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叶挺给好友拍了一封电报，电报的部分内容如下：
“新四军迟迟不开始行动，再继续拖下去，中央可能会觉得是我故意违抗上面的命令，其实我很想落实中央的指示，但实在无能为力……”
从这封电报部分内容来看，透露出两个关键信息：一、叶挺完全赞成中央北上指示，二、叶挺在新四军内没有任何实权。
作为堂堂新四军一军之长，叶挺明明是新四军的“一把手”，为何却指挥不动整个新四军的具体军事作战行动？
这一切的缘由，还得从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讲起。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大革命的本质实际上是国共合作框架之下，国民党人完全依靠苏联背书掀起的一场针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暴力斗争。
斗争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要把西方帝国列强及其代理人干净、彻底地清扫出中国的国门，创建一个自由、民主的强盛国家。
刚开始，这种伟大的理想和抱负，在孙中山先生的坚持下，尚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下去。
可孙中山先生病逝后，一切就突然变味儿了。
由于孙中山先生在病逝前夕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因此，国民党内部起初是汪、蒋共治。汪精卫管党政，蒋介石管军队，双方之间一度对外还表现得亲密无间。
然而，伴随着最高权力争夺的白热化，蒋、汪二人分道扬镳，蒋介石在这场权力角逐的大戏中，除了以黄埔军校为依托，巩固自己的阵营，还果断抛弃苏联，摇身投入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门下。
此时，疾风骤雨的大革命早已让西方帝国列强以及它的代理人们心惊胆战。他们害怕红色苏联支持下的国民革命运动，会摧毁他们多年在华积攒下的丰厚利益。
而这个时候，蒋介石突然递来的“拜山帖”，正中西方列强的下怀。因此，在他们的要求当中，铲除一切红色革命力量，从根源上杜绝第二个红色苏联的出现，便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支持蒋介石的主要条件之一。
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为尽早稳固其在国民党内的权势，索性也毫不含糊地答应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这个条件。
很快，“四一二”、“七一五”等针对中国红色革命的事变爆发，广大共产党人在蒋介石的疯狂白色恐怖之下，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自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彻底分道扬镳，完全沦为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在华代理人的统治代言人。
而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共产党人之所以不能有效反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除了内部判断、决策出现严重偏差，最主要是因为此时的共产党人，在军事上没有一支绝对武装力量做后盾，更没有一支完全“党指挥枪”的部队给共产党人撑腰打气。（当然，这是单纯从军事层面而言的。至于其它方面也有很多因素，在此限于篇幅，姑且不表）。
所以，后来的共产党人制定了一条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即只允许“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后来的历次革命实践证明，这无疑是极为正确的举措。
而叶挺后来出任新四军军长，却无权调动新四军，与之也有一定的关系。
叶挺出生于广东的一个农民家庭，虽出生时的条件并不优渥，但好在少年时代的叶挺学习出类拔萃，在家人竭尽所能地支持下，他考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粤军。
自叶挺明事理以来，他就希望能够靠军事力量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可随着阅历的增长，叶挺逐渐意识到，光靠军事手段挽救中国是远远不够的，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要广大各阶层的民众积极参与。
而在加入国民党后，当他目睹到国民党内各种顽疾和陋习，尤其是大革命开始后，伴随着与共产党人的逐渐接触，他渐渐意识到，国民党已无法承担起拯救国家危亡和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重任。
因此，后来的他的政治取向逐渐倒向共产主义，并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际，面对旁人的不解，叶挺说：
“我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它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在入党之后，他率领的“叶挺独立团”在北伐之中，一路长驱直入，连战皆捷，屡建奇功，打得吴佩孚、孙传芳溃不成军。叶挺也因此获得了一代“北伐名将”的称号。特别是在汀泗桥与贺胜桥战役中，“叶挺独立团”以2000余人的部队，一举打得吴佩孚3万精锐抱头鼠窜之后，“叶挺独立团”更是赢得了当之无愧的“铁军”称号。
叶挺作战善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并且还能很好地把党建和军政结合到一起，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进来，因此，白色恐怖那段特殊时期，在中国革命整体转入低潮的情况之下，叶挺硬是将一个团，壮大成为八个团，成为南昌起义中的急先锋。
可问题是，此时的中国红色革命奉行的依然是“城市暴动论”，而反动势力的力量也主要集中在城市，这就使得南昌起义迎来了令人唏嘘的结果。
而相比较此时的南昌起义，后来的广州起义就更显得令人不可思议了。广州起义之际，红色革命力量不过才几千人，国民党军却将近有十万大军，以几千人的力量与近乎十万大军血拼到底，无异于是以卵击石。
作为久经沙场的一代名将叶挺，对此自然看得无比清楚。他与叶剑英等人极力建议主动撤出广州城，奈何遭到共产国际顾问的反对，起义终因力量悬殊而告于失败。
起义失败后，叶挺遭到了共产国际的不公正对待，尽管叶挺亲自前往莫斯科解释，但架不住连广州起义都没参加过的王明所谓的《广州起义纪实》的煽动，气愤之下的叶挺只得远走他乡，从此开启了多年的脱党生涯。
但叶挺并没有因此放弃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南方八省红色革命力量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也就是历史上人们熟知的“新四军”。
由于新四军长期活跃于南方八省地区，而南方地区又是蒋介石集团统治力较强的势力范围，因此，新四军军长的人选便是头等之重。
叶挺早年是国民党人，后来虽然加入共产党，但期间有数年脱党的经历，使得他这位“党员”变成了“党外人士”，这样一来，与国共双方都有交集，且政治可靠的叶挺便无疑成为最佳人选。
军长的人选敲定了，副军长的人选毫无悬念的落在了项英的头上。项英早年出身工人阶层，曾与林育南、施洋等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主持、参加过京汉铁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
长征后，项英主要负责南方八省红色革命力量，而新四军实质上就是原班人马，项英是他们的老上级，所谓的“新四军”不过是换了一个叫法而已。所以，论军队控制力，显然项英要比叶挺强得多。
而中央之所以没让叶挺以共产党人的身份领导新四军，而暂时让叶挺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任新四军军长，主要从维护和巩固国共合作的长远大局出发所作出的考虑。
这样一来的结局就是，作为“党外人士”的叶挺不能出席党的会议，而中央的一些指示，又都是项英转达给叶挺的，那么实际上叶挺只剩下执行的权力了。
更糟糕的是，叶、项二人在生活风格迥异，又给后来隐患埋下了伏笔。
叶挺曾出任过国民党的高官，又在国外生活过多年，在生活上自然还是有些讲究的。在部队视察时，他喜欢以马代步，还有副官、卫士等多人随行。
在吃喝上，叶挺有自己的厨师，基本都是单独吃小灶。空闲时候，叶挺还会请自己的厨师做几道家乡菜，邀请随他来新四军的老战友们小聚畅谈一番。
而项英呢？吃苦惯了。他本就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小小年纪早早就进入工厂做工，社会百态、人间辛酸他都尝了个遍。因此，他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看不惯这种生活作风。
事实上，二人最大的见解不同主要在于新四军未来的发展、生存之路。
当时对于新四军的明确指示是北上，作为职业军人的叶挺也十分支持这个决定，并主张集中力量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可项英却想留在皖南继续打游击。尽管叶挺费尽唇舌做工作，奈何项英最终做出了一条严重误判的决策：后退，从西南突进。
不仅如此，项英提出要“精兵主义”，即所谓削减自己军队，以避免过度刺激国民党军，而叶挺则主张，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红色革命力量，这样，倘若国民党军发起突袭，己方也有足够的力量来从容应对。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叶挺的洞察力无疑都是极为睿智、英明的，可惜这一切都没能被项英接受。
叶挺在新四军内特殊的身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党指挥枪”原则、项英对南方红色革命力量的控制力度等诸多因素，使得尽管叶挺身为一军之军长，但始终被项英拿捏得死死的，没有任何实际决策权和调动权力，最终使得新四军无可避免在皖南上演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