮票被称为“团团转”。

我国的粮票种类是世界上最多的，仅“全国粮票”就先后印制共计9套。地方粮票和军用粮票总数有14000多种。票额最大的是西藏军区1967年发行的军用粮票，票额一万斤；票额最小的是南京市在1960年发行的一钱粮票。全国2500多个市县，还有一些镇、乡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粮票，还有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部队、公社等也印发了各种粮票，我国粮票的发行范围之广、品种类别之多、管理制度之严、影响程度之深，在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伴随粮票在人们生活中的沉浮，也就产生了特殊的“粮票文化”。

在票证经济年代，粮票与群众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在那个时代，全国来说，不认识字的大有人在，但是不认识粮票的人却没有，连农村不识字的老太太也知道，哪张是1斤粮票，哪张是半斤粮票。困难时期，群众对粮票来说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较”。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粮票则显得更是金贵，连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自己家中为中国乒乓球队蝉联世乒赛冠军举行的庆功会上，也不无尴尬地宣布“所有人员自带半斤粮票”赴宴。普通老百姓由于粮食的短缺，生活的艰辛，更是由粮票演绎出了许多心酸的故事。

2004年的春晚节目中，有一个小品叫《粮票的故事》，“故事”中的爷爷把“捡到三十斤粮票的故事”讲了“三百遍”还在不停地讲，表现了一代人说不清的“票证情结”和年轻人对于票证时代的隔膜，反映了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的沧桑轨迹。

著名作家何申在他的《粮票的故事》一文里，讲述了他年轻时为了娶妻生子而煞费苦心地积攒了60斤粮票和为了吃饱而想放弃哲学教员改行做食堂大师傅的故事。粮票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婚姻大事和职业理想。

从那个年代里走过来的每个人，对粮票都会有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都珍藏有不少关于粮票的故事。故事多了，便组成了历史；历史长了，便积成了文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深刻变化，粮票悄然废止，退出了流通的历史舞台，但是由于粮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文化属性，使它由“流通票据”变为“收藏票据”，成为收藏界的新宠，出现了粮票收藏协会、粮票收藏杂志、粮票收藏网站等民间粮票收藏组织和载体。

粮票具有完整的中央、省、地、县系列性；既具有山水、风景、语录、民俗等多样的设计，又具有雕刻、水印等版别；既有印钞防伪，无法仿制的特性，又具有海内外华人及国际收藏界的认同性。这些特性，体现了粮票不仅是具有极高文化艺术内涵的收藏文物，也是难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物档案资料。粮票文化，它蕴含的实际是祖辈忍受饥饿、克服困难、战胜贫瘠的一种精神和意志，是华夏子孙与贫穷、饥饿抗争的历程，也是弥漫着如烟岁月的牧歌和写满苦乐年华的名片。

粮票文化，包容了新中国票证从流通领域到收藏领域的全过程，也折射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历程。

三、粮票与粮食

粮票是中国供城乡人口购买粮食或粮食制成品的一种票证。发行粮票是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为保证粮食按计划供应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因此，粮票与粮食也就有了“与生俱来”的密切联系，每当出现“粮荒”的时候，人们也就很自然地想起了“粮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粮食市场是极其复杂和混乱的。除了国营粮食商业外，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批粮食私商。他们分布范围广、数量大，粮食形势一旦紧张，他们便露出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剥削本质。并勾结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套购粮食，囤积居奇，兴风作浪，哄抬粮价，扰乱市场。千方百计和国营粮食商业争夺粮源，还利用造谣欺骗等手段，挑拨农民和国家的关系，从流通领域内进一步恶化了粮食商品的供需矛盾，致使国营粮食商业收购计划月月完不成，而销售计划却月月突破，出现了入不敷出的严重状态。甚至出现在粮食上市的季节里连续出现销售数量大于收购数量的反常现象，粮食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便开始对粮食的分配和流通采取一系列措施，坚决取缔资本主义的粮食自由贸易，实行国营粮食商业的垄断经营。粮票便开始介入国家和国民的经济生活。

作为“计划经济符号”的粮票，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中起到了阻挡和缓冲货币替换实物的作用，弱化了消费相对膨胀与物资匮乏、经济总量短缺的矛盾；阻挡和缓冲了社会需求对短线产品的集中压力，弱化了社会需求同结构性经济短缺的矛盾；起到了保证重点生产和保护低收入者利益的作用，促进了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但同时粮票的大量印制和流通，强化了我国原有的经济秩序，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确立。

改革开放以后，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励了农民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粮食产销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到1984年，我国粮食供求长期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吃饭问题己基本解决。1985年，中央作出了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决定。这样，前后长达32年的粮食统购制度，由于经济形势的好转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1984年，深圳特区率先取消了粮票。1993年初，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号角的吹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在这一年放开了粮食价格，取消了粮票的流通，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宣告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粮票，1953年登台，1993年谢幕。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流通时间之长，在世界粮食史上也是空前的。

然而，由于粮食商品的特殊性，或者是因为全国性的大幅度的粮食涨价和各地群众抢购粮食的风潮，或者是由于国营大中型企业破产改制使得大量产业工人下岗致使生活艰难，此后粮票在局部地区又曾经出现过两次回潮。

1993年底，粮食市场波动引起全国性的粮食涨价和许多地区群众抢购粮食。先是沿海后是内地，先是南方后是北方，粮价上涨风波迅速波及全国。到1994年春夏之交，粮油价格持续上涨。为此，国家曾组织专项储备粮25亿公斤，储备油3200万公斤投入市场。不少省份也陆续组织地方储备粮油，就地平抑粮油价格。但粮价仍然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自然便想起以往行之有效的办法，重新发放使用粮票，用粮票来干预经济生活中的棘手问题。1994年元月1日，江苏昆山市率先在全国恢复使用粮票。紧接着其他地方也都纷纷印发粮票。据统计，到1994年年底，全国已有100多个县、市恢复使用粮票，到1995年，恢复使用粮票、粮本、粮卡的地方更多。其使用期长者几年，短者几个月，直到市场粮食价格平稳后才取消。

1996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许多大中型企业纷纷进行重组、改制，导致一部分职工或分流，或待岗，或下岗。于是，针对这些生活贫困的低收入者，一些大中城市印制、发放了一种“帮困粮票”。由地方财政、民政和粮食部门联合发放，或由专门成立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面额固定，按月购买，仅限城镇低保人员使用。有“绿色粮卡”“帮困粮油卡”“城市困难职工粮油代购券”“低收入居民补贴粮油供应票”“粮食供应优惠卡”等。这也可看作是粮票的另一个变体吧。

与计划经济时期发行的粮票相比，新时期的粮票不论从政治色彩还是经济地位上看都淡薄多了。这说明，一本粮卡、一张粮票可以轻易恢复使用，但在市场经济已经深入国民经济各个角落的今天，要想借用粮票重新起到平抑粮价、满足供应的“主渠道”作用，已经不大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