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大家曾听到这样一段发言：“过去我们党的威力为什么那么大？打仗的时候我们也总是说，一个连队有百分之三十的党员，这个连队一定好带。”

经历过动荡岁月，领导人们对“党风”一词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好的党风、社会风气具有的意义无可比拟，在这样的背景下，就算位高权重的华国锋都会因为一些事被查。

党风建设意义重大

华国锋的飞速成长，与毛主席密不可分。

大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华国锋就已经开始在全国考察农业生产了，还向毛主席汇报了所了解的情况；虽然毛主席听得很认真，但他对华国锋的反馈是：不仅要抓工农业，还应当抓路线斗争。

就在华国锋“一脸懵”的时候，毛主席也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已经能与毛主席、周总理等重要领导人共同坐在第一排，同年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便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当时不过52岁。

随着毛主席的逝世，华国锋走到了权力的最高层，中纪委这个特殊的机构，也在那段时间被重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然成为新的历史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被重新设立，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陈云曾在中纪委的相关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话：“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普天之下其实要的就是一个公平，即便是主席都不能例外，当时的党风便是如此。

1980年的一天，中纪委接到群众反馈，当信件被打开后，竟与时任主席的华国锋有关。

信中一共反馈了三件事：山西地方政府给华国锋位于交城的老家修建纪念馆和故居、有人将华国锋在中央党校作报告的椅子送到了博物馆、华国锋在江苏搞视察时，沿途戒严导致一些群众上班迟到。

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直接人物，便是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黄克诚。

黄克诚对于廉洁的重视不仅在于工作之上，平日工作里更是如此，他也深知毛主席当年“进城赶考”说法背后的用意，这么多年来，他也是一直坚守这一信念的。

他也在与人谈话时这样说：“全党同志都要警惕腐败、变质的问题，任何拥有权力的人，特别是‘一把手’都要做到克己自律、廉洁无私，只有这样好的作风才能发扬光大并传承下去。”

新中国成立的那年，湖南正在闹饥荒，因为严重的水灾导致很多农田颗粒无收，一些私商趁着这个机会垄断粮食导致市场紊乱。

过去打天下时期历史已经检验了黄克诚，此次中央特意派遣黄克诚抵达湖南长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他的考验。

到了长沙的第一天，黄克诚就来到街上“微服私访”，看了看老百姓的生活情况，那天他的心情一直不好，看起来忧心忡忡。

没想到刚回到家，一件事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

当时在湖南驻守的战士大多是从北方南下的，他们习惯吃面，湖南本地的主食主要为米饭，北方的战士吃得并不习惯，后勤部考虑到这一点，还给战士们每周两次的黑面馒头吃。

黄克诚的警卫员每周也能领到两次黑面馒头，那天他刚领到馒头准备食用，黄克诚的小儿子黄煦就看到了。

黄煦从未见过黑面馒头，他就想问警卫叔叔把馒头拿来吃，把自己的米饭给警卫；警卫爽快的同意了，把自己的馒头全部给了黄克诚的孩子，自己则吃起了米饭。

这件再小不过的事情，竟然招致了黄克诚的怒火。

那天，黄煦直接被叫到黄克诚的身边，被训斥道：“你到大街上看看，有多少人都没有饭吃，比起老百姓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能再挑挑拣拣！”

随后他又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一起，严肃地批评道：“不能让小孩子动别人的东西，在这件事上，帮他们就是害了他们。”

此后的多年里，黄克诚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处处从简、也处处为老百姓着想。

1977年他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上时，已经度过了长达17年的蒙冤时光，即便再度位高权重，可他仍然坚持住在干休所的一桩老楼房中，组织上考虑到他眼睛不好，上下楼不方便，便将他安排到城中的一处平房里。

这座平房同样是老房，早在1949年就建造完成了，这次也只是简单维修一下就让黄克诚住进去了，下大雨时还会漏水。

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不下去，还说：“领导，要不我们请管理部门帮忙让我们搬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吧，这里还挨着大街，平日里也休息不好。”

黄克诚摇了摇头，回答道：“别人搬过来，不也一样会吵吗？”

不久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当选为中纪委常务书记，从上任开始他便提出了工作要求：“要抓党风、整顿党风，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转变党风，只有党风好了，党就有了希望。”

1979年的《规定》也是黄克诚等起草的，明文要求了文化娱乐、外出休养等方面的十项规定，每一项都是严格、具体、明确的。

只是，最初《规定》颁布的时候，一些干部并不重视。

一视同仁的黄克诚

纪律这种事，最怕上梁不正。

优良的党风才是党的力量源泉，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都是如此。

“打天下”与“坐天下”的不同，黄克诚十分清楚，他也知道，只有真正做到一视同仁才能保障规定推行下去。

在纪律方面，黄克诚在1980年就接连遇到两件事，除了那封关于华国锋的举报信外，还有一封关于总参谋部的举报信。

事情是这样的：1980年1月总参内部发生了新的变动，李达和张才千调离，张震调入；杨勇主持总参工作多年，出于欢送两位老战友、迎接一位新战友的考虑，在京西宾馆设宴款待众人，这顿饭一共花了400元。

此事若是早点发生，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已经颁布的《规定》中明确提到：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

于是，有人通过一纸举报信将杨勇、张震等人都“摆”在了黄克诚面前，黄克诚也大为恼火，身边的秘书听闻此事后，赶忙提醒：“其实，类似的情况一直比较普遍，再说杨勇和张震都是您的老部下，要不给他们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秘书既然敢说这样的话，就说明他很了解黄克诚与杨、张二人的过命交情；就当秘书以为自己的“建议”得到采纳时，得到的却是黄克诚的严词批评：“一顿饭就能吃掉400元，我们农民能挣多少钱？必须要查，涉及到天王老子都要给我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看看谁掏的钱，谁出的注意。”

查到杨勇头上的时候，这位战争年代无所畏惧的猛将十分委屈，明明迎来送往是人之常情，这么久了好不容易吃一顿好饭，怎么把中纪委的人给吃过来了呢？

另一头的张震也不好受，他明白杨勇的一片好心，更理解黄克诚的决绝，他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处理是必须处理，但可以低调处理。

于是乎，一通电话打到了杨勇这里，杨勇接起电话，对方正是黄克诚。

“你想要低调处理？你现在官大了，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了。”

杨勇很清楚，张震的法子在黄克诚这是彻底失效了，于是他挂断电话后就直奔黄克诚处思过，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黄克诚也本着教育的原则回复道：“请同事吃顿饭这件事听起来不算大，但中央已经有了规定，还发了文件，那你就要带头执行，这不是400元钱的事，而是高级干部工作、生活作风的大事。”

黄克诚本人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当年有一位来自长春的医生因过去的不公正待遇向中纪委写信，没想到黄克诚亲自督办，很快这位医生所在医院便将“历史问题”查得水落石出，速度快到让这位医生都不敢相信。

为表感谢，该医生思来想去送了黄克诚一筐苹果，黄克诚不收，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苹果再寄回去肯定会坏，于是找到附近商店卖掉，又将钱寄给了那位医生。

其实，处理这些事的时候，黄克诚也会背负压力，相比于杨勇、张震那件事，当关于华国锋的那封举报信呈在案前后，才是真正的考验。

当时的华国锋地位极高，如何处理举报信内容中的事，才是真正的考验。

黄克诚仔细分析了举报信列举的3条内容，认为这是新的“个人崇拜”，必须要查。

由于三件事关系到三个地点，工作人员兵分三路前去调查，黄克诚很清楚这些工作人员背负的心理负担，在他们出发前还专门叫他们谈话：“要消除顾虑，而且华国锋是一位为人忠厚、平和的人，他本人从不张扬，是可以沟通的。”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同黄克诚的预料，调查组的同志还没有出发，华国锋就赶忙给中纪委写了信。

他在信中明确说明了三件事都是确实发生的，并且自己已经作了处理：首先给江苏省委打电话提出批评；其次给中央党校打招呼将那把椅子撤掉；最后给山西省委书记明确说明，他们修的是其哥哥的房子，自己在交城早已没有房子了，并要求停工。

还没等黄克诚“出手”，华国锋本人就已经将三件事妥善处理，这也使得黄克诚极为满意。

他又将正在准备出发的工作人员给叫了回来，指示道：“不用去了，但是要在这件事上做文章，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而华国锋寄给黄克诚的信件也被刊登在《党风党纪》刊物中，中央也同时配合发了一封信，告诫全党要防止新的个人崇拜出现。

十项规定中的内容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反对特殊化，还同样净化了社会风气，这也是黄克诚对党的巨大贡献。

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多年来对子女的严格教育也收获了成果：黄楠、黄煦、黄晴、黄梅4个子女，凭着自己的奋斗，个个事业有成。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