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是中共特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

从他首次入党的时间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那是1928年，正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二年，是我党革命事业陷入低潮之后试图武装夺权的初始阶段。

在国民党的大陆时期，他曾是陈诚系的核心成员，著名的土木系十三太保之一。

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如上文所说，是中共早期党员。

虽然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却在解放战争期间，重新与我党取得联系，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第一次入党之后的半个世纪之后，他重新被党组织接纳，在古稀之年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

纵观郭汝瑰的一生，跌宕起伏，颇具传奇。

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在国民党中潜伏多年，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腐朽洞若观火。

不过，尽管国民党上下，在郭老心中如此不堪，可还是有两个人赢得了他的尊重和推崇。

此二人一文一武，是郭汝瑰心中难得的国民党军中值得敬佩的人物。

国民党将领中，其实不乏能征善战的一世英雄，不管是早期的“北伐”还是后来的抗日战争，他们都表现出了很高的作战指挥能力。

尤其是抗日战争中，在与日军作战的正面战场上，他们为中华民族免受外族入侵浴血奋战，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战斗传奇。

但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解放战争的时候，这些曾经的民族英雄，或出于“服从领袖”的考量，或受限于自身的阶级立场的狭隘限制，纷纷将枪口对准了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人民解放军。

将自己本可以在青史中浓墨重彩地留下的姓名，埋葬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滚滚洪流之中。

而张治中将军，之所以被称为“和平将军”，也是因为在其戎马一生中，尽管金戈铁马，战斗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革命历程贯穿整个民国——却从未与我党为敌，从未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仅这一点，便让抗日战争中的那些功臣宿将，难以望其项背。

同时，也给郭汝瑰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不过，这一印象并非一以贯之、未曾改变的，在郭汝瑰结识张治中将军之初，张将军给郭汝瑰留下的印象并不好。

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因为，张将军从黄埔草创之初便一直追随蒋介石左右，在取得蒋的信任之后，更是被委以重任、身居要职。

这一切在郭汝瑰看来，不过是因为张治中长袖善舞，在蒋介石夫妇面前极尽谄媚之能事换来的。

所以最初，郭汝瑰是很瞧不起张治中将军的。

但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磨刀霍霍，企图发动内战，消灭人民武装之时。

被调入张治中身边工作的郭汝瑰，渐渐被张治中将军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也看清了张将军并未像其他国民党军政要员一样，严守党派藩篱，而是将一腔丹心播撒给这片中华沃土，一心要让刚刚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能够脱离战争的泥潭，免于继续承受涂炭之苦。

他奔走相告，在国共双方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从中艰难斡旋，为刚刚从日本铁蹄的蹂躏之下解放出来的东北地区，赢得了喘息之机，也为刚从日本奴役中摆脱出来的东北幸免于美苏的垂涎。

在此过程中，张治中将军无疑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不过，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也表现出了软弱的一面。

虽然他不顾党派政见的分歧，一心一意要促成国共和解，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作为国民党军政代表的重要一员，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相谈甚欢，彼此肝胆相照、互相妥协。

可对于国民党在已经草拟好的谈判成果上的肆意修改、全然不顾中共和其代表的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时候，张治中还是选择了妥协而非据理力争。

郭汝瑰看在眼里，虽然理解张将军的苦衷和尴尬处境，却也为他欠缺杀伐决断的妥协态度而扼腕叹息。

但智者不会被同一块儿石头绊倒两次。

当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张治中同他的很多并肩战斗多年的同袍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他没有追随蒋介石去往台湾，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在大陆，选择了站在人民一边。

我党本着既往不咎的博大胸怀，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和妥善的安置。

对于张将军在国共谈判期间的种种爱好和平、爱惜百姓的举动更是念念不忘。

进而放下心中芥蒂，委之以重任。

这为张治中将军后来对于新疆的解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晚年的张治中将军，一度做到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高位。

这是对他戎马一生的肯定，是对他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的回馈。

这就是郭汝瑰敬佩的一文一武的国民党将领中的“一文”。

说到傅作义将军，尽管同张治中将军一样，戎马倥偬大半生。

但傅将军从北伐战争中的锋芒初现，到解放战争后期的率义归诚，尽管各个历史时期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可似乎每个身影都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表现。

但在他军旅生涯的末期，他却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形式，书写了他整个人生最为绚烂的一笔。

那就是率部起义，使得我人民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和平地解放了北平。

按当时的形势来讲，我人民解放军携辽沈战役的余威，势如破竹，一路冲杀出山海关。

拔掉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绝大部分据点，日益形成合围之势，使国军五十余万人不得不龟缩于北京（当时叫北平）和天津两座孤城之中。

北京不仅是孤城，也是古城。

自完颜阿骨打建立的大金朝开始，八百年间，北京虽几易其名——中都、大都、京师，可每次改名之后，它都会以全新的姿态诠释其无法撼动的政治地位。

一次次迎来新主人，又一次次重新成为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可以说北京是近千年来中国历史的活化石。

虽然在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时间跨度上，还不及现在的西安；虽然从建都其中的王朝数量上还比不上洛阳，但三千年信史，其作为首都的时间占了四分之一，并且是离我们最近的这四分之一。

其中的人文风貌、历史遗迹比比皆是，处处彰显着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的最高贵的气质。

从大明门到大清门再到中华门，几个世纪的中华帝统在这里延续。

基于以上的考量，如何解放北平就成了困扰我们党中央的一件大事、一件难事。

按中国历来改朝换代的传统，前朝的首都，大多被当作旧势力罪恶统治的物化象征，被新朝的熊熊烈焰吞噬，成为前朝墓志铭上的一块焦土。

更何况，当时的北平并非前朝都城，而是前朝的、前朝的都城。

但当时我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思虑深远，想为后世子孙留下一座完整的北京城，想让后世中华儿女能目睹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于是，被我人民解放军团团包围的北平城，就有了虽不浴火亦可重生的可能。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傅作义将军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放下武器，率领所部五十余万国军起义归诚。

将一座完整的北平城交给了我党，归还给了人民。

其功也伟哉！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的街头，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

那是祖国强盛的见证，但如果我们想回望历史，体会祖国灿烂文化的厚重，故宫、颐和园、雍和宫等一众完整恢弘的明清甚至金元的建筑足以供我们凭吊，足供我们忆古思怀。

这一切得以传承的古迹名胜得以保全，都有赖于七十多年前那个镇守北平的将军。

他以民族大义为念，以文化传承为念，以万千生民为念。

他是郭汝瑰老先生眼中，值得敬佩的唯二的国军将领之一，却并不以沙场建功名垂后世。

虽是郭老敬佩的国军“一武”，却并非一介武夫可比。

在对傅作义将军肃然起敬的同时，也让人对郭老的识人之能敬佩不已。

郭汝瑰是我们的革命先辈，卧底国民党的十数年中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他口中的一文一武两个值得敬佩的国军将领，在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都选择了留在祖国大陆。

新中国建立之后张治中、傅作义两位将军也都在全新的岗位上，为百废待兴的新生共和国的发展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我们今天享受的和平宁静、岁月静好，离不开我党老一辈革命家的浴血奋战、筚路蓝缕，也不乏当年弃暗投明、择木而栖的一众国民党先进分子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