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有人问万科前董事长王石，万科是做什么的？
你今天可能觉得这是明知故问，万科不是做房地产的吗，难道还做别的？的确，在三十多年前，万科可不仅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其业务涵盖电子仪器、服装、手表、地产、饮料、印刷、影视、零售、工程等十余个领域。
所以王石最终没有正面回答对方的提问，而是用“万科不做什么”来定义自家的公司。
那时候万科刚成立不久，一切还在摸索阶段。王石最初的梦想，是把万科打造成以日本企业为模板的综合商社，于是四面出击，涉足各行各业，再加上当时的行业赛道也不拥挤，万科就成了类似八爪鱼那样的怪物。
当然，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万科开始全面收缩战线，最终把主业聚焦在房地产领域，这已经是后话了。
我想请大家注意是王石在回答“万科是做什么”时所采用的方法，他使用了排除策略，从而使大家快速获得了关于万科的印象——大而不专。其实王石的策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
不知道你平时是否注意到一个现象，我们对于“我不要什么”，往往比知道“我要什么”容易得多。比方说正准备填报志愿的高中生，他们未必清楚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职业，也不太了解各专业的优劣，所以填报志愿时还得向专家咨询。但如果你把问题反过来问，他们以后不想干啥，你往往能得到很明确的答案。
比如文科好的学生，她通常不可能报考理工科，你上高中时最讨厌哪门课，以后大概率也不会选择相关的专业，还有些同学则纯粹是出于对某一项职业的厌恶，比如她不喜欢会计，觉得那样的工作太枯燥，还有同学不喜欢导游，认为当导游有苦又累，赚钱也不多。
当然，无论他们将来选择什么专业，有几个选项几乎是被所有人拒绝的，比如像外卖员、建筑工人、小区保安这类所谓“底层”的工作，这是父母从小便灌输给他们的“反面教材”，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他们的观念中。
除了择业以外，其他各个领域都存在类似的现象，哪怕择偶也是如此，如果你问一个人最理想的伴侣是什么样的，TA的回答通常模棱两可，但TA们能迅速回答你什么样的人是他们不喜欢的，正因为回答后一个问题比较容易，TA们拒绝追求者的时候也会比较干脆。
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喜欢什么，相信什么，希望什么，往往说不清楚，或者自以为很了解，实际却大相径庭，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找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但相比之下，我们否定一样东西却没那么难，这个在哲学上有一种专门的说法，叫作否定与肯定的非对称性。
越是复杂的事情，我们就越难给出肯定性的定义，但如果使用排除法来做，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早在中世纪，神学家就采用类似的方法来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帝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严格意义上，信仰和理性是冲突的，信仰需要你无条件地去相信，而理性则需要充分的证据和严密的推理。关于上帝的问题，中世纪学者绞尽脑汁，试图调和信仰和逻辑之间的关系。
但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给出的答案总是差强人意，毕竟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存在，任何概念都有以偏概全的嫌疑，那该怎么办呢？用排除法，我们无法告诉你上帝是什么，但可以回答上帝不是什么，把这样既确保了信仰的权威性，又能加深对上帝的认识。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思想，比如老子那句著名的“道可道，非常道”，开篇就拒绝给“道”一个明确的定义，老子甚至认为，语言和他的“道”从根本上背道而驰，如果你能用概念或符号指称“道”的话，那就偏离了原来的意思，后来的禅宗也否定语言和逻辑的作用，于是就有了“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说法。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里讨论过自由概念，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定义了两种自由：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伯林对自由的划分尽管很有名，却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题。
消极的自由我们不难理解，用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就是“免于被他人支配的自由”。很显然，伯林对消极自由的定义指的是权利。
但积极的自由则不然，它既可以指外在的自由自在，也可以指内在的怡然自得，涵盖行动自由、言论自由、恋爱自由、道德自由等等各个方面，连伯林自己也没法完全说清楚，他在这里同样遇到了“否定与肯定的非对称性”问题，对自由的否定性定义，要比肯定性的定义更容易。
你应该听说过卡尔·波普尔，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波普尔最有名的理论，就是对什么是科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界定，即我们熟知的“可证伪性”。什么是可证伪呢？就是一门学问必须经得起反驳，凡是能够被反驳的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
波普尔举了弗洛伊德的例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风靡一时，但波普尔对他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弗洛伊德讲的貌似很有道理，你总能在生活中找到无数证明他对的例子，但与此同时，你也能找到一大堆反例，来证明弗洛伊德是不对的。
然而，这些反例并不能推翻弗洛伊德的结论，因为你无法解释那些证明弗洛伊德是对的例子为何存在。所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不是科学，只是对有限事实的有限归纳，你不能说它错，但从科学的角度看它并不严谨。
那该如何做到可证伪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赋予你的学说某种精确性，比如你觉得“人之初性本善”，如果能够给出一个统计学比例，比如人群中百分之多少是“性善”的，并能够给出有说服力的证明方法，以及这套方法的适用范围，在波普尔看来，那才是科学。
一旦某一门学说“可证伪”，就意味着它敢于冒被质疑风险，因为精确性本身就是风险，因为一旦你的数据错了，你的结论就被推翻了。如果你坚持模棱两可，证明你的思想经不起严格的检验，无论听上去多么正确，注定与科学无缘。
掰扯了那么多理论，无非是想说明一点，我们对世界乃至自身的认知往往是模糊不清的，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就是从否定的视角出发，这样更容易帮助我们接近真相。
为什么否定总是比肯定更容易呢？这和背后所涉及的变量有关，判断我们需要什么，或者给复杂事物一个准确的定义，我们要考虑的维度往往很多，包括自己的爱好、擅长和精力，以及你对现实世界的知识和经验总和，这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
但是否定一件事，你不需要那么多条件，往往一个就够了，这也是人类大脑思维经济性的一种体现，它让我们不必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耗费太多的精力。
查理·芒格曾给年轻人如下建议：想明白什么是自己不想要的，自然就会得到自己想要的。查理·芒格认为，他和巴菲特正是采用了这类排除法，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这是特别管用的思维方法，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我们常说有所为有所不为，但真正的顺序其实应该反过来，你先想明白有所不为，才能真正有所为，懂得做排除法，你就能减轻人生的负担，减少不安和焦虑，把精力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当然，给思维做减法的时候也要注意，虽说否定一件事相对容易，但也会成为放弃的理由，有些人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任何冒险与尝试，对他而言都是不值得的，这样的人一身负能量，最好敬而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