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颛顼来源，史书上有三种记载，按照从早到晚的顺序如下：

其一，《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卫国都城即颛顼之墟。

其二，竹书纪年记载“颛顼居濮”，即颛顼居住在濮阳。

其三，南北朝魏收与清朝顾祖禹认为“高阳城在县西二十五里。颛顼高阳氏佐少昊有功，封于此”，这就是如今开封杞县高阳镇被认为颛顼故里的原因。

按照常理来说，左传、竹书纪年都是先秦文献，理应要比开封高阳说更可信。更重要的是，现代考古发现，印证了史书对颛顼来源的记载，考古印证文献，显然足以说明问题。

卫国先后建都于朝歌、楚丘、帝丘、野王，辖地大致为今天河南北部，但其中“帝丘”所在一直没能发现。

建国初，在河南濮阳县东南五星乡高城村南，考古发现“高城遗址”，经过多次钻探和初步发掘，发现了四面城墙等遗迹，整个遗址横跨仰韶、龙山、二里头、商周、秦汉时期。

2005年，对高城遗址四面城墙进一步的钻探和挖掘，发现这是一处面积高达约916万平米的古城址。最终，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河南考古专家考证，确认高城遗址这座916万平米的古城就是曾经的卫国都城。

许顺湛的《濮阳龙山聚集区的启示》，他指出濮阳周边有41座聚落的大聚落群，如同众星拱月一样。显然，高城遗址是一座王者居住的城市，这就更进一步证实濮阳在龙山时代有一位号令诸侯的帝王。

左传记载“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竹书纪年记载“颛顼居濮”，两者可以互证，而考古又印证了这些史料。因此，颛顼源自河南濮阳，而不是如今的开封高阳镇。至于颛顼源自开封高阳镇之说，或是以讹传讹，或是颛顼后人迁居于此而来。

颛顼号高阳氏，其中“阳”很好理解，因为濮阳位于濮水之阳，因此高阳氏之阳代表位置。但其中“高”字，可能与当地环境有关。

濮阳位于黄泛区，经常遭遇水灾。高城遗址上面多为空地，地势十分平坦，但四面城墙顶部多被4米—5米的唐宋淤沙层所掩盖，城壕和城内的文化层被汉代厚约6米—8米的淤土层所叠压。可见，当地水灾何等之严重。

在高城遗址的城墙外侧，存在一层淤沙层、一层胶泥层，间次叠压，展示了一次次水起水落的洪水事件；而从外侧以及墙顶，发现夹杂大量汉代瓦片的淤土分析，该城最终毁于汉代黄河的泛滥。正因为被掩盖在泥沙之下，故而卫都高城遗址才难以被发现。

既然经常遭遇水灾，那么该怎么办呢？在与濮阳同属古河济的山东菏泽等地区，存在“堌堆”，实际就是土丘，就是古人逐步积累了将居住面增高可以避免洪水侵袭的浅显道理，最终越堆越高。因此，颛顼应该居住在很高的土堆上，以此躲避经常出现的水灾。

甲骨文中的“高”，最初字形（即1，见上图）的上面部分为房屋的屋顶及居室，下面部分为高于地面的支撑体，但这个支撑体可能就是土堆。

因此，高阳氏应与颛顼所在位置、居住环境有关，即居住于濮水之阳的高高土堆上的部族。

首先，在河南濮阳市濮阳县西南隅，考古发现6500年前的“西水坡遗址”，该遗址发现龙虎大墓等，当时震惊全国。巧合的是，同样在濮阳县，相距西水坡不远之处，又发现了高城遗址。可见，在中华文明史上，濮阳大概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

其次，先秦世本记载“涿鹿在彭城，黄帝都之”，孔子说黄帝是东夷少昊之子，因此黄帝应在彭城徐州一带，而颛顼在濮阳一带，显然两者在空间上存在交集的可能。或许，颛顼是黄帝之孙未必可信，但两个部落的兴衰，导致两者是出现了部落联盟权力转移。

第三，水经注等文献记载：“帝颛顼之墟，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商契）之所居。”既然颛顼之墟是商丘，那么古书中的阏伯之墟——“商丘”，显然就不是如今的河南商丘，而在如今的河南濮阳。

参考资料：左传、高城遗址考古报告、竹书纪年等