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但是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所有兄弟失和的“证据”统统都指向了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在探讨羽太信子这个人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周氏兄弟早年的关系。
周氏兄弟早年手足情深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相差三岁,自幼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在鲁迅12岁那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亲周伯宜又抱重病,周家自此家道中落。三年后,父亲离世,生计越发艰难,鲁迅作为兄长,一直视照顾母亲和两个弟弟为己任。
1901年,周作人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从此与大哥鲁迅一同在南京求学,鲁迅为弟弟的到来兴奋不已。在这段岁月里,兄弟俩同进同出,鲁迅责无旁贷地扛起了关怀、照顾弟弟的职责,也成了鲁迅在成长和学习道路上的关键引路人。
次年,鲁迅赴日本留学,这让情感上一直依赖于大哥的周作人很是不舍。在此后远隔重洋的四年时间里,两兄弟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不曾间断。1906年,周作人在考上日本留学的官费生之后,兄弟俩终于在异国重逢。
周作人赴日留学后,鲁迅已经正式从仙台的医科学校退学,弃医从文,和朋友一起钻研文学。弟弟到来之后,鲁迅为了方便照应,和三个朋友一起租下了东京宅院“伍舍”,并将弟弟接来同住。
由于住宅不小,几个大男人又不擅长家务,于是便雇佣了一名清洁女佣,这名女佣也就是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当时20出头,身材不高,相貌平平,但是做起家务来利落干练,性子热情爽朗。
信子出生于日本贫民之家,没读过几年书,从小就被送到日本的低级酒馆当酌妇,因此她时时留意改变命运的契机。当时,日本社会上流行着一股中国留学生娶日本女子为妻的热潮,日本女子也乐意嫁给中国留学生。因为这些赴日的留学生大多家境优渥,回国后工作无忧。
在这种考量下,信子看中了平日里沉默寡言,为人老实腼腆的周作人,对他处处照顾,没过多久,两人就发展成了谈婚论嫁的关系。对此,作为兄长的鲁迅没有反对,一方面,他对出身贫苦的信子有着天然的同情,另一方面,鲁迅深受包办婚姻之害,不愿弟弟步自己后尘。
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在日本成婚。当时周作人尚在求学,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夫妇俩的生活用度皆由鲁迅负担,不过鲁迅当时从事文学研究工作,薪水微薄。为了更好地支持弟弟和弟媳,他选择提前回国工作,养活一家老小。
羽太信子的剽悍与心计1911年,周作人在鲁迅的催促下回国谋职,带着羽太信子一并回国,暂住绍兴老家。在大家庭生活中,羽太信子一反常态的泼辣剽悍初见端倪。
据鲁迅的母亲鲁瑞回忆,信子回国不久后,家人就发现她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身体不适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就要发作,先是大哭,过后就要昏厥过去……将一家人长久以来吓得束手无策。
后来鲁迅对许广平说:装死晕倒是信子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撒泼的惯用伎俩,有一次,信子的弟弟在场,当面将姐姐的花招戳穿,一家人这才恍然大悟。不过信子这个因情绪而起的病症的确也影响到了周作人对她的态度。
根据周建人的回忆,信子在生活中趾高气昂,盛气凌人,吵架的时候甚至要拉着周作人到日本使馆讲话,而周作人则低声下气,受到百般欺凌虐待,但每次又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不过最让周建人难以释怀的还要数信子对他本人婚姻的操纵。周海婴在《鲁迅与我70年》一书中对此事就有记载:
“终于有天,她(信子)先用酒灌醉了建人叔叔,再把芳子推入他的房间,造成既成事实。因此,后来父亲对母亲谈起叔叔的这桩婚事,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的。”
书中提到的芳子是信子的亲妹妹,1912年,也就是周作人携羽太信子回国的第二年,羽太芳子便以照顾姐姐生产为由来到中国。信子急于巩固自己在这个家的势力,也看准了周家兄弟的软弱,便以这种手段安排妹妹嫁到周家。自此,这对原本出身贫苦的日本姐妹花成功上位,在中国扎根。
周氏兄弟分裂的背景当然,羽太信子的嚣张跋扈还只是前兆,真正让三兄弟分道扬镳的其实是一家人同住北京时期的摩擦。
1919年底,鲁迅用多年积蓄在北京八道湾买下一处宅子,自此,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人的小家庭共居一处。这一年三兄弟均已成家。当时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周建人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并且鲁迅和周作人两人在北京已经有了不错的工作和收入。
按理说,三兄弟完全可以各住一处,相安无事,周作人也曾经提议分家,但是为何鲁迅坚持要三兄弟同住呢?这就要牵扯到三兄弟早年间的一个心酸约定。
1902年,鲁迅考取了赴日本公费留学的机会;四年后,周作人也决定追随大哥的步伐出国,但是此时周家的经济已经捉襟见肘,15岁的周建人哪儿还有余钱读书?
鲁迅和周作人经过商议,向母亲提出了“三兄弟永不分家”的条件。也就是说,鲁迅和周作人决定前去日本留学,让年纪较小的三弟留在家中,一面陪伴母亲,一面料理家务,将来两兄弟学成归来工作,收到薪金后一家人合用。
对于这个建议,母亲鲁瑞也是赞许的。毕竟周建人从小体弱多病,她实在不放心小儿子远渡东洋。因此,周建人便放弃学业,代替两个兄长在家履行孝道,某种程度上牺牲了个人前途。
周作人虽然一度动了分家的念头,但是在鲁迅的坚持下,他还是没办法弃三弟的生计于不顾,这也注定了周建人来北京后,处于一个寄人篱下的尴尬地位。
周氏三兄弟搬进八道湾之后,新家的大事几乎全部由鲁迅定夺,由于朱安性子软弱又无文化,家庭内部资金(鲁迅和周作人的薪水)全部由羽太信子掌管。因此,不挣钱反而要吃白食的周建人成了家里最没有话语权的人。
鲁迅失去权威后,周建人被迫离家与此同时,几年时间内,周作人在大哥的庇护下,个人收入和成就不断壮大,在几个高校内身兼数职,月薪达到了近500元,直接超过了当时在教育部工作,月薪300的鲁迅。到此为止,周作人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处处需要大哥照拂的孩子了,甚至已经成为这个大家庭中最有力的支柱,而这却也成为羽太信子作威作福的一大资本。
根据周建人回忆,羽太信子虽然出身贫寒,但是自从她管家以来,一直生活奢靡,挥金如土,家中仆人众多,出门都是汽车来去,生点小病一定要请外国医生。有时候家里饭菜明明都烧好了,却心血来潮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家里的被褥才用了一年多,看上去还是新的竟不要了,赏给仆人后自己又重新换过。
如此一来,家中的开支多了不少,鲁迅不仅每个月上交工资,还把多年的积蓄都赔了进去。鲁迅是极节俭的人,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他作为家长,免不了要教育羽太信子两句。信子表面上对大哥还算恭敬,但是心中早已埋下不满的种子。后来,鲁迅的单位拖欠薪资,鲁迅无法正常上交工资,信子就更不待见鲁迅了。
鲁迅失去权威之后,周作人一家成为了八道湾的实际权力中心,这也直接导致了周建人的出走。在八道湾的日子里,羽太信子对周建人一家吃白食的行为很是不满,经常对着他的孩子板起脸来,指桑骂槐。与此同时,姐姐成为家庭实际“掌权人”这一事实不免让妹妹芳子越发觉得丈夫窝囊无能,生活里少不得冷言冷语。
有一次,羽太姐妹带着孩子们野游,周建人也跟着去。没想到芳子竟用嫌弃的语气说,你也去呀?而一旁的周作人竟一言不发,这让周建人很是心寒。1921年,周建人在胡适的引荐下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谋职,但芳子不愿离开姐姐,更不舍得八道湾舒适的生活,不愿前往。
羽太信子有意“设计”,兄弟彻底决裂周建人去了上海之后,对羽太芳子逐渐冷淡,后与女学生王蕴如公开同居,并生下了孩子。虽然周建人每个月会按时给家里寄回生活费,但是他的这一行为引起了信子的强烈不满,性格强悍的她找到鲁迅,要求他为妹妹做主,但是鲁迅却拒绝介入弟弟的婚姻生活,这让羽太信子和鲁迅结怨更深。
久而久之,周作人不免被太太的情绪影响,对自己的哥哥产生意见。而在此之前,羽太信子还点燃了一把兄弟失和的“大火”。
1921年,周作人因病住院,需要一大笔钱。鲁迅为给弟弟筹集医药费,四处奔走。期间,鲁迅成功为弟弟卖掉了一部书稿。当收到这笔雪中送炭的稿费后,鲁迅激动不已,连夜跑到后院去通知羽太信子。
谁知后来羽太信子后来竟告诉周作人,鲁迅夜里前来图谋不轨,意图非礼,没想到周作人竟然还相信了。羽太信子的“计策”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1923年,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便笺,不再称呼其为兄长,而是直呼〝鲁迅先生〞,信中勒令鲁迅“不要再到后边院子来”,这也宣告了两兄弟的彻底决裂。
这一年8月份,鲁迅带着母亲和朱安,离开了八道湾周家大院,搬进了砖瓦胡同。不久后,鲁迅回到八道湾的宅院中取自己的旧书,没料到周作人和信子二人竟冲出来大声呵斥,双方大打出手。据许寿裳回忆:首先是信子拿起书远远掷向鲁迅,周作人拿起香炉向鲁迅身上砸。鲁迅于是抱起一个陶瓷枕头进行还击。
自从这次的争端过后,两家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1936年,鲁迅去世时,周作人连哥哥的葬礼都未曾出席。因果循环,周作人凄然离世后,周建人和周海婴也没出席他的葬礼。
兄弟失和引发的后续风波与惨剧值得一提的是,周氏兄弟的反目和决裂还间接导致了鲁迅侄子周丰三之死。起因是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周建人因为国仇家恨,选择和日本妻子以及自己的孩子划清界限。周建人的妻子芳子以及几个孩子便由周作人供养。
1937年,日本人侵入平津后,周作人失去了教职工作,薪资大幅度缩水。当时鲁迅已经去世,周作人一个人要支撑起自己的小家,还要照顾周建人留下的老婆孩子、羽太信子在中国的亲戚,入不敷出。再三权衡下,他答应出任伪职。
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环境下,周建人的小儿子周丰三压抑至极。他已经被生父抛弃,伯父周作人成了他唯一的依靠。好在周作人对这个侄子视如己出,给了他全部的爱。
遗憾的是,周作人后来成了汉奸,而当时正在辅仁大学就读的周丰三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周丰三拥有一半日本血统,这种尴尬的身份让他饱受排挤和冷眼,因此年仅19岁的他就患上了抑郁症。
1941年春天,周丰三从周作人的警卫那里拿到了一把手枪,当着周作人的面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瞬间倒在血泊之中。一个原本前程大好的青年就在这一刻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周丰三之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为父辈的恩怨还债。
周氏三兄弟在文化上的各自成就一直是中国近代文坛的一大楷模。遗憾的是,即便是这些在作品中参透了人生与社会的“大家”和“文豪”,依然难逃各自的性格局限,活在自己设定的命运悲剧之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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